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年久失修的教堂孤立在廢墟中，西牆依然高聳完好，在菲祖利這個納卡地區（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破敗的小鎮中顯得十分突兀。時至今日，已無人知曉何種教派曾在此活動，連它的名字都遺失在凍結的時間裡。

　　1993年8月23日，17000名居民匆忙打包行囊，乾糧、鋪蓋被胡亂塞作一團，人們在荷槍實彈的亞美尼亞士兵監督下離開了家鄉。這些人中絕大部分都是阿塞拜疆人。懊喪的人流緩緩消失在黃昏下，在物理和記憶兩個層面上，小鎮菲祖利徹底化為了一座死城。

　　27年後的秋天，阿塞拜疆人又回來了。“看看這一切吧，看看這毀滅、破敗和遺忘，除了廢墟，菲祖利什麼也沒有。”阿族軍官納提克年輕的臉龐上並無喜色，他告訴法國《世界報》，“他們（亞美尼亞人）大動干戈，將數以萬計的人逐出家鄉，難道僅僅是為了把城鎮從活人手中剝離，然後棄置於荒野而不顧？”

　　納卡地區的居民多為亞美尼亞族。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圍繞納卡的爭端肇始於1988年，並於上世紀90年代爆發戰爭。1994年戰爭結束，亞美尼亞占領納卡及其周邊7個地區。自那以後，這些地區一直被親亞美尼亞政府的亞美尼亞族人控制。但30多年來，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圍繞納卡的爭奪仍未停止。今年9月，雙方再次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在6周多時間裡，阿塞拜疆軍隊逐步占據了優勢。

　　土耳其軍援支持下的阿塞拜疆軍隊在今年10月下旬奪取了菲祖利。亞美尼亞軍隊敗走時，甚至沒來得及移走軍火物資，滿滿的機槍子彈盒被隨意丟在馬路拐角，還有不少蘇制D-30牽引式火炮的122毫米口徑炮彈散落地面。

　　菲祖利離西北方向的舒沙只有40公里之遙。11月7日，人們在菲祖利能清楚地聽見舒沙城中的D-30火炮轟鳴怒吼。在那場激戰中，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軍隊在城區附近來回拉鋸，幾日之後阿軍占據舒沙。這是納卡地區最大的城市，阿軍得手後，將可以輕易對納卡地區剩餘亞美尼亞軍發起新攻勢。11月9日，憑藉此勝，阿塞拜疆軍隊迫使亞美尼亞簽訂了44天以來的第四份停火協議。

　　與前三份形同廢紙的文件不同，這次協議達成後，俄羅斯火速將2000名士兵和近百輛裝甲車派往納卡，開展維和行動。交火雙方基本停止了軍事行動，一派令行禁止的氣象。在阿、亞兩國首都，悲歡互不相同。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居民上街大肆慶祝勝利，而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的市民們則垂頭喪氣，難以接受敗局。

　　“最後的祈禱”

　　“我弟弟在保衛菲祖利的戰鬥中受傷，和他一起參軍的兒時玩伴在他面前被炮彈炸成齏粉，電光火石間，這就是一回頭的事。”26歲的亞美尼亞女孩塔特維克帶着痛苦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回憶。截至上周末，亞美尼亞方面宣布已有至少2300多名士兵陣亡，由於亞方是敗退一方，難以全部清點遺體數量，實際傷亡數字料將更高。在阿塞拜疆一方，官方沒有宣布傷亡數字。

　　全民悲痛之下，納卡地區亞美尼亞人的情感最為真切。開戰初期，一張神父手持卡拉什尼科夫突擊步槍立於山間的照片傳遍社交網絡。這位“網紅”名叫霍夫哈納斯，也是一名亞美尼亞老兵，現掌管着納卡地區達迪凡克（Dadivank）城的修道院。在1993年春季的戰鬥中，他所在的部隊奪回了修道院和其他幾處教堂。達迪凡克修道院建於9到13世紀，見證了外高加索地區近千年來的動盪歷史，多次經歷戰亂卻屹立不倒，已成為亞美尼亞教會的驕傲。

　　手持卡拉什尼科夫突擊步槍的霍夫哈納斯神父

　　“我絕不會把它再交給‘突厥人’，1993年我們拿回修道院時，發現‘突厥人’居然把它變成了養牛場。”與前來報道納卡戰局的法媒交談時，霍夫哈納斯始終以“突厥人”一詞來稱呼敵人，故意將阿塞拜疆人和土耳其人歸為一類，仿佛眼下的戰鬥只是亞美尼亞民族與對方數百年鬥爭史的一部分。阿塞拜疆軍隊已近在咫尺，霍夫哈納斯卻堅稱將“與自願留下的居民一起堅守”。

　　決定性的軍事挫敗以後，儘管後方的埃里溫還有不少人鼓吹繼續作戰雪恥，納卡的亞美尼亞人厭戰情緒已十分明顯。面對咄咄逼人的阿軍，當地居民多採取消極抵抗方式，或點燃自家房屋，或剪斷電線，或拆毀加油站，但鮮有人願意留下繼續作戰。

　　阿塞拜疆方面曾要求當地亞美尼亞人在11月15日之前將城鎮交給阿軍，後來“出於人道主義原因”，決定延期十日。消息傳來之前，達迪凡克的居民們自發參加了“最後的祈禱”。不少人專程從亞美尼亞國內趕來，希望在這裡接受洗禮。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在9日的停火協議簽訂後走訪納卡多地，發現大部分當地的亞美尼亞居民都歡迎俄軍維和部隊進駐，俄軍的存在讓他們決定繼續留在納卡地區亞美尼亞控制下的區域。目前正在納卡地區拍攝紀錄片的亞美尼亞資深媒體人蘇萊曼尼耶也告訴澎湃新聞，俄軍到來使一些人吃了定心丸。

　　從“英雄”到“叛徒”

　　兩年前，亞美尼亞現任總理帕希尼揚借着那場反對修憲的街頭運動登上了亞美尼亞政壇的最高點。

　　當時，已卸任總統職務的薩爾基相就任新政府總理，而他在2015年推動的修憲公投使亞美尼亞政體在2018年由總統制轉為議會制。反對一方認為修憲只是薩爾基相為了繼續鞏固權力。帕希尼楊此時乘勢而上，獲得一些有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組織（NGO）支持之後，在全國發起了“和平遊行”反對薩爾基相事實上的“連任”。

　　在那場運動中，他使用了一套主張對阿塞拜疆強硬的話語，還在集會中有意模仿亞美尼亞戰爭英雄梅爾科尼揚的外形和姿態，以此獲取民眾支持。正是由於這種強硬態度，此次停火協議簽訂的消息傳來時亞美尼亞舉國皆驚，一時間人們甚至不敢相信帕希尼楊真的在協議上簽了字。

　　1992-1994年納卡衝突中的亞美尼亞戰爭英雄梅爾科尼揚。 圖源：亞美尼亞公共廣播

　　帕希尼楊2018年4月17日在一場反對政府的公共集會上。他手纏繃帶，穿着迷彩上衣，模仿梅爾科尼揚的姿態對公眾講話。圖源：commons.wikimedia.org

　　停火協議簽署後，埃里溫爆發了大規模民眾抗議，抗議者稱帕希尼揚是“叛徒”，並要求他就這一停火協議引咎辭職。帕希尼揚在其臉書主頁透露，他本人的辦公室遭到嚴重破壞，總理官邸中的電腦、手錶、香水、駕照等物品失竊。

　　“他們（埃里溫官方媒體）一直重複着說我們贏了，直到前兩天所有人突然發現戰事已經一敗塗地。”停火消息傳來後，身在德國工作的亞美尼亞女孩塔特維克帶着哭腔說。在不少公眾眼裡，總理就這樣一夜之間由戰時領袖變為了“國家叛徒”。

　　其實，帕希尼揚並非一以貫之的對阿強硬派。從政前，他是亞美尼亞知名的記者和編輯，在數十年的職業生涯中，被認為“智力過人、言辭犀利、擅長辯論”，以痛斥腐敗和批評寡頭出身的政客而為人所知。1999年起，帕希尼揚任《亞美尼亞時報》編輯，也正是這個職位將他引向從政之路。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的埃里溫，任何動搖納卡“領土神聖不可侵犯”地位的政治主張都無法持續存在。亞美尼亞獨立後的首任總統列翁·特爾-彼得羅相正是因為支持與阿塞拜疆實現“土地換和平”的倡議而逐漸在國內政治中失分，最終於1998年黯然下台。而初涉政壇的帕希尼揚與彼得羅相私交甚好。

　　直到2008年，帕希尼楊都沒有掩飾對彼得羅相的同情。在當年的街頭公開集會上，他為彼得羅相的復出奔走呼號，高喊“我們得把城市從卡拉巴赫的渣滓們手裡救出來！”此語矛頭直指亞美尼亞前總統科恰良和薩爾基相，他們兩人都在納卡地區出生，都在納卡問題上持相對強硬的立場。科恰良拒絕接受彼得羅相和阿塞拜疆方面一致同意的和平計劃，而薩爾基相也不太贊同妥協。而在彼得羅相下台那一年，帕希尼揚還因涉嫌誹謗時任國家安全部長的薩爾基相而入獄一年。

　　“真正的革命者是一種破壞力，破壞之後應該出現新的結構，真正的革命者永遠不會上台。”記者出身的帕希尼楊曾在自己出版的著作《國家的對立面》中關於切·格瓦拉的一章中寫道。但他仍然在2018年的街頭運動後當選亞美尼亞總理，此後其對納卡問題的立場也再次發生轉變。

　　早在去年1月，亞美尼亞國內就出現了關於帕希尼揚願意對阿塞拜疆做出讓步的猜測，當時帕希尼揚公開指出，在納卡問題上毫無疑問要採取“土地換和平”的原則，也就是亞美尼亞必須把在納卡周圍占領土地的一部分歸還給阿塞拜疆。有亞美尼亞媒體評論稱，這凸顯了帕希尼楊政治投機的一面。

　　一直以來，納卡問題都對亞美尼亞的政治運作有着非常現實的影響，對於任何一屆亞美尼亞政府來說，它都是一個根本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副研究員楊進曾撰文指出，亞美尼亞政治精英內部存在所謂的“埃里溫派”和“納卡派”。納卡出身的領導人在戰爭的特定時期容易得到民眾認同和支持，一旦納卡衝突進入緩和階段，來自首都埃里溫的強大政治力量則很容易對“納卡派”發起挑戰。

　　儘管帕希尼揚曾作出上述妥協的表態，在今年9月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戰火重燃直到11月9日停火協議簽署前，他仍能得到國內民眾的支持。塔特維克在10月中旬第一次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甚至斷言，“現在是戰時，帕希尼揚擁有我們的信任，全國人民都團結在他的政府身後。”雖然她早就注意到了亞美尼亞媒體與歐洲媒體的報道口徑差別——在有官方背景的亞媒報道中，亞美尼亞軍隊“不斷從一個勝利走向下一個勝利”，對戰損情況和戰果的描述也不乏加工或誇大，但渴望勝利的情緒驅使她主動過濾掉了歐洲媒體對不利戰況的報道。

　　而亞美尼亞資深媒體人蘇萊曼尼耶則認為，是時候用務實的眼光審視兩年前那場助力帕希尼揚登上總理之位的“天鵝絨革命”了。蘇萊曼尼耶出身於非政府組織，在多年的從業生涯中常常和美國主流媒體合作。

　　“近來的亞美尼亞政治顯然過多受到了民粹主義影響。帕希尼楊政府上台後宣稱要終結腐敗，承諾無一兌現。”蘇萊曼尼耶告訴澎湃新聞，“過去兩年間發生了太多無法解釋的事情。如果新政府上台，有必要對過去兩年的一切內外政治決策展開調查。”

　　亞美尼亞的“三心二意”

　　帕希尼揚的上台打破了二十年來親俄寡頭壟斷政治利益的局面。儘管他執政後把主要關注點放在國內政治議題上，並未在外交政策上做出重大轉向，但與地區“老大哥”俄羅斯的關係還是不可避免變得冷淡，這使得亞美尼亞對俄羅斯的跟隨顯得有些三心二意。而造成這種結果的，某種程度上正是帕希尼揚本人雄心勃勃改革議程。

　　為了解決腐敗問題，帕希尼揚將前朝“強人”告上法庭，其中包括前總統科恰良和前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哈恰圖洛夫。波蘭智庫“華沙研究所”認為，此案對於亞美尼亞與俄羅斯的關係至關重要，據稱科恰良與普京本人有着深厚的私人友誼，而哈恰圖洛夫則是俄羅斯領導下的軍事聯盟集安條約組織的主席。在反腐框架下，帕希尼揚政府還針對俄能源巨頭特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所有的亞美尼亞分公司和俄羅斯控股的亞美尼亞鐵路公司展開了逃稅調查。

　　帕希尼揚政府傾向於改善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當時，美國駐埃里溫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增加了兩千人，同時，埃里溫還與索羅斯支持的“開放社會”等NGO保持了密切關係。這些組織常常打着“慈善”名義，進行一些政治組織和宣傳活動。

　　不過，這並不意味着帕希尼楊政府完全“拋棄”了老盟友俄羅斯，至少不是在心理上。實際上，直到納卡衝突的最後一刻，埃里溫政府都明白如果能夠爭取到外部實質性支持的話，那它只能來自莫斯科，而不是華盛頓或者巴黎。

　　俄羅斯似乎對此別有一番觀感。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研究人員杜米特魯·明扎拉里撰文分析稱，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其對亞美尼亞的信任受到了損害，克里姆林宮將帕希尼揚視為 “索羅斯任命的人”，並指責他 “提拔親美政客”。俄籍亞美尼亞裔國際關係學者瑪麗埃塔·葉普列姆楊則告訴澎湃新聞，在埃里溫的授意下，對俄資企業和相關項目的調查才得以進行，這直接導致如俄羅斯聯邦杜馬副主席扎圖林等莫斯科高層官員失去了對帕希尼揚政府的信任。他們開始質疑是否值得在政治上繼續投資亞美尼亞，而不是轉向同樣與俄羅斯維繫了良好關係的阿塞拜疆。

　　俄羅斯在最後一刻才“下場”介入納卡停火協議可以看做是對埃里溫的某種“懲戒”，但同時，明扎拉里認為這也是為了增強下一屆亞美尼亞政府對俄羅斯的依賴。

　　“為製造必要的威脅感，俄羅斯允許阿塞拜疆收復納卡周圍的所有領土，使該飛地未來的防禦變得極為困難。被阿塞拜疆擊敗凸顯了亞美尼亞在軍事上的脆弱性。俄羅斯將利用這種脆弱感，說服亞美尼亞民眾和領導人同意與俄羅斯更緊密地融合，甚至可能建立類似於俄羅斯與白俄羅斯之間的那種聯盟。”他寫道。

　　戰後，俄羅斯實現了在所有三個高加索國家的軍事存在，這是蘇聯解體後首次出現類似局面。儘管埃里溫可能會因莫斯科沒有及時下場來援而心懷怨氣，但依據停火協議，俄軍的存在將成為納卡亞美尼亞人的安全保障。隨着時間推移，亞美尼亞政府和民間輿論都將不得不更加重視俄羅斯的意見。

　　這場急需外部支持的戰爭讓亞美尼亞人看清了一切，歐洲和美國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性措施幫助亞美尼亞對抗更強大的敵人。在首都埃里溫，人們對西方的憤怒與日俱增。兩名“中東之眼”的英國記者前往抗議現場時遭到抗議人群抵制，有抗議者大喊着“英國去死！”（“F**k Britain”），另一些人試圖解釋：“是英國和西方讓亞美尼亞失望了。”

　　“當我們與俄羅斯關係好時，世界就會懲罰我們。當我們與西方關係好時，俄羅斯就會懲罰我們。”埃里溫的一名律師阿努什•瓦西里•阿塔加尼揚將亞美尼亞的困境總結為這樣一個悖論。“我們失望透頂。發動這場戰爭的並不是我們，但面對悲劇的人是我們。”阿塔加尼楊感到憤怒又無助，她的堂兄在最近的衝突中協助救治傷員，不幸在一場無人機襲擊中遇難。

　　法國亞美尼亞人協會主席帕帕齊楊則告訴澎湃新聞，自己曾當面向法國總統馬克龍要求法國加大對亞美尼亞的援助，並派兵參與維和。然而，除了答應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以外，馬克龍沒有對派兵提議作任何回應。

　　作為近兩個月來工作成果的展示，帕帕齊楊在社交媒體上高調描述如何爭取到巴黎市長伊達爾戈和法國共和黨大佬佩克雷斯等資深政客的支持。在法國亞美尼亞人協會的積極活動下，她們都支持法國政府承認納卡地區政權，並主張向亞美尼亞提供援助。

　　私下裡，祖輩曾因亞美尼亞大屠殺而逃到法國的帕帕齊楊卻坦言，“再也打不下去了，世界又一次拋棄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