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防務新聞》報道，這周有很多關於中國的話題。出於政治原因，有些人似乎會在國內不太順利的情況下將注意力轉移到外部對手身上。但我在這裡不是為了聊國內政治的。今天我想聊聊國家安全。事實是，撇開最近的激烈言辭不談，中國確實是一個重大的安全挑戰。之前我們並沒有就這個話題展開太多討論，我認為現在是時候及時糾正這個問題了，所以我聯繫了一個這方面的專家。埃里克·塞耶斯（Eric Sayers）曾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負責亞洲政策，也曾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 （Indo-Pacific Command）的哈里斯上將（Adm.Harry Harris）做過幕僚工作。他對這個話題瞭如指掌。

　　最近有消息稱，美國防部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經過分析認為美國的航母數量應該從11艘減少到9艘。這個消息讓我開始對中國問題有所思考。毫無疑問，中國對美國航母的威脅和當前空軍聯隊的航程是航母需求減少的主要驅動因素。

　　但這又好像是一部我們熟悉電影的橋段：國防部長辦公室或海軍想要省錢削減航母，但國會卻巴不得他們出醜。鑑於埃里克在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和國會的工作經驗，我認為他會有一些有趣的想法，事實證明我是對的。所以話不多說，節目走起！

　　主持：國防部內部的想法是，他們需要減少航母，增加無人艦艇的數量。在過去，削減航母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挑戰性。你認為障礙是什麼？

　　在職業生涯的早期，我曾是弗吉尼亞級核潛艇的一名工作人員。不論這個戰略決定是否正確，試圖從海軍艦隊中將一艘航母直接剔除，或推遲採購一艘新的航母都必然被捲入政治漩渦。

　　即使這個想法可行，國防部長也需要在其任期內花費大量的政治資本來達到目標，這將影響他的其他計劃。

　　那種認為我們能在保留工業基地的同時削減航母，打造一系列新的無人艦艇平台，並以此來重組整個海軍艦隊的想法有很大風險。我知道這個觀點比較保守，但你必須在國會（和議員們）據理力爭。我認為在當下，這個議題還不值得國防部部長耗費精力。

　　當談到航母以及國防創新時，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固有的政治限制下為我們的軍事能力帶來積極的變化。創新不只是進行一系列的軍事演習，對部隊結構提出新的結論，然後推動一個全新的方向。這不可持續且註定要失敗。相反，我們需要能夠謹慎地平衡創新機會和政治現實的領導人。

　　主持：你覺得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航母在高端戰鬥（high-end fight）中更具生存力和更有用？這種方式對過去一直不願削減航母的國會來說是可以接受的嗎？

　　有了航母，我們就擁有了真正的全球性軍事力量展示平台。這個平台為我們提供了移動性和模塊化。隨着更多的國家在印度-太平洋戰區提出政治主張，我認為一艘在海上移動的美國主權象徵是海軍所需要的。因此，在和平的條件下，我們不需要重組航母艦隊也可以在海軍內有積極的改變。我認為關鍵在於重新設計航母空軍聯隊。

　　在擔任司令官時，格林特上將（Admiral Greenert）總是談到為什麼有效載荷（彈藥掛載或燃油）比平台更重要。他是對的，當我們思考航母在西太平洋等高威脅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時都應該將有效載荷放在首位。正如許多比我更有經驗的學者所論證的那樣，海軍目前在無人平台可以如何擴大航母的航程和打擊力量方面缺乏足夠的想象力。

　　因此，與其把目標放在航母艦隊上或冒着巨大風險來建造一個十年內都無法完成的新艦隊，還不如想想如何在21世紀20年代的中後期將無人駕駛系列結合到已有的艦隊中。國會已經並將繼續支持這樣的計劃。

　　主持：你希望海軍和國防部探索哪些方法來更有效地對抗中國的威脅？

　　中國人民解放軍認為海戰是一場聯合作戰。我們也需要這樣看。這與美國海軍和中國海軍之間潛在的衝突無關，這是一場海上控制權的爭奪。如果我們不推動空軍、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參與進來的話就會輸掉這場比賽。

　　目前海軍有相對優勢，但我認為在提升彈藥質量和數量方面一直非常遲緩。正如我以前說過的，這是可以最快改進的地方，尤其是載彈量。這也是解放軍以令人震驚和破壞性的方式領先於我們的地方。空軍應該在其所有轟炸機機隊中整合更多的反艦彈藥，並為此目的與太平洋艦隊一起進行更多的演習。

　　我一直主張退出 《中導條約》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並將其作為一種手段，在第一島鏈內外部署海上軍事打擊威懾解放軍。儘管華盛頓對這一決定存在政治上的擔憂，但我樂觀地認為在未來陸基導彈將成為維護海上平衡的貢獻者。

　　主持：總體而言，國防部和整個政府應該做些什麼來重新獲得相對於中國的優勢？

　　我們應該認識到自己的進步。當我在2010年初第一次在國會山工作時，五角大樓甚至不會將中國作為競爭對手或軍事挑戰來思考。現在想想當時幾乎很荒謬。在那種環境下，研究和平時期的競爭、軍事投資和態勢轉變等嚴肅問題幾乎是被禁止的。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沃克（Bob Work）有很大貢獻。因為他提出了問題，並讓五角大樓開始思考在2010年代中期提出的“紅色”挑戰問題。情況已經好轉很多了，現在我們把很多思考和經歷投入到這些問題上。

　　當涉及到中國時，我們的成敗取決於我們的盟友和夥伴的立場。中國知道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5G、一帶一路以及參與地區和國際組織等方面花費了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試圖建立影響力，將我們與朋友區分開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需要向這些國家提供選擇，但這確實意味着我們需要利用政府的每一個工具，以確保他們不會感到要被迫選擇中國。儘管面臨挑戰，有時甚至令人沮喪，但盟友必須放在第一位。

　　最後，我們必須投資於經常被忽視的戰區軍事能力。擁有一支F-35機隊是一回事，但如果我們要從這個第五代軍備榨取真正的價值，太平洋空軍指揮官就需要飛流機場、跑道維修件、燃料和彈藥儲存，以及更多的資金來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就像《歐洲威懾倡議》（European Deterrence Initiative）已經向歐洲司令部注入了近300億美元來彌補這些軍演所需的資金缺口樣，我們需要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提供類似的資金計劃。

　　主持：還有什麼想要強調的嗎？

　　儘管從職業生涯一開始，我就專注於研究亞太戰區的軍事問題，但我已經開始相信，在未來十年裡，中美競爭將更多地由技術優勢來定義。當然，這種情況可能會改變。但我們應該記得在美蘇競爭中，每段時間都有不同的主要議題。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是朝鮮和核武器。在20世紀60年代是越南和太空競賽。1970年變成了軍備控制和遏制。

　　我在持續的研究中發現有關硬安全政策的問題很吸引人，也很關鍵。但很明顯，隨着中美競爭在本世紀20年代展開，任何想成為政策制定者的人都需要熟悉電信、半導體和人工智能的語言，就像他們熟悉海上力量、戰略穩定和軍力投射一樣。

　　主持：謝謝你抽出時間，埃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