8月19日，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美國研究中心（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發布了一份報告，稱美國在過去幾十年裡失去了“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首要地位”，變成了一支“正在萎縮的力量”。而這些專家給美國開出的“藥方”則是“加強與澳大利亞和日本等‘地區盟友’的‘集體防禦’”。

　　這份名為《避免危機：印度-太平洋地區的美國戰略、軍事開支和集體防禦》（AVERTING CRISIS： AMERICAN STRATEGY， MILITARY SPENDING AND COLLECTIVE DEFENCE IN THE INDO-PACIFIC）的報告由該中心主任阿什利·湯森（Ashley Townshend）、研究員布蘭登·托馬斯-諾恩（Brendan Thomas-Noone）和助理研究員瑪蒂爾達·斯圖爾特（Matilda Steward）共同完成。

　　在報告摘要部分的第一句話，這些作者就寫道：“美國已不再享有在印度-太平洋地區至高無上的軍事地位，其維持力量平衡的能力越來越不穩定”。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邊界位於日本、琉球群島、台灣島、菲律賓、泰國和澳大利亞的所謂“第一島鏈”。但作者認為，美國過去二十餘年裡在中東付出了太多的損耗，並認為為中東地區“治安戰”服務的體制不適合所謂的“大國競爭”。

　　報告稱，美國目前正處於“戰略破產”的危險之中，因為美國政治和外交界堅持一種過時的“超級大國心態”，即認為美國無論在經濟還是軍事領域都擁有無可匹敵的實力，不需要在二者之間戰略權衡。

　　這種心態反映到現實中就是，美國在過去幾十年來“不斷惡化”的國際環境中一直致力於加強並維持同時打擊多個對手的能力，結果這種努力影響了國家的財政，而財政問題反過來又迫使美國國會壓縮軍費，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報告對美國國防戰略的未來持悲觀態度，它說：“在接下來的十年裡，由於政治、財政和內部壓力的綜合因素，美國的國防預算不太可能滿足其國防戰略的需要。”

　　該報告的作者門希望美國把戰略注意力集中在單獨一件事務上——或者說，按照他們的意思，轉移到“與中國在西太平洋的競爭”上。他們認為，美國目前在印度-太平洋地區“並沒有為一場大國之間的競爭做足夠的準備”，甚至已經成了該地區一支“正在萎縮的力量”。相反，中國的軍事實力卻在不斷提升之中。

                                 美國軍事人員的數量在冷戰後期出現了明顯下降。

　　自1991年以來，美國空軍的戰鬥機和轟炸機中隊數量減少了58%，而戰鬥機的平均機齡也達到了26年。與空軍相似，美國海軍的力量自1987年以來也一直在下降，從當時的594艘艦艇下降到了今天的290艘。

　　報告以“菲茨傑拉德”號和“約翰·麥凱恩”號導彈驅逐艦在2017年發生的兩起撞船事故為例，稱美國海軍體量的下降已經影響了其訓練水平和部署效率。

　　報告還提到了戰略威懾力量，渲染“中國導彈威脅”。作者聲稱，“中國越來越多的精確遠程導彈，對美國及其盟國在西太平洋的幾乎所有基地、簡易機場、港口和軍事設施都構成了重大威脅……由於這些設施有可能在戰爭爆發後的頭幾個小時內就被精確打擊廢掉，美國在該地區自由調動前線部隊的能力也受到了挑戰。”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如果你感興趣的話，可以向軍方詢問。我能告訴你的是，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

　　在報告的末尾，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議。不過這些建議與其說是提給美國政府的，還不如說是提給澳大利亞政府的。

　　這些建議的第一條就是“與地區盟友一同在印度-太平洋地區進行集體威懾”。他們希望澳大利亞政府“改變行動與戰略規劃”，用“複雜的高端能力”來滿足其“盟友”的需要。

　　此外，報告還建議澳大利亞將其國防資源從中東地區轉移到印度-太平洋。它說，在2001至2018年間，澳大利亞為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存在總共花費了147億澳元（約合人民幣703億元），同期只在印度-太平洋地區花了39億澳元（約合人民幣186億元）。

　　報告作者認為，在中東地區的軍事行動讓澳大利亞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但獲得的戰略收益回報是“可疑的”。

　　他們還希望澳大利亞在其人煙稀少的北部地區進行更多建設，因為該地區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發生重大衝突”的背景下可以為其“盟友”提供人員及物資的中轉節點。

　　從已經發生的新聞來看，澳大利亞似乎也的確有此打算。7月30日，澳大利亞外長佩恩表示，美國政府計劃在澳大利亞北部的達爾文增建新的軍事基礎設施。這項計劃將耗資2.115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5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