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遭遇重大損失全軍覆沒本來是奉行張國燾的逃跑主義路線， 同草地之爭南下四川吃大米一樣，害怕國民黨正規軍的對壘，害怕日本鬼子的飛機大炮。 結果因為失道寡助，四川沒有吃到大米，反而遭遇了四川軍閥與中央軍的聯手重擊，損兵折將，然後不得不灰溜溜的三過草地，被迫北上。 

但是，三過草地的張國燾和徐向前陳昌浩並沒有真正汲取教訓， 被迫北上之後又相到了逃跑， 原理國民黨， 原理抗日前線，到大西北去建立獨立王國。 結果遭遇了保衛地盤的馬家軍血腥屠殺而全軍覆沒。 這筆張國燾徐向前造的孽，被後來一些犬儒文人硬栽贓到毛澤東頭上， 想當然的認為是毛澤東派張國燾徐向前西征。

實際上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一直反對四方面軍西征， 但是，徐向前陳昌浩只聽張國燾還有一個目前很不清楚的朱德與張國燾， 對毛澤東彭德懷的指揮陰奉陽違，甚至蓄意破壞， 毛澤東彭德懷則百般謙讓。  毛澤東給徐向前和陳昌浩的所謂命令都是以詢問的方式發出， 而徐向前陳昌浩則是反覆拒絕西路軍東返與中央紅軍協同作戰的要求。  這其中還包括西安事變， 張學良的東北軍明確要求西路軍東返，與東北軍和中央紅軍協同作戰， 徐向前和陳昌浩堅決的拒絕！

毛澤東周恩來多次建議西路軍東返被拒絕後明確下放權力， 讓西路軍自行決定， 隨即決斷， 估計也是無奈之舉，因為陳和徐明顯地對中央的命令或者建議陰奉陽違，與其替註定不會接受的建議，還不如讓徐向前陳昌浩愛幹啥幹啥。 所以張國燾回憶錄中對西路軍的失敗只有自嘆愚蠢，對中央最大的抱怨就是“不分享情報”這種屁話。

陳昌浩回憶錄里也說的很清楚， 決意西進的原因就是害怕蔣介石，害怕日本鬼子，以為地方軍閥好欺負，最終目的肯定是西北稱王，另立中央了。

回顧西路軍覆滅的歷史如果非要怪毛澤東的話， 那就是毛澤東不夠獨裁，如果直接奪了張國燾徐向前的軍權，把四方面軍交給彭德懷指揮， 則西路軍數萬人馬與中央紅軍配合絕對能取得更為輝煌的勝利。 毛澤東的命令幹嘛總是“可行否”， 而不是限期東返，逾期軍法從事，撤職查辦！

雙石中校的文章主要揭露犬儒文人如何裁剪裱糊歷史， 如何炮製謊言的過程。 對文人斷章取義，無中生有，縫補剪貼的醜惡行為進行無情地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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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石：在黨中央真需要西路軍策應的時候……

雙石 2019-09-15 來源:雙石茶社

中央向他們提出東進時，他們磨磨蹭蹭好幾天，給出的是一個“西進沒問題，東返有條件”的回覆，而中央一同意他們西進，一天之內就拔營而起！ 　

　在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之後而尚未正式被命名為“西路軍”前後，黨中央率領的河東紅軍主力的確是需要紅四方面軍主力的策應的：因張國燾釜底抽薪，海打戰役計劃流產，河東紅軍主力被迫東移。這個時候，黨中央在客觀上是需要已西渡黃河的紅四方面軍主力的策應的——即：河西部隊跨河擊敵，附國民黨軍胡宗南、關麟征部主力之側背，與河東紅軍主力東西呼應，粉碎國民黨軍的軍事進逼。

　　所以，中共中央曾於批覆徐向前、陳昌浩“提議的名單”批准組織西路軍及其領導機構的電令後兩天內，以毛澤東、周恩來名義兩次去電徵詢徐向前、陳昌浩及朱德、張國燾的意見，詢問他們：“如果返回河東有何困難情形?”[1]"如遇困難要重返河東時有可能否?"[2]

　　徐向前、陳昌浩於1936年11月12日復電中央軍委及紅軍總部，對西進和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打了包票：“二馬主力約全數三分之二已受我打擊”，“時即不能與主力互相策應，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現決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州”。[3] 　

　而對中央詢問的“如果返回河東有何困難情形”，他們未作隻字應答。

　　西安事變爆發前的1936年12月6日，徐向前、陳昌浩兩電中央，報告“糧不成問題，惟籌棉衣甚難”，“在此爭取時間過冬與適時策應主力”[4];“主力在河右岸暫時出擊難能站穩腳跟，取大的勝利。只有先在有力的準備力量，再圖有決定意義之發展”，“我們主張主力速來，黃河結冰迅速向甘北古、大、涼、民進”[5]。

　　而中央的回答是：“我主力在保衛蘇區消滅胡敵的任務下，暫不西進”。[6]

　　一個星期後，西安事變爆發。事變爆發後的12月20日，東北軍方面向周恩來提出了西路軍東返靠攏蘭州的要求，周恩來電告了中央：“王、張並希望河西四方面軍能以一部擊靖遠，威脅胡敵，並協同河東各軍側擊胡敵，”“我意徐、陳目前應立即出一部繞過涼州，逼近蘭州與於軍打通。張答應令於軍援助子彈，同時以一部騎兵向靖遠遊擊，能做到否，請立復”[7]

　　23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要求其與東北軍方面協商：“準備調四方面軍(註：此處是指西路軍)向蘭州、平涼，由蘭州補充其被服彈藥。如何盼覆”[8]。

　　西路軍首長又是如何回覆中央“東返”之詢的呢?

　　1936年12月23日12時，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復電毛澤東、朱德、張國燾：“我們建議西路軍仍首先堅決按期執行打通遠方任務，不過為牽制二馬，可以設法在蘭、丹線上多活動一時。永昌城重要，惟現存糧極少，只要糧食有法，可盡力控制。如果必須我們東開，則必可東移。㈠蘭州友軍至少以六個團及其騎兵進到古浪，與我方先夾擊消滅兩馬於涼州一帶。㈡促新疆以抗日名義至少出六個團，並帶貨物一直進到甘州，以維持後方及遠方交通，如何速示。”[9] 這兩個要求，都是中央辦不到的。所以西路軍首長實際的選擇，還是繼續西進。

　　西路軍失敗後，陳昌浩回到延安，於1937年9月30日寫出了《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檢點了他們當時作出這個選擇的心理動因及其錯誤認識：

　　……這時我與軍政委員會幾個同志談議時，我首先指出東進之必要，主要是說，打過河東會師擊敵，鞏固抗日局面首要任務，較在甘北行動作用大。當時大家亦未多論，我已將東進計劃告潘同寫好，並準備印地圖。第二次軍委電令說“急盼你們東進到平涼集中，任箝制胡部以使主力在西安附近擊敵”，要我們答覆，當時軍政委員會開會，徐、李、李、曾、李及我六人，當我再提出東進時，其餘大家都認為仍須西進。理由為：

　　⒈估計到“戰”的可能大，東返為的打仗，今後打得不好，又要西進，何勞此番往返；

　　⒉我們打到這地已花去三分之一之代價，再打回去，在馬部及中央軍夾擊之下（斯時毛炳文部主力尚在五佛寺、景泰，一部在涼州，胡部補充旅在涼州），損失必大，結果不划算，不如西進接通遠方，損失還要小些。 　　我最後也同意了他們意見，即復電軍委提議仍續西進，並求“軍委最後決定”，如軍委最後決定我們東返，我們還是東返。當日軍委復電說二日內有最後命令，到期軍委去電仍令我們“照原任務繼續西進”，事實經過如此。

現在說來：當時我們都犯了嚴重錯誤：

　　⒈始終是不足的估計統一戰線，以為和平無望，戰爭不可避免；

　　⒉西安事變後，我們就乘機東返，並以之陳述兩馬，提議和平。（如）不能，還是可以打到河東，有和平與如此難得之機會而不爭取，必致與馬拼死到底，繼續戰爭，從政治上說來亦不聰明。 　　⒊當時就打過來，始終可以保存基本力量（即令是不多的基本力量），不致如今日絕大部分之覆沒。 　　這一行動上之錯誤，也是以後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10] 　

　這份報告，朱玉等編輯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戰史資料選編》中，僅公布了第一章和第九章。第二章及第八章的內容，卻被他們選擇性的屏蔽或無視了。

　　1961年5月10日，陳昌浩在與紅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辦公室的同志談話時再次回顧了這個史實： 　　到永昌後發生雙十二事變，大家很高興。廣大指戰員的高興是國內形勢有了好轉，抓到了蔣介石。而我自己的高興是鬆了一口氣，高興中間暗藏了一個馬家可以不打了。就在這時，中央來電指示我們，讓我們考慮是西進好還是東進好。那時我們考慮東面有馬家的部隊和蔣介石的部隊，敵人力量大。西面只有馬家的部隊，因此答覆中央與其東進還不如繼續西進，實際上那時還是害怕蔣介石的部隊。仍一股勁往西走，還是非打通國際路線不可。結果既無補充，又無群眾基礎，希望越來越小了。西路軍的路線是逃跑主義路線，路線錯了，軍事上是挽救不過來的。[11]

　　請問，黨中央真的需要西路軍策應的時候，西路軍首長作出的是什麼樣的選擇？ 　　史載： 　　12月25日24時，在西安的周恩來致電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四方面軍主力既不便東下，仍以留原地並打通安西為妥”。[12]

　　(12月)26日，西路軍總指揮部根據軍委主席團24日電示，決定調集部隊東返，派出人員偵察、勘探道路，命令水昌、山丹各軍集結待命，準備東返。同日傍晚，又撤銷上述命令，部隊撤回原地。[13]

　　西路軍首長的東進命令從決定到撤銷，都在一天之內。 　　12月27日，軍委主席團致電西路軍徐、陳首長，同意了西路軍繼續執行西進計劃： 　　徐、陳、彭、任：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占領甘、肅二州，一部占領安西。開始西進的時機及如何作戰，由你們依情況決定。 　　軍委主席團[14]

　　這實際上賦予了西路軍首長“西進時機自主選擇”的機斷之權。

此前，西路軍首長原本也有就地“多休整幾個月，度過嚴寒之三月”[15]的準備，而即便是按他們在“遠方物資能夠按時到達”的前提下作出的“按期”計劃，也是“擬於明年一月中計九、三十軍搶臨澤、高台，五軍全部約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16]然而與軍委主席團往來磋商了幾天“東進”之議後，西路軍首長卻再也不願意有片刻停留，而是馬上就啟動了西進行程，似乎唯恐又有誰提起什麼動議把他們再往東拽…… 　　

史又載： 　　(1936年12月27日)當晚，西路軍總部及直屬隊在紅九軍掩護下撤離永昌縣城。前鋒紅五軍亦於同時撤離山丹縣城，開始西進。至月底，連日越荒漠，頂風雪，冒嚴寒，衝破“馬家軍”沿途攔截阻擊，繞過甘州(今張掖市)，向肅州(今酒泉市)前進。[17]

　　 　　——中央向他們提出東進時，他們磨磨蹭蹭好幾天，給出的是一個“西進沒問題，東返有條件”的回覆，而中央一同意他們西進，一天之內就拔營而起！ 　　請問馮亞光，這就叫“西路軍有力的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 　　

　　[17]《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大事記》，《悲壯的征程(下)》(中共甘肅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第306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參見：成都雙爺：《對岸果“國史館”檔案提供鐵證：黨中央有力地支援了西路軍》 　　

附被打臉文： 　　馮亞光：《論西路軍對河東紅軍戰略行動的有力策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