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伊朗承認誤射烏克蘭客機和特朗普推特發出“三個絕不會”，危機更加嚴重——而伊拉克人民動員組織的“卡爾巴拉旅”指揮官薩阿迪11日晚間在巴格達遭到暗殺，局勢也更加撲逆迷離。與此同時，美國國會眾議院以224票贊成，194票反對，13票棄權的投票結果通過旨在限制特朗普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的“戰爭權力決議案”，議案要求：總統終止在針對伊朗政府或其軍隊的敵對行動中使用美國武裝力量，除非國會已經宣戰或頒布了相關法律授權。
簡單從技術上分析，由於這份法案還需要提交參議院進行表決。但特朗普所在的共和黨人占據參議院多數議席而且普遍支持特朗普對伊朗採取的一切行動，決議案在參議院通過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也就是說，這份法案很大可能像針對特朗普的彈劾案一樣，胎死於參議院的腹中，難以對特朗普的權力產生影響。
此外，就這份法案的性質和法律地位來說，民主黨與共和黨也存在認識上的分歧。由於該議案屬於不需總統簽署的兩院共同決議案，共和黨人強調，這樣的決議案沒有法律效力；民主黨人卻表示，根據1973年通過的《戰爭權力法案》，如果該議案也得到參議院的批准，它將具有約束力。參眾兩院這種認識上的分歧，也註定了即使這份法案獲得參議院通過，它的適用性也將大打折扣，何況前文說過它本就不可能在參議院通過。
進一步而言，美國總統權力逐步擴張如今已經成為一個基本的事實，美國所謂的三權分立原則正在逐步受到總統權力的侵蝕。而特朗普展示的“超級大總統”現象，就是這種侵蝕的反映。
美國總統權力之所以不斷得到擴張，一個原因在於長期以來在戰爭及其他危機情況下需要擴大總統的權力以應對特殊局面，這些擴大的權力往往在得到認可後就固化下來被後來者所繼承，長期的累積造成了三權失衡的局面。另一個原因在於，在兩黨鬥爭的格局下，國會中的執政黨議員往往對總統具有“無條件支持”的義務，這就在事實上形成了美國總統能夠通過國會中的本黨議員影響甚至控制國會的現實——在這種情況下，除非在野黨能夠同時占據參眾兩院的多數，否則，兩院在制定出台不利於總統法案時，必然受到執政黨的議員的阻撓，而在美國選民的投票中，出於平衡兩黨的考慮，往往會形成兩黨分別把持參眾兩院的情況，這就等於總統在其職權外，額外獲得了國會中一院的加持，國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總統權力的外延。不僅如此，由於美國聯邦首席大法官由總統任命，無論哪個總統都不會任何一個與其對着幹的大法官，所以，司法對總統的制約也就有限。
當地時間1月10日，美白宮發言人霍根·吉德利發表聲明稱，眾議院有關限制總統特朗普對伊朗使用武力的決議缺乏法律效力也不具約束力。他還指責決議破壞了打擊來自伊朗方面“恐怖主義活動”的能力，“蘇萊曼尼的決定是正確的，是總統作為總司令和行政部門負責人擁有的憲法權力所准許的。”
美國總統的戰爭權力究竟有多大？去年，美國參眾兩院也曾通過一項涉戰爭權力的決議案，要求限制美國對也門內戰的軍事支持。特朗普最終否決了該決議案，參眾兩院也未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支持票以推翻該否決。這一事實表明，民主黨想要限制手持朗普對伊朗的開戰權基本不可能。
可能有人會說，美國1973年頒布的《戰爭權力法》不是對總統的戰爭權力進行了限制了嗎？這倒是個很好的問題，從《戰爭權力法》的內容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只有在國會宣戰、專門立法授權和美國本土、屬地、美國武裝力量遭到攻擊以及援救處於危險之中的國外美國公民時，總統才可以把美國武裝力量投入戰鬥；二是，總統必須在把美國武裝力量投入戰鬥後48小時內向國會遞交書面報告，闡明必須動用軍隊的理由以及動用軍隊的憲法和法律根據，估計衝突的範圍和時間；三是，美國軍隊必須在總統向國會遞交書面報告60天內撤出，除非國會已經宣戰，或以特別法批准動用軍隊，或延長60天期限，或由於美國本土遭到攻擊而無法集合；四是，在確有必要時，總統可以把軍隊的使用期限延長30天；五是，國會隨時可以通過一項不經總統簽署即可生效的兩院共同決議案，以終止美國軍隊的軍事行動；六是，要求總統儘可能在派軍隊到國外作戰以前同國會協商；七是，總統必須每隔6個月向國會匯報一次。
從這些規定來看，“國會宣戰、專門立法授權”固然是總統行使戰爭權力的一部分，但總統卻可以在國會不宣戰、不授權的情況下“把美國武裝力量投入戰鬥”，事後48小時向國會報備即可，如果軍事行動不超過60天，就不需要國會宣戰。可以說，《戰爭權力法》給總統使用軍力量留下了充分的空間。“9·11”事件後，國會相繼通過的《2002對伊拉克使用武力授權法》等授權法案，再次賦予總統更大的戰爭權。
這些情況清楚地表明，美國總統有足夠的權限繞過國會進行戰爭行為，特朗普如果一意孤行想要對伊朗展開軍事打擊，他有的是權力和辦法達到自己的目的。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通過的“戰爭權力決議案”的實質意義在於，再次亮明了民主黨把反特朗普的鬥爭進行到底的態度。所以，美國國內鬥爭的大戲和美伊較量的大戲相互交織，註定了無論是美國還是世界局勢，在2020年都會充滿變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