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曉泉]

　　美國是冷戰勝利者和世界秩序守成者，利用手中霸權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和“絕對安全”的做法日益不得人心，硬實力和軟實力不斷下降，霸權走向衰落。中國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製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和外資流入第二大國、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嚴重威脅到美國的世界經濟秩序主導權和壟斷利益。俄羅斯則是擁有廣闊領土的世界軍事大國、資源大國和科技大國，其大力進行軍事改革，重視先進武器裝備研發與列裝，嚴重威脅到美國的世界安全秩序主導權。中美俄三角關係的互動對世界格局影響深遠，深入研究中美俄關係的性質與規律對於新時代中國國際戰略運籌也尤為重要。

　　一、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判定

　　20世紀90年代便出現了“中美俄大三角關係消失論”，一些學者將大三角關係分析框架視為冷戰思維，認為大三角關係隨着蘇聯解體終結了，主張以大三邊關係定性中美俄關係。筆者認為，判定大三角關係是否成立，要看其是否同時滿足三個條件：其中一方與另一方或兩方的核心戰略目標存在結構性矛盾；任何一方都無法獨自戰勝另外一方或兩方；任何一組雙邊關係對另外兩組雙邊關係都影響巨大。

　　（一）大三角關係中一方與另一方或兩方的核心戰略目標存在結構性矛盾

　　在大三邊關係中，三方的核心戰略目標沒有結構性矛盾，因此可以形成合作共贏關係。而在大三角關係中，其中一方與另外一方或兩方的核心戰略目標存在結構性矛盾。大三角的基本性質是大國間的對峙與博弈，它的理念基礎是地緣政治競爭，它默認的規則是零和遊戲。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美蘇的核心戰略目標都是戰勝對方、稱霸世界，因此存在結構性矛盾。中國的核心戰略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與美蘇稱霸世界目標亦存在結構性矛盾。中國由於當時國力太弱，主要是在美蘇夾縫中謀生存，求發展。意識形態因素對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作用並非是主導性的，中蘇意識形態相同，但兩國關繫緊張與衝突的實質是基於主權國家之間關係。

　　在中美俄大三角關係中，美國與中俄的核心戰略目標均存在結構性矛盾。美國國際戰略的核心內容就是防範包括中俄在內的其他力量中心挑戰其世界霸主地位。美國試圖消除中俄成為世界強國的潛力，而中俄都謀求實現民族復興。美國主張單極世界，中俄主張多極世界。美國主張西方文明一統世界，中俄主張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美國謀求主導世界經濟秩序並獲取壟斷利益，中俄謀求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經濟新秩序並開展互利共贏合作。美國謀求本國“絕對安全”，中俄倡導各國“共同安全”。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影響力上升以及俄羅斯安全影響力上升，美國與中俄的結構性矛盾開始激化。美國2017年發表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2018年發表的新版《國防戰略》、新版《國家軍事戰略》和《核態勢評估》、2019年發布的新版《導彈防禦評估》等報告都將中俄作為美國的主要安全威脅和頭號全球戰略對手。

　　（二）大三角關係中的任何一方都無法戰勝另外一方或兩方

　　在大三角關係中，圍繞核心戰略目標的實現，如果任何一方在零和博弈中完勝另一方或兩方，大三角關係就不復存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以美國完勝蘇聯並瓦解蘇聯陣營為終結。在美蘇爭霸時期，中國相對弱小，但有足夠的意志和能力維護國家主權與獨立，還可通過聯合美蘇任何一方改變大三角關係態勢，減小外部戰略壓力。中國的“兩彈一星”成功後，中美蘇在核武安全領域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大三角關係的特徵因此更為明顯。

　　蘇聯解體使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不復存在。美國雖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但難以徹底戰勝中俄。中俄美都是有能力在陸海空乃至太空、網絡等新疆域開展全面競爭的世界大國，並且任何一方都無法徹底戰勝另外任何一方。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在綜合國力上與美國的差距迅速縮小。俄羅斯在遭受西方經濟制裁情況下扭轉了敘利亞戰爭形勢，建立了平行於美國主導的反恐聯盟的國際反恐新聯盟，徹底打亂了美國的中東戰略部署。中俄在伊朗問題、朝鮮問題、委內瑞拉問題等國際安全熱點問題上的戰略協作日益深化，打擊了美國顛覆別國政權、破壞地區穩定的圖謀。中俄政治穩定，堅定地走符合本國國情的道路，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的能力相對增強。

　　（三）大三角關係中任何一組雙邊關係對另外兩組雙邊關係都影響巨大

　　蘇聯自1953年後不斷地進行外交政策特別是對美政策的調整。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的“三和路線”，把和平共處原則作為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並要求中國外交服從這一總路線。然而，1959年9月，赫魯曉夫在訪美之後來北京參加中國10周年國慶活動，中國不同意赫魯曉夫對“戴維營精神”的過分宣揚。在回國途中，赫魯曉夫又發表了一些影射攻擊中國領導人的言論。“一系列行動，使中蘇關係由友好的團結走向分裂。”

　　中蘇關係惡化為中美關係改善創造了契機，而中美關係改善又對美蘇關係影響巨大。“為鞏固越南戰爭後受損的國際威望，華盛頓開始第一次認真考慮對華關係正常化”。“尼克松成功訪華後，蘇聯政府高層因此感到很不安，害怕中美聯合起來與其對抗。於是同年5月，在蘇聯的邀請下，尼克松訪問蘇聯，雙方簽訂了《美蘇關於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等文件，20世紀70年代美蘇緩和局面從此開始。”“美蘇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出現困難後，卡特政府不得不積極尋找與中國建交的方式。”

　　按照前文所述三個條件判定中美俄關係可得出結論，即中美俄大三角關係不但存在，而且存在於從蘇聯解體迄今乃至今後相當長時期內。假設中美俄是大三邊關係而不是大三角關係，中美關係發展就不應引起俄羅斯的擔心，俄美關係發展就不應引起中國擔憂，美國就不會擔心中俄關係發展。事實上，每當中美或俄美走近，中俄國內都會出現擔憂之聲。進入冷戰後時代，儘管美國對中俄未來存在挑戰的可能性一直保持着警惕，但卻沒有充分認識到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以至於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國，也沒有意識到俄羅斯國家實力特別是軍力的較快修復，更沒有預判到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主要對手的過度靠攏。

　　20世紀90年代是大三角關係的過渡時期。當時，大三角關係相對比較模糊，但是其基本規律已在發揮作用。俄羅斯在立國之初全力融入西方，即使在1996年改行全方位大國外交政策之後，依然對西方抱有幻想，將成為被西方認可的世界大國作為戰略目標。中國謀求融入和利用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極力與西方擴展經貿合作，對美實行韜光養晦，將維護“中美關係大局”作為外交重點。由於中俄極力發展對美關係，並且兩國國力與美國國力差距甚大，中俄關係、中美關係、俄美關係總體上都在發展。然而，這只是表面現象，中俄發展對美關係的戰略目標都是推動本國發展，進而實現民族復興或曰文明復興，而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必然嚴重衝擊美國的世界秩序主導權。

　　三國核心戰略目標上的結構性矛盾，使美國表面上發展同中俄的關係，但實際上始終沒有放鬆削弱中俄崛起的潛力。美國在蘇聯解體初期集中精力改造俄羅斯，掠奪其國民財富，搶占原蘇戰略空間，加緊北約東擴。美國戰略重心因此仍保持在歐洲，直到21世紀初才開始向亞太轉移，這為中國創造了十多年戰略機遇期。美國對華經濟政策相對寬鬆，意在通過將中國融入世界經濟推動中國實施自由化市場經濟改革，從而壯大中國的資本勢力，同時加緊對華和平演變，極力扶持分裂勢力、民運勢力等反華勢力。

　　俄羅斯從大三角關係中獲得了戰略利益，其2014年得以成功合併克里米亞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的戰略重心此時已東移亞太，不願為烏克蘭而冒險與俄羅斯硬碰硬，而是選擇聯合西方對俄實施制裁，削弱俄羅斯維繫軍力的經濟基礎。俄美關係惡化進一步拉近了中俄關係，兩國2014年簽署了被稱為“世紀合同”的東線天然氣管道協議，2015年簽署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聯合聲明，這兩個標誌性事件說明中俄在發展雙邊關係和實施對外戰略上達成高度互信與默契。

　　二、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歷史規律

　　由於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由中美蘇大三角關係演化而來，為釐清中美俄大三角關係，需要總結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歷史規律。為此，可將中美蘇大三角的三方區分為最強勢方、次強勢方和最弱勢方。最強勢方不一定是國力最強方。當國力次強方對國力最強方形成長期攻勢時，其可被視為最強勢方。美蘇爭霸期間，中國始終是最弱勢方。受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失利等因素影響，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被蘇聯取代最強勢方地位，但其在80年代初蘇聯深陷阿富汗泥潭後再次成為最強勢方。縱觀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發展，可觀察到以下規律：

　　（一）最強勢方將次強勢方作為主要戰略對手

　　中美蘇大三角雖然有三方，但其結構不是三足鼎立，而是兩極對峙。美蘇處於爭霸狀態，雙方隨着力量此消彼長而交替成為最強勢方。無論誰為最強勢方，都將對方作為全球頭號戰略對手。赫魯曉夫1956年曾實行“三和路線”，試圖與最強勢方美國建立和平合作關係，但以失敗告終。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領導集團上台後，加強了對美博弈力度：一是加強軍力建設；二是加強對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控制，加強對華約的控制和利用，用經互會推動“多邊一體化”；三是削弱美國在西歐的影響；四是通過支持越南抗美消耗美國；五是在南亞、中東、拉美等地區與美國爭奪影響力。蘇聯國力迅速追趕上來，國民收入1950年相當於美國的31%，1970年上升為65%；蘇聯工業總產值1950年相當於美國的30%，1970年上升到80%。到70年代前期蘇聯的鋼鐵、石油、水泥、化肥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也超過美國而躍居世界首位。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時，美蘇戰略武器之比約為4∶1。10年後，美國擁有2165件，蘇聯擁有2167件，美國喪失了對蘇聯的壓倒性核優勢。到60年代末，美國無論是在常規兵力方面，還是在常規武器方面，都處於劣勢。

　　整體而言，70年代初期的美蘇爭霸“一直是處於‘蘇攻美守’的狀態”。這樣，蘇聯取代美國成為最強勢方。卡特1977年就任美國總統後，致力於改善美蘇關係，但蘇聯繼續實施擴張政策，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南部非洲推行針對北約的“掐斷戰略”，卡特總統被迫轉而實施“卡特主義”，即如果蘇聯不停止擴張，北約決定在歐洲部署新型中程導彈，並對蘇聯實施經濟制裁。80年代初，蘇聯因陷入阿富汗戰爭泥潭，美國再次成為最強勢方。戈爾巴喬夫試圖與美國緩和關係，但換來的是里根總統推出星球大戰計劃以及強化對蘇和平演變戰略，蘇聯由此走向終結。

　　（二）次強勢方傾向聯合最弱勢方應對最強勢方

　　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次強勢方和最弱勢方傾向於聯合應對最強勢方，方式有對抗和緩和兩種。50年代，中蘇為應對美國而結盟，在朝鮮戰爭中聯合抗美。朝鮮戰爭削弱了美國實力，使美國對蘇打壓弱化。蘇聯為贏得更寬鬆的國際環境，希望藉機改善對美關係，極力壓中國服從其對美緩和政策，卻未得到中國響應。於是，蘇聯開始對華施加壓力，導致中蘇關係惡化。

　　70年代，蘇聯領導人認為東西方力量對比正發生有利於東方的根本性變化，因此強化了對外擴張政策，與美國在全世界爭奪勢力範圍和影響力。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蘇共24大政治報告中指出，“十月革命開創的歷史進程在加快前進，出現了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取得勝利的前景”。蘇聯在60年代末成為最強勢方後，對華採取了更為強硬的政策。1969年3月爆發了珍寶島事件，中蘇關係由惡化變為敵對，此後，蘇聯在中蘇邊界屯兵百萬，挑唆和支持越南、印度反華，給中國造成巨大戰略壓力。於是，次強勢方美國與最弱勢方中國傾向於聯合應對最強勢方蘇聯。

　　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美國試圖同時緩和與中國和蘇聯的關係。美國緩和對華關係有藉此撬動美蘇關係的用意。美國既要利用中國給蘇聯施加壓力，又不能因為中國過分刺激蘇聯，從而影響對蘇緩和政策。這種次強勢方聯合最弱勢方的策略與50年代次強勢方蘇聯聯合最弱勢方中國的策略如出一轍。因此，次強勢方與最弱勢方聯合應對最強勢方時，總是試圖與最強勢方緩和關係，並且試圖利用最弱勢方實現此目的，這是大三角關係的又一個歷史規律。80年代，次強勢方蘇聯再次謀求改善對華關係，積極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

　　（三）最弱勢方的選擇決定着另外兩方力量對比

　　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最弱勢方中國曾與次強勢方蘇聯結盟，使最強勢方美國無法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取勝並被嚴重消耗，進而在60年代末淪為次強勢方。70年代，中國開始與美國發展關係，使最強勢方蘇聯在東西兩線被牽制大量兵力，並陷入阿富汗戰爭泥潭，蘇聯支持的越南對柬埔寨、老撾的侵略也被遏制。同時應對美中過度消耗了蘇聯的實力，使其重新淪為次強勢方。

　　美國重回最強勢方地位後曾試圖在台灣問題上開倒車，增加對台軍售。對此，中國正面回應蘇聯提出的中蘇關係正常化訴求，給美國造成巨大戰略壓力。1982年5月，“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專門就中蘇和解問題出台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中蘇如果和解，將對美國的全球戰略帶來重大影響：（1）蘇聯將抽出更多精力應對美國，西歐、中東、中美洲地區將首當其衝。（2）中國會減少對越南的戰略壓力，將使美國在東南亞的利益遇到麻煩。中國對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的興趣也會降低。（3）中蘇和解會減少中國對蘇聯的戰略壓力，使蘇聯將更多的力量部署到西半球，蘇聯由此也會在軍控談判中更不願妥協。”為拉住中國，美國與中國簽署了“八一七”公報，保證在台灣問題上信守承諾。在此情況下，中國將消除“三大障礙”作為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前提條件，即蘇聯減少部署在中蘇邊境的武裝力量數量並撤出駐蒙軍隊，蘇軍撤出阿富汗，蘇聯促成越軍撤出柬埔寨。中國此舉是均勢外交原則的產物，一是為了降低來自蘇聯的威脅，二是為了延緩中蘇關係正常化步伐，以便從美國得到更多戰略利益。戈爾巴喬夫1986年的海參崴講話雖然對中蘇邊境駐軍和從阿富汗撤軍問題作出了積極表態，但中蘇關係正常化一直拖到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才得以實現。蘇聯成為次強勢方後由於沒有及時與最弱勢方中國聯合應對美國，其戰略處境愈發艱難，最後在內憂外困中走向解體。

　　在20世紀80年代初至1991年蘇聯解體期間的大三角關係中，中國對美蘇實施相對均衡的政策，使大三角關係格局發生很大變化。雖然次強勢方（蘇聯）與最弱勢方（中國）的關係有所加強，但是最強勢方（美國）與次強勢方（蘇聯）的關係以及與最弱勢方（中國）的關係都比中蘇關係密切。最強勢方第一次在大三角關係中占據最主動戰略地位，這是其最終戰勝次強勢方並終結大三角關係的關鍵原因。基辛格敏銳地發現了大三角關係的這一規律，在回憶錄《白宮歲月》中指出，“我們與對手們的關係應該比對手們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密。”

　　三、新時期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規律與特點

　　（一）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規律

　　20世紀90年代，蘇聯繼承國俄羅斯的國力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多重危機中被嚴重削弱。相比之下，中國政治穩定，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具有了比俄羅斯更強的衝擊美國世界秩序主導權的能力。中國因此成為了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次強勢方，而俄羅斯淪為最弱勢方。然而，中美蘇大三角關係基本規律仍發揮作用。

　　首先，最強勢方美國認為次強勢方中國對其世界秩序主導權的現實威脅遠大於最弱勢方俄羅斯，將中國視為頭號戰略對手，將戰略重心東移亞太，對華政策日趨強硬。

　　其次，次強勢方中國與最弱勢方俄羅斯傾向於聯合應對最強勢方美國。俄美曾在新俄羅斯建國初期和美國反恐戰爭初期經歷過兩次蜜月期，在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統時期經歷過關係“重啟”。俄羅斯為發展對美關係作出過巨大讓步，然而由於美國的對俄戰略目標是消除其成為世界強國的潛力，俄美註定走向零和博弈。中俄都有共同應對美國戰略遏制的迫切需求，這是中俄關係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014年烏克蘭事件後，俄羅斯對華戰略倚重加大，美國對華施壓加大，導致中俄進一步走近。2019年兩國元首決定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俄羅斯開展對華經濟合作更為積極，成為“一帶一路”合作度最高的國家。中國對開展與俄安全合作更為積極，與俄開展了大規模軍事演習，在構建全球軍控體系、地區熱點問題上達成了戰略默契。雖然美國威逼利誘俄羅斯壓中國參與中導條約談判，並且這也“符合俄羅斯關於中國導彈潛力的某些實際利益與關切”，但俄羅斯因“中俄擁有高水平戰略合作”而拒絕了美方要求。

　　最後，最弱勢方俄羅斯的選擇決定着中美力量對比。美俄聯合將使中國極為被動。反之，中俄聯合將有力地制衡美國霸權。中國只有運籌好俄羅斯因素，才能夠確保在對美博弈中贏得主動。中俄關係高水平持續發展為中國在美國巨大的戰略遏制壓力下贏得戰略機遇期提供了最重要的戰略保障。

　　（二）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特點

　　1。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相同於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特點

　　中美俄大三角是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延續，因而具有一些相同於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特點：

　　首先，中美俄大三角關係與中美蘇大三角關係都是決定世界格局演化方向的最重要的大三角關係。中美俄大三角的形成正值世界多極化趨勢加強，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歐洲、日本對美獨立傾向明顯上升，金磚國家等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中俄戰略協作不以結盟為基礎，反而更靈活有效。鑑於美國盟國體系正在分化，中俄有可能與美國的某些盟國達成戰略默契，結成“戰略夥伴”，共同推動世界格局的轉換。

　　其次，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實質仍是國家核心利益博弈。美國試圖削弱中俄主權，進而削弱兩國發展潛力。美國推行的西方價值觀和中俄推行的東方義利觀之爭實質是主權之爭、發展道路之爭、國家根本利益之爭。

　　再次，當前，最強勢方美國仍然試圖分割世界市場，極力與中國經濟“脫鈎”，將中國排除在“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談判之外，阻礙“一帶一路”建設。

　　最後，中美蘇大三角關係最強勢方美國極力推行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而蘇聯推行計劃經濟模式。中俄在20世紀90年代都實行了市場化改革，俄羅斯還搞過“休克療法”。然而，自由化市場經濟改革不符合中俄兩國國情，中俄通過總結市場經濟改革的經驗教訓，都重視加強政府和國有經濟的作用，重視宏觀調控與發展規劃，逐漸形成了有別於美國自由化市場經濟模式的具有本國特色的發展模式，美國與中俄的博弈因此成為發展模式博弈。

　　2。中美俄大三角關係不同於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特點

　　首先，當今中美經濟實力差距小於以前蘇美經濟實力差距且還在加速縮小。1975年蘇聯經濟巔峰時期，其GDP也只占美國的40.6%，而中國2019年的GDP已達到美國的63%。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貢獻着世界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

　　其次，美蘇在世界市場分割的環境下爭霸，而中美在世界市場統一、雙方經濟高度融合的環境下鬥爭。中國堅決反對割裂世界市場和逆全球化，堅決反對霸權主義。中俄都主張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國際關係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樣性。

　　最後，當今的中國在中美俄大三角關係中戰略主動優勢更明顯：

　　一是美俄戰略文化相似，慣於針鋒相對的較量。雖然中美結構性矛盾遠大於俄美，但是俄美關係的對抗程度卻遠大於中美。美國將俄羅斯推向中國，並受到俄羅斯的巨大牽制，不得不將本應用於對付中國的大量資源用於對付俄羅斯。

　　二是中國與美俄戰略文化不同，更善於韜光養晦、縱橫捭闔，努力與大多數國家結成統一戰線。即使在美國等西方國家重壓下，中國依然努力發展與西方的關係，使美國始終無法像當年對付蘇聯那樣就對華實施強硬政策在盟國體系內達成共識。一些西方國家加入亞投行，拒絕美國提出的排擠華為5G技術的要求，高度認可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舉措，這些都重擊了美國孤立中國的圖謀。

　　三是中美俄處於同一世界市場，美國無法對中國進行區域性陣營分割孤立，其任何對華制裁措施都會引起極大副作用，將直接損壞美國企業和民眾利益。

　　四、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發展趨勢

　　中美俄大三角關係是決定未來世界秩序的最重要的大三角關係。從中美俄的根本利益、力量對比和戰略走勢判斷，中美俄大三角關係將長期存在，中俄共同改造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將貫穿中美俄大三角關係互動的全過程。由於中國迅速崛起，中國所特有的戰略文化將對大三角關係產生深遠影響，使其運行規律出現新特點，並將終結大三角關係。

　　（一）中美俄大三角關係將長期存在

　　美國作為守成國與中俄的結構性矛盾無法改變。美國不會像對待某些威權小國那樣包容中俄特別是未來可能超越其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地位的中國，否則美國將難以守住世界性壟斷利潤，其建立在此基礎上的世界霸權將不復存在。在美國放棄聯盟進而放棄全球霸權絕不可能、多數盟國在該同盟體系中收益與成本的不對稱性依舊甚至更加惡化的情況下，美國設法繼續維持甚至強化其全球同盟體系、逼迫盟國提升對同盟體系戰略投入的又一選擇，則是有意無意地推動惡化地區乃至全球安全環境，或者說，為這個同盟主動塑造一個足以對其盟國構成重大安全威脅的外部敵手（至少是在心理學意義上）。

　　美國向中俄極力兜售西方民主制度的目的是消解對手的領導力乃至顛覆其政權，扶持國內資本勢力和地方勢力，最後形成寡頭政治和國家分裂。中俄都有輝煌的歷史文化，西方民主觀念難以在兩國社會生根，兩國百姓更看重強政府而不是弱政府，政府更看重集體權利而不是個人權利。中俄都注重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強化政府治國理政能力。中國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設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普京徹底放棄了葉利欽的全盤西化戰略，建立了具有“中央集權、國家主義、主權民主、民族精神、市場經濟、依法治國”特點的發展模式。中俄的發展模式符合本國國情，卻不符合美國戰略利益。美國將中俄採取的政權鞏固、經濟調控、信息管控、國防建設等措施視為對美國價值觀和國家利益的挑戰。美國家安全戰略指出，“中俄試圖塑造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和利益對立的世界”。中俄發展模式適合本國國情，並對其他國家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起到示範和引領作用，將極大地削弱美國模式的國際影響力。

　　從當前趨勢看，美國霸權的衰落過程持續加快，但是就綜合國力和世界影響力而言，美國仍是世界超級大國。中國成為次強勢方後，美國全面加大對華戰略遏制。然而，在中美經濟高度融合情況下，這種政策必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因此，中美博弈將呈現摩擦增多，打打談談、談談打打的特點。俄羅斯主張多極世界，把中國當作改造世界秩序的“戰略盟友”，將對華戰略合作視為兩大文明合作。俄羅斯始終保持政策獨立性，重點在其最具優勢的安全領域發揮世界性影響，通過介入敘利亞、伊朗等問題打亂了美國的中東安全布局。

　　在世界新秩序形成過程中，美國將在經濟領域遭遇中國的強大衝擊，在安全領域遭遇俄羅斯的強大衝擊。中國力圖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一帶一路”）換時間。中俄深化戰略協作將有效彌補雙方在經濟和安全能力的短板。中俄與美國的力量對比此消彼長將是長期過程。即使未來美國淪為次強勢方，只要其與最強勢方的實力沒有拉開足夠距離，仍將為奪取世界霸權與最強勢方進行激烈博弈，中美俄大三角關係因此將長期存在。

　　（二）中俄開展“經濟與安全（政治）一體化”合作

　　美國在經濟上壓不垮中國，在安全上壓不垮俄羅斯，因此重點以安全手段打擊中國經濟，以經濟手段打擊俄羅斯安全。中國的國際經濟擴張能力較強，而國際安全保護能力較弱。美國通過經濟手段難以阻擋中國提升本國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和“一帶一路”建設，其與中國經濟“脫鈎”政策因給其他國家造成巨大損失而難以得到廣泛支持。如果西方國家對華提供技術、資金、市場，而發展中國家對華提供資源、市場或充當中國商品繞過美國對華高關稅壁壘的中轉站，美國對華打壓政策必遭失敗。因此，美國必須迫使大多數國家跟隨其與中國經濟“脫鈎”，為此必然加強政治施壓和安全威脅。一方面給中國製造各種麻煩，利用國際話語權抹黑中國；另一方面在中國及其重要合作夥伴國挑起事端，迫使多國在與中國開展互利合作還是確保政權安全之間進行選擇。中國如不迅速加強安全能力，就可能在國際經濟合作中陷入孤立，進而加劇國內經濟壓力，引發社會問題，為美國破壞政治安全提供可乘之機。

　　俄羅斯的國際安全能力較強，而經濟保障能力較弱。美國曾試圖通過策動格魯吉亞、烏克蘭等國“顏色革命”以及顛覆敘利亞等國政權打擊俄羅斯國際安全能力，但遭到俄羅斯強力回擊，反而強化了俄羅斯的國際安全地位與作用。於是，美國大力攻擊俄羅斯經濟，聯合西方對俄實施制裁，重點打擊金融、軍工、能源三大命脈產業，導致俄羅斯企業處境艱難、國家財政雪上加霜，進而使其國際安全保障能力受限、社會問題加劇。這為美國破壞俄羅斯政治安全提供了可乘之機。

　　中俄對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的重視差異較大。中國更重視對俄加強經濟合作，而俄羅斯更重視對華加強安全合作。只有“經濟與安全（政治）一體化合作”才能使雙方優勢互補。沒有中國經濟力量的支持，俄羅斯難以長期保持強大的安全能力。沒有俄羅斯安全力量的支持，中國在“一帶一路”很多支點國家的經濟利益就會由於出現“顏色革命”乃至戰爭而蒙受損失。隨着美國加大戰略遏制壓力，中國日益重視加強對俄安全合作。俄羅斯認識到經濟發展長期滯後會影響國家安全利益，更加重視對華經濟合作。

　　中俄開展“經濟與安全（政治）一體化合作”可能成為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核心內容，即中俄通過戰略和規劃對接以及大項目合作，在經濟上形成公平、平等、互利、均衡、具有較大規模和可持續發展的利益共同體，同時設定安全合作共同目標，開展深度安全合作，以深化經濟合作保障兩國國際安全能力，以深化安全合作保障兩國經濟合作特別是兩國共同主導的多邊經濟合作項目不受敵對勢力破壞，從而使兩國經濟合作與安全合作優勢互補、良性互動，最終形成經濟與安全共同體。

　　中俄經濟與安全共同體將聯手促進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支持多邊主義和國際多邊合作新組織、新機制，反對干涉別國內政，維護全球軍控體系穩定，共同打擊“三股勢力”，深化在太空、網絡、北極等戰略新疆界的安全合作，以大規劃、大項目、大企業為支點深化關鍵性經貿、科技領域合作，在“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安全觀”“大歐亞夥伴關係”等雙方提出的重大國際倡議和理念上相互支持。

　　（三）中俄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

　　中國以“一帶一路”倡議推行新型經濟全球化，其不同於美式經濟全球化的特點是：遵循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合作理念而不是本國利益最大化；在全球範圍內更合理地分配生產要素，而不是謀求本國壟斷性操控；尊重別國經濟主權，強調國家平等合作以及戰略、政策和規劃對接，而不是踐踏他國主權，以強凌弱，通過推行經濟自由化對別國經濟巧取豪奪；追求世界經濟體系均衡與穩定，而不是製造和利用危機謀取暴利。因此，新型經濟全球化符合絕大多數國家利益。俄羅斯認同“絲路精神”，願意與中國共同推進新型經濟全球化。美國逆全球化和割裂世界市場、挑起陣營對抗的倒行逆施將難獲響應。

　　中俄削弱美國世界秩序主導權的最重要路徑是推動世界多極化。莫斯科卡內基中心高級研究員加布耶夫指出：“俄羅斯理想中的國際社會架構是多極世界。俄羅斯也不想與美中為伍，共管世界。出現兩個遙遙領先的國家與‘美國一強獨大’的局面不同。美中不會協調一致，敦促各國改變體制、制定全球規則。在美中開展競爭的領域，俄羅斯、日本、德國這些‘二線選手’仍有發揮影響力的餘地。多虧了美中的競爭關係，俄羅斯才得以同其他主要國家坐在一張桌子上參與決策。”中俄早在1997年便提出“雙方將本着夥伴關係的精神努力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強調“廣大發展中國家和不結盟運動是促進世界多極化、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中俄所主張的多極世界不是多霸世界，而是在國際關係民主化基礎上大小國家平等相待、共同發展的和諧世界，聯合國等多邊國際組織將發揮更大作用。中俄積極推動世界多極化有利於歐洲提高國際地位和獲取發展新機遇，有助於加強中俄與歐洲的合作。因此，美歐分歧將隨着美國對中俄施壓力度加大而同步加大。

　　（四）中俄主導歐亞大陸秩序改造

　　歐亞大陸是世界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發展潛力最大的地理板塊。誰能控制歐亞大陸，誰就能主宰世界。所以，歐亞大陸成為中俄美大三角博弈最激烈的地區。美國在霸權衰落情況下對歐亞大陸的控制力持續下降。以中國、俄羅斯、歐盟、印度為代表的世界力量中心正在歐亞大陸崛起。美歐關係由於美國孤立主義和利己主義傾向加大而受到削弱，歐洲獨立外交和獨立防務趨勢日益明顯。美國極力拉印度加入印太戰略，但是印度歷來重視政策獨立，並且作為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秩序改造與中國有很多相通或相似主張，不會輕易充當美國的戰略工具。洞朗對峙使中印都看到對方不願動武的意圖，並因此加強了分歧管控機制。印度加入上合為中印合作提供了新平台。中俄都不謀求稱霸歐亞大陸，而是致力於與歐亞大陸國家和平共處，攜手推動域內和平穩定與共同發展。歐亞大陸大國間戰略默契程度將越來越高，美國通過挑撥大國關係在歐亞大陸對中俄進行戰略遏制將愈發困難，並可能在歐亞大陸經濟一體化過程中被邊緣化。

　　中亞、蒙古和朝鮮半島是中俄的共同周邊。中俄經營好“共同周邊”可使兩國戰略影響力產生疊加效應，形成抗衡美國的地緣戰略依託。以2015年《中俄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合作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為標誌，中俄形成了經營“共同周邊”的戰略默契，即尊重域內國家主權，攜手維護域內和平穩定與共同發展，對域內外國家合作持開放態度。兩國對“共同周邊”的政策將更加協調一致。

　　上合組織系中俄改造歐亞大陸秩序的核心平台。中俄致力於提升上合組織在區域治理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努力推動上合組織形成共同價值理念、平等協商和互利共贏的合作機制、公平公正的合作規則體系，並將其推廣到歐亞大陸更多地區。

　　對於歐亞大陸治理體系建設，中俄各有規劃和重點。俄羅斯提議與中國共同發起一個“安全與經濟（政治）一體化合作”的國際倡議，這就是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聯合聲明》所提出的“歐亞全面夥伴關係”。俄羅斯希望通過“歐亞全面夥伴關係”與中國共同推動歐亞地緣板塊崛起、改造歐亞大陸秩序。“歐亞全面夥伴關係”的實施有利於歐亞大陸一體化和推動中俄與歐亞大陸國家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與俄羅斯聯邦經濟發展部關於歐亞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聯合可行性研究的聯合聲明》（2017年）將“歐亞全面夥伴關係”替換為“歐亞經濟夥伴關係”，但這不符合俄方初衷。俄羅斯之所以接受“歐亞經濟夥伴關係”的提法，是因為希望其最終發展為“歐亞全面夥伴關係”。中俄在歐亞大陸的“經濟與安全（政治）一體化合作”遲早會將向“歐亞全面夥伴關係”方向回歸。

　　（五）中國戰略文化將終結中美俄大三角關係

　　多極化世界不是多霸世界，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只有世界力量中心謀求“統”而不“霸”，人類社會才能免於戰禍和實現共同發展。為此，需要一種有別於西方價值體系的新的主導性共同價值體系。西方價值體系具有排他性，試圖實現所謂的“文明的終結”，這不符合多極化世界的需要。中國早在秦朝便實現了“大一統”，具備長期治理天下的經驗，在歷史長河中展現出來的並非民族國家，而是文明形態；中華文明講求和諧均衡而非利益最大化；中華文化是儒釋道有機結合，儒家講求秩序、佛家講求因果、道家講求規律，三者和諧共生，並且能夠與其他宗教包容共生。因此，積澱深厚、源遠流長的中華價值體系能夠擺脫西方二元對立模式，其所滋養的中國戰略文化相對於美國戰略文化具有不武不霸、包容開放、同舟共濟三大特點。

　　在中華價值體系和戰略文化影響下，中國提出了針對美國（西方）價值體系的世界秩序改造思路：安全上由絕對安全模式變為互保模式，集中體現為“共同、綜合、合作和可持續的新安全觀”；經濟上由壟斷模式變為互利模式，集中體現為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並尊崇合作和平、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文化上由衝突模式變為“尊重文明多樣性”的互鑒（互容）模式。中華價值體系和戰略文化將隨着中國國力增長對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產生更大影響，進而終結大三角關係。對此，可從以下兩方面進行分析：

　　一是最強勢方與最弱勢方將繼續保持戰略默契與深度合作。當前，中國對美國採取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溫和政策，但衝擊美國世界秩序主導權的意圖和力量迅速增加，有望在中長期內成為中美俄大三角關係中的最強勢方。中國追求的是互利共贏，尊重俄羅斯作為多極世界一極的作用。中俄關係具有內生動力和“結伴而不結盟”性質。兩國經過長期戰略協作，將達到經濟上高度融合、安全上高度互信、政治上高度契合。按照最弱勢方決定大三角關係力量對比的歷史規律，中俄深度戰略合作必然加快美國衰落。最強勢方和次強勢方、最弱勢方關係都好於次強勢方與最弱勢方關係的情況曾在80年代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出現，並使最強勢方最終戰勝次強勢方。雖然基辛格發現了這一規律，卻無法改變中美關係和俄美關係走向，因此也就無法改變美國落敗的命運。

　　二是中國作為未來最強勢方的目標，中國不謀求世界霸權和世界秩序壟斷利益，尊重美國合理的國家利益與戰略訴求。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結構性矛盾將隨着中國戰略地位提升而減弱。美國失去世界經濟秩序壟斷權後，需長時間調整經濟發展模式，其國力將加速度衰落。中國在美國戰略遏制能力不斷弱化情況下，國力將加速度上升。當中國國力達到迫使美國徹底放棄世界秩序壟斷權訴求時，美國將轉而謀求與中俄進行互利共贏合作，中美俄大三角關繫結構性矛盾將隨之逐漸弱化乃至消失，大三角關係的零和博弈性質將讓位於互利合作性質，進而被大三邊關係而不是某種新大三角關系所取代。此後，世界秩序將呈現出全新面貌，世界將朝着“天下大治”方向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