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今天——2010年1月11日夜，新華網發布快訊，“中國11日在境內進行了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試驗達到了預期目的。這一試驗是防禦性的，不針對任何國家。”同年1月1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稱，這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不產生滯留空間軌道的碎片，不會對在軌航天器的安全構成威脅。

　　在這次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試驗後，我國由此成為繼美國之後世界上第二個進行陸基中段反彈道導彈試驗的國家。此後，僅由官方公開證實的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就有2013年1月27日、2014年7月23日和2018年2月5日三次；而在此期間發生的，其他未經證實具體性質的“異常天象”，就更是難以一一統計了。

　　而在這幾次試驗期間，也正值韓國開始與美國談判、並最終允許美國將“薩德”（THAAD）反導系統（包含1部X波段雷達和6台發射車）部署到韓國樂天集團下屬的、位於星州郡的高爾夫球場一事。由於“薩德”入韓引發了國內廣泛的討論和抗議，這就使得很多分析一度將中國反導系統的試驗和裝備，誤認為是一種應對“薩德”部署的手段，並由此質疑這種應對的有效性。

　　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看出，既然要破盾，那也應該是“以矛破盾”，沒聽說過“以盾制盾”的道理。龐大複雜的反導系統，研製周期往往很長，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決策研發並部署具備多層攔截能力的反導攔截系統，針對的自然是周邊當時即已擁有中遠程彈道導彈，且具備核能力的國家。

　　不同於民間日常的“布朗式辱印”，從官方的角度上看，中國長期以來對印度的核導威脅是有着相當嚴肅的評估的。不過這種威脅評估的重點，並不在於印度的“烈火”系列在技術上有什麼過人之處，而是印度“習慣性”對自身實力和國際環境的屢屢誤判，在其擁有核導之後會朝着何種方向發展——半個多世紀以來，由印度挑起的中印邊境的種種爭端，都可視作這種現象的縮影。

　　從現實來看，在1998年5月進行了一連串核試驗之後，印度對其核實力確實總是不缺乏自信，並且經常將這種自信投射到對國力的自我認知上。這樣循環下去，就使得印度在核導領域更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烈火-5尚未正式部署，已經計劃研發烈火-6多彈頭彈道導彈，以及同樣多彈頭的K-6潛射彈道導彈。

　　但以印度相對較強的國力和良好的外部技術來源條件，即使在效率上差一些，若干年後這些導彈仍有較大的可能研製出來，並形成一定的部署規模。那麼印度一旦獲得這樣全面升級的核武庫，即使從外界看來其目的都不言自明；而且從很多方面也能看出，印度確實很希望在核威懾領域能與中國平起平坐。

　　這裡我們提一件舊事為證。在2017年建軍90周年沙場大閱兵上，人民火箭軍首次公開了使用8軸特車部署的東風-31AG洲際核導彈。儘管在2019年國慶70周年閱兵公開東風-41之後，東風-31AG也有成為軍迷心中的“過氣網紅”之嫌；但在當初很多外國學者看來，東風-31AG全面提升的反應速度和生存性，仍是分析中國核力量轉型方向的突破口。

　　在2017年沙場閱兵後的一場相關學術交流中，就有印度核軍控學者提問，“東風-31AG的研發部署，是否和印度有關？”當現場的中方專家本着不搞核訛詐的原則，對此做出了“不針對特定國家”這一善意回答後，居然引發了這位印度學者的憤怒！總結一下他的後續發言情況，他的基本腦迴路是，“一定是因為印度核力量的增強，才迫使你們的東風-31AG提升反應速度、做到先發制人解除我們的核武裝！你們卻說沒關係，這是瞧不起印度的核力量嗎！”

　　我們當然也不能斷言，從這位專家的言論，就能說明印度核戰略的主流思路完全是不顧種種客觀事實的“閉門造車”；但對於這種思想背後潛在的軍事冒險和軍備競賽思維，乃至挑起核軍備競賽的可能性，確實需要予以適當的重視。而建設維護國家戰略安全，免遭其弱勢核力量挑釁的反導系統，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正如去年12月26日，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大校在例行記者會上，引用毛主席《水調歌頭·游泳》“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時說的那樣：“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無意作任何國家的對手。中國從不欺負別人，別人也別想欺負中國。如果有人硬要把中國逼成對手，那麼中國一定會做一個合格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