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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南京的講話
送交者: alexsyalexsy 2024年01月09日11:52:31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 毛澤東 -> 1968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
108)

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二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我變成了一個遊說先生,一路來到處講一點話。現在這個時期,有些問題需要答覆,就遊說到你們這個地方來了。這個地方嗎南京,從前也來過。南京這個地方,我看是個好地方,龍蟠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說“龍蟠虎踞”古人之虛言,是古人講的假話。看起來,這在國民黨是一個虛言,國民黨在這裡搞了二十年,就被人民趕走了。現在在人民手裡,我看南京還是個好地方。

  各地方的問題都差不多,現在我們處在一個轉變的時期,就過去的一種鬥爭-階級鬥爭,基本上結束,基本上完畢了。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階級鬥爭;對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的鬥爭,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也是階級鬥爭;後來呢?我們又搞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改造,它的性質也是階級鬥爭的性質。

  那麼,合作化是不是階級鬥爭呢?合作化當然不是一個階級向一個階級作鬥爭。但是合作化是由一種制度過渡到另一種制度,由個體的制度過渡到集體的制度。個體生產,它是資本主義的範疇,它是資本主義的地盤。資本主義發生在那個地方,而且經常發生着。合作化就把資本主義發生的地盤,發生的根據地去掉了。所以從總的來說,過去我們幾十年就幹了個階級鬥爭,改變了一個上層建築,舊的政府,蔣介石的政府,我們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變了生產關係。改變社會經濟制度。從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來說,我們的社會面貌改變了。你看,我們這個會場的人,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從前,我們這些人,這個地方是不能來的,那一個大城市都不許我們去的。這樣看來是改變了,而且改變了好幾年了,這是上層建築,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改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在最近幾年了,現在也可以說是基本上成功了。這是過去我們幾十年鬥爭的結果。拿共產黨的歷史來說,有三十幾年;從鴉片戰爭反帝國主義算起,有一百多年,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幹了個階級鬥爭。同志們,階級鬥爭改變上層建築跟社會經濟制度,這僅僅是為改變另外事開闢道路。現在,遇到了新的問題。過去那個鬥爭,就我們國內來說,現在基本上完結了,就國際上來說,還沒有完結.為什麼我們還要解放軍呢?主要是為了對付外國帝國主義,恐怕帝國主義要來侵略,它是不懷好心的,國內也還有少數沒有查出來的反革命殘餘分子,有一些過去被鎮壓過的,比如像地主階級、國民黨殘餘,如果我們沒有解放軍,它又會起來的。地主、富農、資本家,現在守規矩了,資本家還不同些,我們把它當作人民內部的問題來處理。民族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跟農民接受合作化不同,他們可以說是一種半強迫,就是說有些勉強,而且是在對他們相當有利的條件下接受改造的,所以,現在是處在這麼一個變革時期:由階級鬥爭到了向自然界作鬥爭。要改善生活,要搞建設,就要向自然界作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我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後頭的社會主義革命,到技術革命,到文化革命。關於思想工作我們這個國家要建設,就要有技術,就要有機器,就要有科學,這個方面,我們過去是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來做桌椅扳凳,用手去種糧食種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現在要改為用機器,使用機器,那麼一種技術,這就是一個很大的革命。沒有這樣一種革命,我們這個國家單是政治改變了,社會制度改變了,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窮國,還是一個農業國,還是一個手工業、手工技術的國家。為了這個我們就要進行一個文化革命。這種情況的變化,我想大家也就懂得了,也就意識到了。但是,似乎還有一些人不大清楚,不認識這麼一種變化。現在發生一些新的問題,科學技術的問題,文化的問題,人民中間向我們提出一些要求,發生一些人民鬧事。這些問題在什麼地方?臨時工、農村的困難戶,學生方面,合作化方面,都發生新的問題。有一小部分工人發生罷工,有一小部分學生發生罷課,或者遊行示威,請願,復員軍人也有想鬧事的,也有一部分合作社社員,富裕中農,人數不多,但是他們不滿意,要脫離合作社,還有些別的事情,他們不滿意,向我們鬧。怎麼辦?人民鬧事怎麼處理?我們就有必要講清楚這個問題。矛盾應該分為兩類:第一類,就叫做敵我之間的矛盾;第二類就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我們過去幾十年就解決了第一個矛盾,現在要解決第二個矛盾。這裡面表現在各方面。比如現在從農業國到工業國,這也是矛盾。

  我們技術不夠,沒有機器,沒有文化,生活不好。有些人講:“到了社會主義,大概是要過好生活了。”“不是講社會主義已經成功了嗎?去年共產黨開了大會,說社會主義基本上完成了大概就要過好日子了。”這就是不懂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它作為社會制度,就是生產關係。我們建立了一種關係,跟過去的關係不同,人民進行生產,過去是資本家和工人的那麼一種關係,地主和農民的那麼一種關係;現在,我們建立為一種社會主義的關係,用這樣的一種相互關係去進行生產,也就是一種社會主義的關係來進行生產。因為過去舊的方法不適宜,不利於生產,不利於發展,比較差些,弄得中國人民長期地又窮又是文盲,在世界上是人們看不起的。現在這種關係剛改變,還沒有生產,沒有生產就是沒有生活,沒有多的生產就是沒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一百年,我就不在這個世界上了,我就不能享福了。那當然不要那麼長,分幾步來走,大概有十幾年要稍為好一點;有個二、三十年就更好一點;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現在大不相同了。一百年,是很短的時間,就是搞一萬年,人總要生活下去的。

  剛剛革命,剛剛搞社會主義,這個生活怎麼會好起來?糧食怎麼會多起來?糧食多了沒有呢?是多了,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們只有二千二百億斤糧食,去年我們就有三千六百多億斤糧食,增加了一千四百多億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們這個國家好處就是人多,缺點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糧食多。增加這一千四百億斤糧食,就不見了,有時還覺得沒有糧食。一九四九年沒有糧食,現在還是沒有糧食,還是不夠。要過好生活,現在我們搞出十二年的生產計劃,科學計劃,農業計劃,工業計劃,一步一步來工作、生產。我們年紀大一點的人,這個問題容易懂,青年人可不容易懂。好像他來到了世界上,樣樣要像個樣子,因此要向他們進行教育,要向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教育,特別是對青年進行教育,要進行艱苦奮鬥,白手起家的教育。

  我們現在是白手起家,我們祖宗給我們很少。我們的祖宗是誰呢?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蔣介石,它是我們上一輩子,我們上一個政府。他們給我們的就是把人民身上的肉刮去了,但是,他們走了,也就好了。他們走了,空出一塊地方來。我們這塊地方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東邊從海邊起,西邊到崑崙山、帕米爾高原,北邊到黑龍江,南邊到海南島,就是這麼一塊地方,讓我們跟全國人民一道、跟國家一道、跟青年們一道,干它個幾十年。長期不說,干它個五十年。……。

  要分清兩類矛盾,第一類敵我矛盾不能和第二類人民內部的矛盾混淆在一塊。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是有矛盾的,是存在看矛盾的。這一點列寧曾經指示過,他是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有矛盾的,斯大林在開頭,在列寧死了以後的一個時期,蘇聯的內部生活,還是比較生動活潑的,跟我們現在差不多。也有各黨各派,也有一些比如托洛茨基那麼樣出名的人物,他有很多人,不過他大概是共產黨內部的民主人士,而且是調皮角色,跟我們鬧。此外,還有一些人,社會上也可以說各種話,可以批評政府,那個時候曾有那麼一個時期。後來不行了,後來就搞得很專制了,就是批評不得誰要批評,百花齊放,那是很怕的。只能放一朵花,百家爭鳴也怕的,風吹草動,就都說是反革命,就抓人,就殺人。這就是把兩種矛盾混淆了。把人民內部的矛盾誤認為敵我矛盾。你們南京許家屯同志說,很多學生向他來請願,隊伍很整齊,省長彭沖也說,紀律很好,在路上都是很好,一到他那個衙門裡頭,就喊“打倒官僚主義”,要解決什麼問題。這樣的問題,如果拿到斯大林,我看就要抓他幾個,難免有幾個,頭要落下地。你打倒官僚主義,不是反革命?其實一個反革命都沒有,是很好的青年學生。而是那個問題應該解決,確是有點官僚主義,因為,那些華僑學生鬧事,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好。學生這麼一請願,就幫助了我們,學生也得到了教育,很多幹部也得到了教育,華僑學生也得到了教育。鬧事的、打人的,也不打了,何必一定要天天打呢?因為我們過去沒有對他們很好地進行教育,沒有發動群眾批判他們。像這類問題,還有什麼復員軍人鬧事。曾希聖同志,他在你們附近的安徽省,他那個地方復員軍人鬧事,找到他,他講了四十分鐘的話,問題解決了。開頭還有一股氣,後來這一股氣不曉得哪裡去了。總之問題是沒有好多了,問題就解決了。其中已經查出一個冒充革命軍人的人,也很壞,他是個領袖。

  對於人民鬧事,就是不能採取對地主階級、對國民黨、對帝國主義的那種做法,要採取完全新的方法。除了那個犯了法的人以外,比如講,他拿刀殺人,打傷人,跑到辦公室把桌椅打得稀爛,這就應該按照法律程序處理;其他的人,那怕他犯了錯誤,他是領袖,率領人鬧事,應該說服教育,不要開除出工廠,不要開除出學校,不要開除出機關。你開除他,他跑到哪裡去呢?你開除出這個學校,他就進那個學校,那不是一樣嗎?你開除出這個工廠,他就跑到那個商店,他總要落一個地方。他不能跑到中山陵上去活,那個地方沒有糧食,沒有房子,他不能在那個地方活的,不能在野外活的,總要落一個地方。你這裡開除,是以鄰為壑,可以舒服一點,我說你這樣太舒服了不好,一個機關,一個學校,一個工廠,有這麼一點鬧事的人,是不壞的。

  我們再談到第一類矛盾-敵我矛盾,敵人同人民,人民同敵人反革命的矛盾。現在存在的兩種觀點都不妥當,一種就是右傾觀點,認為世界上太平無事了,對於一些應該依法處理的,反動分子和壞人,不依法處理,這個不好,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這方面,現在各省都有發生,各省應該注意。民主人士中間,民主黨派中間,有一些朋友,他們對於這個問題,也是有右傾的觀點,他們比我們右傾觀點有時還右得厲害一點。因為有些反革命,就是他們的老朋友,現在有些關在班房裡,有些殺掉了,他們有點傷心了,因為殺了他們的親戚,殺了他們的朋友。有的觀點,我們要講清楚。在黨內這種觀點是不好的。第二,也有誇大的觀點,也有“左”的觀點。說現在還有很多反革命,這可不對。現在還有暗藏的反革命,要肯定。過去肅反根本上是正確的,如果不肅反,那可不得了。我們中國不會出匈牙利那樣的事情,其中有一條原因,就是我們肅清了反革命,而匈牙利沒有肅清。所以說,現在還有很多反革命,這個觀點就是不符合情況了,誇大了。

  對於第二類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因為階級鬥爭基本結束,現在比較顯露出來了,比較暴露出來了。對於這類問題,我們同志中間的意見也不一致,有各種不同的意見。還要經過說明,經過討論,經過研究,使得同志們在這個問題上,意見統一起來。對於人民還跟我們鬧事,沒有精神準備。因為我們過去跟人民一道反對敵人,現在敵人不在了看不見敵人了,那麼就剩下我們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鬧,向誰去鬧呢?過去是向敵人鬧事,那就革命,現在這個就不叫革命了。你把我革掉,怎麼辦呢?又請蔣介石來呵?但是事還是要鬧的。因為事情你沒有解決得好,凡是解決得好的,十個地方九個地方解決得好,十個問題九個解決得好,有一個地方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得好,那個地方就要鬧。這個鬧事是正常的。你沒有解決得好他為什麼不鬧呢?請問:他不向你鬧向誰去鬧呢?向“蔣委員長”去鬧嗎?他到台灣去了。他們就要向工廠的廠長鬧,向合作社的社長鬧,向鄉政府鬧,向市政府鬧,向人民政府鬧,向學校的校長鬧了,因為你沒解決得好。我們工作中有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我們人很多,意見也不齊,因此存在官僚主義。這裡也是有“左”有右的觀點,對於人民鬧事,也有主張用老的辦法來對付,橫豎我們辦法是有一套,我們是搞了幾十年,你曉得老子幹革命幹了多久呵!是不是?總是有一套辦法,就是拿我們對付敵人的辦法,有時候也用一下,壓一下,叫警察。就有幾個地方叫警察抓人。學生罷課叫警察抓人,這是國民黨的辦法,國民黨就用這辦法。也有束手無策的,那完全是沒有辦法。過去對付帝國主義很神氣、很威武、就是不怕。小米加步槍,你帝國主義、蔣介石、飛機大炮,不怕。不怕帝國主義,可有點怕人民鬧事。我說,帝國主義你不怕,你還怕老百姓?可就是有那麼怪,就是怕老百姓,帝國主義他是可以不怕,老百姓一向他鬧事,他可沒有辦法了。因為他沒有學過這一條,他還沒有學好。過去學的是對付帝國主義的,對付蔣介石的那一套,要講打土豪、分田地,他是好手;要講對付人民鬧事,他沒有學好,這一課沒有上過,所以,很值得研究。要跟黨內黨外公開地提這個問題,開展討論,辦法就出來了。

  同志們!究竟是對付帝國主義容易些,還是對付老百姓容易些?對付敵人難辦些,還是對付人民難辦些?敵人,你攆了多久,他就是不走,賴皮得很,特務鑽到機關裡頭、學校裡頭、工廠、農村裡頭,他就不走。老百姓無論如何不是特務,他不是帝國主義、他不是地主、資本家,他是老百姓,他是勞動人民,很容易講清道理,所以我們許家屯同志、彭沖同志對於華僑學生打人,很大一批學生不滿意,向他們請願,他們就來了一個說服,結果是很好地解決了問題。

  我說,對於全國,我們的方針是要“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加強思想教育。這個方針可以說是戰略方針。因為這是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適當安排”。這裡包括地主、富農、民族資本家。沒有殺掉的反革命分子,你總要去安排他;失業的各種人,都要做適當的安排,總要使他們能夠生活,有事情做。其中,有大約五百萬知識分子。中國這個國家,知識分子太少,但是也有一批,大概有五百萬左右。其中不到一百萬進了共產黨,還有四百萬在黨外。他們幹什麼事情呢?他們在我們政府系統做工作,軍隊裡面也有一小部分,教育系統有二百萬人,大學、中學、小學都算,財政經濟系統有一百萬人;還有科學工作者,文學藝術工作者文學家、詩人、藝術家、畫畫的、唱戲的,還有新聞工作者,辦報紙的,等等。上海很多。

  這麼一大堆知識分子,有些是工農化了的,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進了共產黨,有些沒有進,但是很接近我們。積極擁護馬克思主義,贊成馬克思主義的占一小部分,大概占百分之十或者多一點,據江蘇說有萬分之十七。另外一點,他們是有敵對情緒的,但是,不是特務。他同我們敵對,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制度勉強地接受,沒有辦法,大勢所趨。這樣的人,也是的,可能占百分之幾。中間的有百分之八十,或者沒有這麼多,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他們是中間派,動搖分子,對馬克思主義有些贊成,也讀了幾本書,但是,沒有讀進去,就是讀在這個上面(指額頭上面),沒有進到裡頭去。考知識分子有個辦法。人們說要分別一下,究竟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意思就是說,帶一頂小資產階級的帽子,比較資產階級的要舒服一點。可是我說不然。我就是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的資產階級學校。那個社會的空氣是資產階級的空氣,搞的那一套,就是唯心論的什麼東西,康德的唯心論我就信過,你說那是小資產階級的?讀的是資產階級,信的是資產階級,你還能說是個小資產階級?有的時候,是可以分的,也應該分的,但是講到世界觀,可就難分了。你說,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是什麼東西呵?是半唯物主義嗎?我這個人馬克思主義是後來鑽進去的,後頭學的,而且是經過很長的時間,跟敵人作鬥爭逐步改造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考知識分子,就是跟工人、農民一道,看誰跟勞動人民打成一片。知識分子有一部分人可以打成一片,大多數知識分子,他還離開得這麼遠,想要打成一片,打不攏來。他跟工人、農民沒有感情,不是朋友,工人、農民有話也不跟他們講,他也看不起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有一條尾巴,要潑它一瓢冷水。狗,潑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夾起來了,你如果是另外一種情況,它就翹得很高,它就有些神氣。因為他讀了幾句書,確實有些神氣。勞動人民看見你那個神氣,看見你那個樣子,他就不舒服。

  我們的任務,就是爭取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動搖着的中間派。他們一般的贊成社會主義制度,但是對於馬克思主義作為世界觀,他們還沒完全接受。我說,他們不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而是半心半意為人民服務。他們有半條心想為人民服務,這是好的。但是,還有半條心,不曉得放在哪個地方。你要說他擁護台灣,他也不擁護台灣,但他一講外國,恐怕還是美國好。“你看,美國有那麼多鋼,美國科學很發達”。我說,外國好,資本主義國家、西方國家好,是不是好呢?是好。他們有那麼多機器,那麼多鋼鐵,我們什麼都沒有。但是他好是他好,不是你好,你美國有那麼多鋼,是美國人的鋼,並不是我們中國人民的鋼。我們天天吹他那個好,有什麼用處?它每年生產一萬噸鋼,我們沒有。我們每年能多幾萬噸鋼,我們就高興。我們現在只有四百萬噸鋼,按照第一個五年計劃,可以完成四百一十二萬噸鋼,可能超過,可能多一點,可能有四百幾十萬噸鋼。一九四九年只有十幾萬噸鋼,最高年產量是一九三四年,主要是日本人的,那才有九十萬噸。蔣介石搞了二十年,我說蔣介石該倒,是有道理的,並不是糊裡糊塗我們把他趕走了。他搞了二十年,只有幾萬噸鋼,其中還有一部分是清朝末年張之洞他們搞的。我們搞了七年,今年來講八年,可以搞四百多萬噸鋼。所以我們增加一噸鋼是我們的事情,我們就高興。你美國增加幾百萬噸鋼,我也不高興,你越多我越不高興。你增加那麼多鋼,幹什麼呢?你增加那麼多鋼就很危險,要打我們的。我們有些知識分子,還在那裡吹美國鋼!鋼!鋼!那麼多!這是我們要說服他們的,我們要說服知識分子。

  有些知識分子在作教員。科學家都是教員,大學教授都是教員,中學、小學教員都是教員,教育人民;新聞記者,辦報的教育人民;廣播員、文學家、藝術家都是人民的教員;技術員,工程師,是我們工廠所必不可少的。這幾百萬知識分子,我們如果看不起他們,“我們離開這幾百萬知識分子”如果以為可以不要他們,這種觀點是不妥當的。我們離不開他們,我們離開這幾百萬知識分子,我們就不能活動。可以說,一步都不能走。我們學校就不能辦。我們有許多報紙就不能出,我們的文學藝術,共產黨就沒有出梅蘭芳,就沒有出周信芳;現在有個袁雪芬進了共產黨,總還沒有梅蘭芳、周信芳、程硯秋,大學教授就沒有,工程師現在開始有一點,很少;技術人員開始有一些進了共產黨,大批的還是黨外人士。

  所以,我們幾百萬知識分子,不管他多麼動搖,但是,是有用之人,是我們人民的財產,是人民的教員。現在只有他們當教員,沒有別的教員,因為他是上代遺留下來的,是社會遺下來的。論他們的出身都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但是可以教育過來,我們不要搞唯成分論,魯迅也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馬克思就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列寧也是,那怎麼得了呀?這就不能講唯成分論。因為現在,他們——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沒有社會根子了,他們的社會基礎,他們的社會根子,我們已經挖了,現在他們落在空中,就像降落傘一樣,吊在空中了,所以就便於改造,並不要怕他們。

  有些工農出身的同志,工農幹部,看到知識分子,有點惱火,恐怕吃不消,咬不爛。知識分子有點麻煩是真的。因為,知識分子就是知識分子,他們的麻煩也就是讀幾句書,我們就是少幾句書,你少幾句,他的尾巴就翹起來,事情也就不好辦,有的就難辦。所以講難辦也就是難辦。但是講好辦也還是好辦。這七年,這幾百萬知識分子還有進步,應該肯定這一點。你們江蘇省可以證明,你們這裡知識分子最多,是不是,總算是還有進步。

  民生黨派是什麼呢?民主黨派他們還都是知識分子。民主黨派裡面工農幹部很少,有什麼工農幹部?民主黨派——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學社,農工民主黨,都是一些知識分子。所以,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江渭清同志說,要我講講這個問題。

  提出這樣的方針是有理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還是要“放”,還是要“收”?現在黨外人士就說我們“放”的不夠,他們就深怕我們“收”。而我們同志呢?看那個樣子似乎不對,就有一點想“收”。有一點想收兵。那麼我們呢?中央的意見,也和各省的同志談了,去年十一月開了二中全會,今年一月開了省委書記會議,我們取得了一致的意見。認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的方針,是應該堅持下去。應該“放”不是“收”,不對的應該批評,錯誤的意見,錯誤的作品,或者一篇文章裡頭,一個作品裡頭有一部分錯誤,那就要批評那一部分,但是要用說服的辦法。所以還是用“說”,還是用“壓”?還是用“說服”,還是用“壓服”?這兩個辦法裡頭,採用一個辦法。還是“放”,還是“收”?這兩個裡頭取一個。我們認為還是要“放”,不要“收”。那麼“放”,就放出許多東西來了。有許多東西就不對頭,怎麼辦?那麼就“壓”?還是採取另外一個方法,說服它?有些同志,手就有些癢,想去“壓”,把對付階級鬥爭的邢一套搞出來,軍法從事,用簡單的辦法,或者是不調兵,用行政命令,看不順眼的,就把它“壓”一下。中央認為,這樣不好,壓是不會服人的。從古以來,就沒有壓服過人的。我們對敵人那是要壓,壓了之後,還是要“說”。比如俘虜一解除武裝,我們就說服他。反革命,只要不殺頭的,我們還是爭取、教育、改造它。高壓政策不能解決問題,人民內部的問題不能採取高壓政策。這麼一“放”,又是用“說服”,不要用行政命令來高壓,會不會天下大亂?我們說不會亂。會不會從各方面進行批評,在報紙上、刊物上、會議上批評我們的缺點,會不會把我們批評得不得下地,把人民政府批倒,像那個匈牙利一樣,會不會那樣?我說不會。中國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產黨有很大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大的威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這是批評不倒的。老幹部也批評不倒,所以,老幹部不要怕批評。老幹部批評一下很有好處,如果我們身上有官僚主義,有缺點,首先讓黨內批評,然後黨外批評,批評我們的缺點,把我們的官僚主義改一改,把缺點改一改,不就好了嗎?會不會倒呢?不會倒的,人民政府怎麼吹得倒呢?上海去年刮了龍捲風,把個什麼大東西吹起了,房子還有什麼裝石油的,吹上天去了。起那麼一股風,但是上海人民政府沒有吹走,不管刮多大颱風,我看人民政府,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老幹部、新幹部,只要是真心真意為人民服務的,吹不倒,半心半意替人民服務的,那要吹倒一半;那一點心思都沒有,跟人民政府敵對的,那麼該吹倒。

  毒素怎麼辦?百花齊放這一來,放出許多毒素,蛇口裡吐出一朵花來。我說對於有毒素的東西,有篇文章叫《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同志們大概都看過了,這個裡頭有這樣幾句話,說民主集中制,如果有缺點,就應該批評。毫無疑問,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須建立在廣泛的民主的基礎上,黨的領導必須是密切聯繫人民群眾的領導。在這些方面如果發生了缺點,就必須堅決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對於這些缺點的批判,只能是為着鞏固民主集中制,鞏固黨的領導,而絕不能像敵人所企求的那樣,造成無產階級的“渙散和混亂”。這個對不對?這個對了很好。你們拿這個東西,跟民主人士討論,要大學生去討論。這篇文章上講了的:批判是可以,但是批評的結果,批評的目的,就是要鞏固民主集中制,鞏固黨的領導,絕對不能像敵人所希望的那樣,造成無產階級隊伍的渙散和混亂。

  這些原則性,原則必須如此。但是有一種靈活要注意,讓人家說話的時候,會說出一些很不好聽的話來,百花齊放,會放出一些很不好看的花。有些什麼罷工、罷課、請願、遊行示威,中間可能出一些亂子,它的目的不一定跟這個相符。群眾鬧起事來,那些知識分子,百分之八十都是沒有學會馬克思主義的,還是資產階級世界觀,他怎麼會了解這一條?開起會來,批評的時候,會出一些亂子。這時候,如果到處都拿這一條去壓:“你看,我有一本書,你看過沒有?”也不行。你是要學我們彭沖同志、許家屯同志他們解決這個問題的樣。他們在這個時候,如果就搬出這一條來念,盡念。就是念這兩句,別的話都不講,保證他這個市長幹不成了。因為要解決具體問題,他們有時候搞得過火一點,這是難免的。

  文學作品裡頭,有些是不對頭的。上海唱“狸貓換太子”,我是沒有看過那個戲,說是各種妖魔鬼怪都上來了,我說上來一點也不要緊。妖魔鬼怪,很多人就沒有看過,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盡搞。搞那麼一點,見見世面,見識那個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藝術化了的意識形態。這跟神話不同,比如“大鬧天宮”,是大家贊成的,沒有哪個反對,還有什麼“劈山救母”,“水漫金山”,“斷橋”之類,那些都是神話。也沒有哪個反對。就是有另外一些東西,也不必那麼急,讓它搞一個時期,會有人批評的。出了幾篇小說,寫了幾首詩,演了一些什麼“狸貓換太子”,心裡就那麼急?我們可以慢一些,讓社會評論,逐步地使他們那些作品,那些戲劇,加以適當改變,而不要用行政命令來禁止。同志們!不要誤會我在這裡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這個東西,而想消滅它,而消滅的辦法,要讓它出現,讓社會上大家公評,總有一天它會慢慢要喪失,要逐步改造的。我們過去就是用一個命令禁止,禁止了七年,現在人家又慢慢出來了。可見得,我們的那個禁止是不靈的。

  最後我講一下要在黨內黨外把我們黨提出的這些問題開展討論。講一樣的話,在黨內講,也跟黨外講。比如半條心這樣的話,也要跟他們講“我就是講你半條心,你怎麼樣?”“那就不行!你講我半條心,就不行!”不行,我要打架,打架也不怕。你是半條心,我說你半條心,你還不舒服?你有半條好嘛!你還有半條心,這是講世界觀,我不是講你對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你是擁護的,但是有一些也不見得,譬如合作社這個制度,有些是懷疑的。但一般講社會主義,五年計劃,你要問他贊不贊成,他說贊成。憲法贊成不贊成,他贊成。共產黨一般他擁護,但是講到世界觀,辯證唯物論,這一套就不贊成了,或者只有一部分贊成。我們講半條心,就是這個道理,因此,你還有一個任務,還要改造。你有二重性,一重是贊成社會主義,二重是不徹底,所以是半條心。想跟人民接近,但是又不能完全接近,不能打成一片,從鄉里溜一轉回來,還是差不多。

  聽說,你們南京曾經出了一件事,在“三反”的時候鬧出來的。有一位作家,是作家協會裡頭的秘書長什麼人,下去體驗生活,帶了城裡的飯到鄉里去吃,回來的時候,預先就有報信的到南京,南京作家協會接了信之後,就排起隊伍來歡迎,站立兩廂,我們這位體驗生活的作家,走中街而過。總而言之,很神氣就是了。還有一位在“三反”中間,他這個人結婚,一定要在結婚的那一晚,睡總統府蔣介石睡的床,他要去睡一晚。總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怪事就是了。來了“三反”、“五反”把這些事都暴露出來了。南京方面這些材料送到北京,我們也看到了,那種人心情狀態,總是有他的興趣,這是總統睡過的床呀,這個總統姓蔣,蔣介石呀,我今天結婚,一定要在那個地方睡一晚。我們要使用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剛才講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就是些知識分子。我們要用他們。人們說用是好,可是他們沒有用處,是老廢物。廢物也要利用,廢物也有好處。應該用他們,應該開會,這回北京開政協會議,我也跟他們講過一回,每年不要開會就是應付一下,應付一下過了就算了,而要是利用開會,每個省一年開一回,兩回,利用這些機會,給他們做工作,說服他們,使他們替我們去做工作,因為他們聯繫一些人,經過他們去說服那些人。這樣的態度,就是一種積極的態度,而不是一種消極使用他們的態度。就是“利用”、“限制”、“改造”嘛。我們同誌喜歡後面兩條,一條叫“限制”,一條叫“改造”,就不喜歡頭一條那個“利用”。我就“改造”你,我就“限制”你。當然那是對資本家講的,現在對民主人士不好這麼樣,對民主人士不好講“利用”、“限制”、“改造”,可是,我們的同志事實上就是一個限制,就是不去“改造”,不去“利用”他們,他們可以做一些我們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們講真心話,有很多事情不要用兩套,不要黨內一套,黨外一套。像我跟同志們講的話,我都可以跟他們講,當然任何一個黨,它有一部分事情是不跟黨外講的。民主黨派他們也有一部分事不跟我們講,我們也有一部分事情不跟他們講,但是,關係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講,黨內是這樣講,跟黨外也是這樣講。材料都可以看。有一材料,比如講罷工、罷課、遊行示威,暴露我們官僚主義的這樣一些材料,可以印發給他們看,他們平時看不到,這樣一來,反比較好。有時可以開兩個黨的共同的會議,黨內黨外同時參加。最近,北京開宣傳會議,開的比較好,有一百五、六十個黨外人士參加。占五分之一。你們如果開的時候,可以多一些,可以讓他們占五分之二。我們在政策這些問題上,艱苦奮鬥這一點上,做很多工作。

  艱苦奮鬥,江渭清同志也講了這一點,我先也講了,要有多少年我們人民的生活才能改善?現在要提倡艱苦奮鬥,但是不等於女同志不穿花衣服的,在衣服還是可以穿,據他們研究,花衣服便宜,現在做兩套,裡面穿花衣服,外面穿蘭布褂子,那花錢太多,我們要節省,穿花衣服是個節省的辦法。各種事情,我們都要從節約這點上,艱苦奮鬥這點上,做很多工作。

  現在已經可以看出,有些同志精神不振作,就是做那麼一點事情,沒有事情就是打撲克、打麻將,聽說打撲克成風,有時一打打到天亮。要養成讀書的習慣。我不反對打撲克,也不反對跳舞,也不反對看戲,就是不要太多。我們的長處使用不上了。我們的長處就是階級鬥爭,就是政治軍事。我們現在的缺點,就是缺乏文化,缺乏科學,缺乏技術。我們要在這方面學習。這些話我在一九四九年《論人民民主專政》那一篇文章里就講到過,說我們過去的長處,我們所會的東西,我們所了解的東西,快要不用了,而我們所不懂的東西,現在擺在面前,因此給我們一個任務,就是學習。過了七年,更加覺得要提倡學習,要養成看書的習慣,使看書占領工作之外剩餘的時問,把剩餘的精余的精力用在那上頭,這樣想打撲克的那個味道,就沒有那麼多了,味道鑽到書裡去了,鑽在學習里去了。

  有一些同志,表現革命意志衰退,缺乏“拼命”精神。什麼叫“拼命”?水滸上有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個“拼命”。我們從前幹革命就是一種拼命精神,有那麼一股勁。現在這幾年就慢慢地有一些同志勁頭不大了。一鬧一評級,有些人鬧得不成樣子,像什麼三天不吃飯,我說四天還可以。你三、四天不吃飯,人送扳去,我說送早了,你讓他餓四天、五天,一個星期不吃飯,就相當有問題了。三天不吃飯有什麼要緊?急於送牛奶、雞蛋,何必那麼急呢。有些人痛哭流涕,比級別高低,比薪水多少,比衣服漂亮程度。

  工資恐怕是要加以調整,中央還沒有做出決定,去年不是提出工資改革,增加了工資?工資是應該增加的,但是有些是增加多了一點,如行政系統,也許還有教育系統。這不是講工人、講工廠,而是講行政系統。我們有一百七十萬行政工作人員(包括鄉幹部,不包括合作社),教育系統有二百萬人,另外有商業系統以及工廠以外的事業系統,還有三百八十萬解放軍,合共有一千萬出頭一點。這就是我們組成為國家的這麼一個人數。產業工人過去幾百萬。現在增加到一千二百萬人。因為我們國家大,工作人員也是要多一點。所以準備在有條件的時候,就是講有出路的時候,把一部分人回到工廠裡頭去,回到合作社裡頭去。主要的生產是兩個部門,一個工業,一個農業。就靠這兩個部門來生產。現在看起來工資有一些不很適當,引起人們不滿。我說這個問題,如果社會上講話的多了,倒是好辦,因為講話的多了,我們就有據據來一個調整,要保持過去我們革命的時候,階級鬥爭的時候,那樣一種精神,那麼一股勁兒,那麼一股熱忱。革命熱情,就是要把這個工作做到底。每一個人,有一條生命,看你能活多久?或者六十歲,或者七十歲,或者八十歲,或者九十歲。有一個畫家齊白石,他有九十八歲。看你有多長的生命,到那個時候,你真是不能工作,你就不工作,當你還能工作的時候,你多多少少應該工作。而工作的時候,要有一種熱情。缺乏熱情停滯下來,這些現象不好,應該作教育。有些人就是因為機關龐大,許多人圍在一起,沒有工作,打撲克,毫無出路。你堆上一大堆,只有那麼幾件小事辦,他不打撲克?

  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軍隊裡頭怎麼樣?今天軍隊裡頭的同志很多,平時的政治工作和戰時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現在實行了軍街制度和各種制度,一面實行這些制度,一面還要上級和下級打成一片,跟士兵打成一片,還要准許他們有批評,比如開黨代表大會,給他們一個批評的機會。陳毅同志講得好,他在“三反”的時候,在華東軍區,說是我們專制了幾年,現在讓人家向我們專制一個星期可以不可以?我們發號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的,現在讓下級向我們說一點話,批評一下,批評一個星期,只有一個星期,可以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說,應該是可以的。我是贊成這個說法。硬着頭皮,讓下級批評我們一個星期,在他們批評之前,先準備一下,做點報告,自己有什麼缺點,無非是一、二、三、四……有那麼三、四條,然後讓同志們發言,補充一點,批評一下。有功勞的,人們不會把我們的歷史丟掉的。戰士們對連排長,也給他們一個機會,最好一年有這麼一回,開這麼幾天的批評會。我們曾經做過,結果是有益的。軍事裡面的民主,軍隊裡面的民主,這樣不因為我們有軍銜制度,有各種制度,而使上下、官兵以及軍民、軍隊跟地方這個密切的關係受到損失。毫無疑問,上下應該密切,應該是一種同志的關係;官兵、軍事幹部跟戰士們,應該密切地打成一片,軍隊跟人民、跟地方黨政,應該密切的。

  全黨應該強調思想工作,我們今天講的總題目就是思想工作,思想問題。因為這個問題近來比較突出,特別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人們就說,是不是要“放?”恐怕危險。長期共存,為什麼要怕長期共存?“你那個民主黨派,我們革命的時候,你在哪裡?”只要搬出這一條來,那他就沒話說,他就遭殃,我們說這個時候還不要搬這一條,不要靠官職,靠職位高吃飯。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說資格老,幾十年,都是真的,可是有一天,你辦了一件糊塗事,講了一篇混賬話,這個時候,人們也不諒解。你解決的事情解決得不對儘管你過去做過許多好事,職位有多大,因為你今天的事辦得不好,你對人們有損害,這一點他不能原諒。因此,我們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要靠解決問題正確來吃飯。靠正確,不靠老資格。你還是靠正確、還是靠資格?靠資格就吃不了飯,因為你搞的事情不正確,你解決問題不正確。你雖然有資格,但是人們不能原諒。因此我們索性都不靠資格,還是一個什麼官都沒有做,就是不擺老爺架子。老爺架子不要擺。收起來,跟人民見面,跟下級見面不擺官僚架子,不靠老資格吃飯。這一條,特別是老幹部要注意,新幹部他們沒有這個包袱,他們比較自由。他講“老並不是你們好呀,你們就是革命幾十年,我就是那個時候,你們革命的時候,我還在地上爬呀!”這一條他講我們不贏,因此他就沒有這個包袱。

  那些新幹部,我們對他們要處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東西,我們不如他們。比如講知識,我們要向他們學習。現在這一代,只有他們能夠在知識上教育工人階級、教育農民。因為現在我們還有什麼知識分子呢?沒有嘛!現在的大學,約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資本家、富農的兒女;中學據江蘇省統計高中百分之六十是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兒女;初中也有百分之四十是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兒女;只有小學倒過來,大概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兒女占百分之二十、三十,工人、農民子弟可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這種情況,需要很長的時間,可能要一、二十年,才能改變。所以,現在的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以我們要耐心爭取他們,一面要說服他們,使他們進步,使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就是說教育他們,他們要做教員,必須學習,另一面我們要向他們學習,要向現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學習,因為,除他們就沒有知識分子了。

  無產階級必須有自己的知識分子。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只有它有前途,其它階級都是向它過渡的。比如說農民,將來要變成農業工人,合作社幾十年之後,就要變成國營農場,社員要變成農業工人,資本家現在正在變,再過若干年,他們也變成了工人。整個社會都是工人,所以只有工人才有前途,其它都是過渡的階級。無產階級要有他的知識分子,要有全心全意為他服務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半心半意。大概估計,三個五年計劃完成,我們可能從五百萬知識分子中間,由現在的百分之十幾或百分之十五,或者百分之十七(這裡包括一部分進了共產黨而不算在裡頭的),因為進了共產黨,他並不一定等於完全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不是共產黨有一部分人倒是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比如過去魯迅就是這樣的人。魯迅好?還是陳獨秀好?還是張國燾好?還是高崗好?我說還是魯迅好,一個是共產黨,一個是非黨人士,就個別人而論,進了共產黨,並不等於比黨外人士好(有一部分黨外人士比共產黨員好),爭取擴大到三分之一的知識分子,他們或者是進黨,或者在黨外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跟工人農民接近。還有三分之二,在這十幾年當中,也會有些改變,由半心半意改變成再多一點,三七開,尾巴掉一點,有些進步。我們要爭取這個前途。因為講思想問題,就聯繫到知識分子問題。

  至於合作化許多問題,我就不講了,合作化是個好事,是確定它有優越性的。因為我們許多合作社證明這一點,是沒有疑義的,但是有一部分同志,還有疑問,黨外人士還有異義。這一點要向他們作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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