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比例殺人 zt 1950年下半年開始到1951年下半年，中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一場鎮壓反革命運動。本文依據中國期刊網上關於鎮反的幾篇文章，主要是楊奎松的文章，作一個敘述。 一、抗美援朝是鎮反的外部原因 中共建政後，社會矛盾尖銳。如1949年8月華北局的報告：天津、安新均發生彈藥庫爆炸,林縣焚毀倉庫兩處,北平電車被焚五十餘輛,石景山鋼鐵化驗室亦曾失火,冀南、太行我黨員村干與干屬麥子被燒者數十起,冀南十三個縣統計,燒毀麥子一九一七畝。冀魯豫二十六個縣三個月內統計共殺人五十五起,死人八十八名,大部為匪特反革命分子所殺。 1950年3月西南局的報告:近一個時期以來,西南川、康、雲、貴各省,連續有土匪在各地發動大規模武裝暴亂。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龍潭寺地區近萬土匪暴亂,殺害我一七九師政治部主任及五十多名。 中共對原國民黨人員和土匪採取了“切實寬大爭取”政策，效果很好。如雲南省玉溪縣原有土匪9600餘人,被政治瓦解者達5283名。四川省1950年間被政治瓦解自新投降的土匪有38萬人,而被斃、傷、俘者不過約6.3萬人。 土匪的大量投誠,使社會治安大為好轉,以重慶市為例,1950年3月份有搶劫案75件,5月份銳減至3件,6月份僅1件。 寬大政策在某些地區卻縱容了犯罪，“寬大到滅自己志氣,長匪特威風,寬大到助長匪特氣焰,脫離人民大眾的程度了”。“有些地方對罪大惡極,甚至曾殺我幹部百餘人,曾殺我縣長及幹部多人的反動頭子,曾殺死群眾多人的匪徒,卻不判死刑;或下級法院判了死刑,而上級法院又改為徒刑”。 為此，劉少奇要求各地嚴厲打擊反革命破壞分子。在他的主持下,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先後發出了“關於剿滅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指出:凡是反革命分子,都必須堅決肅清。但是當前一切工作的重心,還是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不能把肅清反革命當作重中之重。第一，今年秋季,我們就要在約有三億一千萬人口這樣廣大的地區開始土地改革,推翻整個地主階級。在土地改革中,我們的敵人是夠大夠多的。第二,革命勝利引起了社會經濟改組，再加上戰爭已經帶來了很多破壞,許多人對我們不滿。因此,我們目前的首要任務,在城裡是要合理地調整工商業,使工廠開工,解決失業問題,並且拿出二十億斤糧食解決失業工人的吃飯問題,使失業工人擁護我們。通過舉辦各種大學和使用知識分子,使他們不反對我們。而在農村,則是要通過減租減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廣大農民擁護我們。總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間不滿意我們的人變成擁護我們。 毛澤東的想法是不要四面出擊,不可樹敵太多。但是抗美援朝改變了毛澤東的看法。 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決定出兵朝鮮,兩天后毛澤東親自主持通過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 毛澤東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說,在此之前為什麼不能大量地鎮壓反革命?是因為時機不成熟,我們的財經問題還沒有解決,同資產階級的關係還比較緊張。如果我們在那個時候提出大量鎮壓反革命,是不合適的。現在情況不同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抗美援朝戰爭也打起來了,因此,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 劉少奇說:鎮壓反革命的運動為什麼能夠大張旗鼓地搞起來,關鍵在於有了抗美援朝戰爭。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 二、毛澤東是鎮反擴大化的動力 1951年1月,河南省在過去的一年中執行死刑3000人,就發現各地捕殺已開始出現草率現象,決定控制逮捕和殺人的規模。 1月17日,毛澤東讀到中南局轉來的湘西廿七軍的鎮反報告,發現湘西21個縣僅軍隊就處決了匪首、惡霸、特務4600餘人,並且還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處決一批。區區一個湘西人口密度遠小於河南,就處決了4600人,而且還有許多反革命要殺,而河南一個省處決了3000就不敢再殺了,華東幾個人口大省總共不過處決了2911人。毛澤東立刻批示:湘西準備繼續再處決反革命，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現當反美土改兩個高潮的時機,只要善為處理,就不會有問題。時機迫促,稍縱即逝,各地務必要抓緊照此辦理。 1月21日,毛澤東致電上海市委: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南京方面,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反動分子。 1月22日,他電告華南分局廣東方面: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 1月29日,中南軍政委員會逮捕19823人,在省級機關內逮捕160人, 公安部擔心引起廣大幹部的恐慌與思想波動。毛澤東告誡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對,不要去潑冷水。 2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報告,執行鎮反計劃,一定求穩,批准殺人一律在省。毛批示道:判死刑者則經專署批准執行即可。 三、廢除司法程序 毛澤東將殺人權下放到地市，大大提高了殺人的速度。但是什麼人可以算是惡霸呢?民憤大小又以什麼為標準呢? 中共進城之前,就公開宣告廢除了國民黨的六法體系。六法指國民黨政府的憲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但進城之後,中共並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法律體系。司法機構留用的舊司法人員有濃厚的舊法律觀點，在定罪、量刑上沿襲着舊的思路，如已遂、未遂之類。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最快兩三個月,慢的兩年三年。各地領導機構要想殺人,就變得極為困難，導致各地在處決人犯的問題上放不開手腳。 根據中共中央的要求,政務院於2月21日正式公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條例否定了已遂、未遂的概念,規定:只要有反革命行為或意圖之一者,不論已遂、未遂,均可定為反革命罪。 對有血債但已經投降的人如何處理呢？ 劉少奇說: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內,既已向我自新投誠,不再進行反革命活動,即使過去負有血債,亦不應殺。 毛澤東加了一句:如果血債重大群眾要求處以死刑,並估計情況在處死之後比較不處死更為有利時,亦可處以死刑。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據此,毛澤東明確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六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萬餘人僅殺二百餘人的情況,我認為一九五一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三千人左右。南京是一個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解除了殺人的束縛，各地開始大干。 四、進程 2月17日,北京市在羅瑞卿的指揮下,一夜之間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即公開處決了58人。注意到槍斃人犯有數萬群眾圍觀,而且興高采烈,羅瑞卿認為, 今後執行死刑前完全可以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和群眾大會等,報告反革命罪行,激發群眾對反革命的仇恨心理。隨後,北京市又進一步於3月7日夜一舉逮捕了 1050人，經過一系列宣傳工作後,於25日當天槍決了199人。 天津市向毛澤東報告，準備在已經處決掉150人的基礎上, 在3月間再處決1500人。毛澤東對此高度讚賞,興奮地宣稱: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劃,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在毛澤東的極力推動下,全國各大中城市從3月開始,陸續實施了有計劃的,極具震懾性的大逮捕和處決的行動。 從審判到槍決，從審判到槍決，公開讓民眾圍觀。“全市人民幾乎完全出動,道路為之堵塞,通衢要道一直延伸至五六里以外的刑場,人山人海,爭睹反革命的下場。當罪犯在刑場倒下時,數千觀眾狂熱鼓掌跳躍,高呼口號”。 考慮到民眾熱衷於看處決人犯布告,一些地方還專門舉辦了寫布告的訓練班,使布告通俗易懂並具宣傳力。 上海市於4月27日晚組織了由軍隊、警察、幹部和工人、學生組成的4445個行動小組，約36000人，於午夜之後在全上海進行了一次拉網式的突擊搜捕行動，一舉拘押了8000多人。第二天公審大會，第三天就公開槍斃了285名人犯。5月9日再斃28人,6月15日一天槍斃了284人,以後即每隔數天槍斃一批,少則二三十名,多則一百四五十名,到11月初,半年時間就已處決到將近2000人之數。 到4月,兩廣地區就已捕了188679人,處決了57032人,其中廣東四月份即處決一萬零四百八十八名。四月底,華東共捕反革命罪犯三十五萬八千餘人, 共殺反革命罪犯十萬零八千四百餘人,占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七八。中南地區更是驚人,不到5月中旬,殺人已近二十萬,近人口千分之一點五,遠超出處決人犯一般不超過人口千分之一的原則規定。而中南地區還要在7000萬人口的地區進行土改,還沒有消滅會道門,城市鎮反也才開始進入高潮,還有一大批人要殺。 雖然廢除了正常的司法程序，上海市還是建立了死刑覆核程序。如曾任國民黨時期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員會指導組婦女股股長的吳月明，曾為國民黨上海工會骨幹分子，此次又拒不坦白登記，雖無明顯劣跡，亦被判處死刑。軍管會覆核時，建議改處十五年。最後經潘漢年批覆，同意改判。又如留用警察姚劍秋，因學習結束後聽說被派往外勤，心生不滿，曾發牢騷，揚言不如回鄉轉投國民黨的游擊隊，工作分配後即無此表示，更未再動此念頭。但法院判決死刑。經軍管會覆核，提出該犯並無具體罪行，改處徒刑十五年。 但在上海以外的一些地區，為完成殺人指標，連具體罪行都羅列不出,便被草率殺掉。挾嫌報復造成冤假錯案,乃至於草菅人命的現象,在農村地區尤其嚴重。 如河南陝州,完全由縣鄉兩級幹部說了算,不到一個月就捕了五六千人,半個月就處決了七八百人。 國共戰爭當中,中共既往不咎的優待俘虜政策,瓦解了國民黨幾百萬大軍的戰鬥力的。但是,在鎮反運動中,為了達到鎮壓指標，各級幹部不可避免地要把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領導,但具有灰色掩護的地下武裝人員,列入到殺、關、管的名單之中。 湖南衡陽茶市以劉伯祿為首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因多數人出身地主,被槍斃8人。 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早年積極追隨中共,投身抗日活動,八年抗戰期間亦因中共指派隨宣傳團集體參加了國民黨軍隊,解放戰爭後期並策動桂北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成功,同樣既無民憤,亦無血債,卻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歷史反革命判處死刑,執行了槍決。 湖南茶陵9名起義或投誠的國民黨中將和少將, 4人被槍斃,3人被判刑(2人死於勞改期間)。 貴州省國民黨統治末期的81個縣的縣長,無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捕釋放,雖多半已得到處理,甚至已安排工作,這時卻因地方要湊夠處決人犯數字,而全部被當作反革命分子給殺掉了。 葉劍英說，廣西省檢討被殺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是可殺可不殺,甚至龍州、雷平提出要殺的四十人既無犯罪事實,連出身、簡單歷史及年齡都沒有。邕寧縣委組織部長個人就批殺二百二十六人,蒼梧一區先殺後報十四人,又一個區殺而不報二十四人,宜山批准殺五十二人,貴縣一次夜間從後門拉出八人執行處決,有的地區亂棍打死,甚至割耳挖心。欽廉專區二月份即押一萬三千人,內欽縣一縣即捕八千人,鐘山縣捕一千一百二十六人,送到公安局之犯人有的連材料都沒有,僅寫一個壞字。連平縣殺死二人,並讓群眾割肉回家。東江發生電刑審訊致死現象,湛江自殺者十三人，中山縣自殺者三十七人。 面對這種情況, 中南局4月中即明令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殺,四省處決人犯權收歸省委掌握。但是,殺戒開起來容易,關起來卻遠不那麼便捷了。在中南局明令停止大捕大殺之後,在不及一個月的時間裡,殺人數字從15萬猛增到20萬人之多。 毛澤東也感到不妥了。4月20日,他專門致電各中央局書記稱:雖然2月中央會議決定先規定殺人數以人口千分之零點五為準,但現在西南已達千分之一,中南和華東的某些省區亦達到千分之一,個別地方且已超過。一般地看來,華東、中南、西南三大區似乎均須超過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決問題。但是,超過太多似乎不妥。柳州專區要求殺千分之五,顯然是錯誤的。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我也感覺多了。我有這樣一種想法,即可以超過千分之一,但不要超過得太多,不要規定一般以千分之二為標準。而將許多犯人列入為無期徒刑,離開本縣,由國家分批集中,從事築路、修河、墾荒、造屋等生產事業。例如西南區準備再殺的六萬人,殺掉三萬左右以平民憤,而將其餘的三萬人左右各省區負責分批集中生產,,如果以人口千分之點五計算,西南、中南、華東三區就有十五萬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產力。貴州省認為不殺千分之三就不符合準和狠的原則,我倒覺得按貴州人口一千萬已殺一萬三,省委要求再殺二萬二千至二萬五千,我們可以允許他們再殺一萬多一點,留下一萬多不殺,已經超過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貴州這樣的特殊情況辦事,已經算得准和狠了。上述意見的缺點就是執行起來很麻煩,不如殺掉好,爽快。其好處就在經濟方面有利益,政治方面也有某一方面的利益,使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好說話。 根據毛澤東建議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的決定：關於殺反革命的數字,必須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以內。將殺人批准權由地專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區一級。 各中央局及其下屬各省市分區黨委對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通常都相當迅速。如西南區下屬的川西區1951年1月處決1309人,2月處決了3030人,3月處決了1076人,4月處決了844人,而自得到毛澤東要求控制殺人的指示之後,從4月下旬至6月上旬,總共只殺了403人。 不過，華東地區1951年5月之後的4個月裡,又捕了110000人,又處決了將近40000人。 1951年11月至1952年8月,各地又展開過新一輪的鎮反運動,僅華東地區就又捕了71128名,處決了10727名。並且該地區還進一步部署了第三階段鎮反工作,要求再捕55000人。華東第一階段鎮反處決人即已達到人口總數的千分之零點九四的比例來看,可知三個階段下來,其被處決人數註定要大大突破千分之一的比例了。 捕殺較多的江西省,第一期鎮反處決了17699人,關了26232人,管了20091人;第二期死刑7402人,緩刑532人,關了5954人,管了 14013人,病亡及自殺了767人;第三期又處決了1019人,關了13697人管了4985人。三期鎮反合計處決掉25588人,判刑4642人,管制39089人。以江西省當時人口1600萬人計算的話,其處決人犯的比例也已經突破千分之一點五的最高限度。靠近沿海前線的福建省,則更是破紀錄地創造了千分之二點四的處決人犯比例。 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了多少人?毛澤東後來說,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被處決人數達到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二四的水平。 五、結果 鎮反大大降低了刑事案件的發案率。僅以廣西省南寧市一市為例,其鎮反運動大規模發動前的1950年,刑事案發案率為4314件,鎮反運動大規模開展後的1951年,一下子就降到了1318件,到鎮反運動結束後的1954年,更降至455件,下降了80%還多。 1953年春,湖南複查過一些明顯存在問題的案件。在查出的763件各種反革命案件中,僅顛倒黑白的就有82件之多,占到需要改正案件的10.7%。 而在文革結束後，湖南省對原國民黨人員的複查中,有79%得以撤銷判決,恢復名譽。對中共地下武裝人員複查中，3011人中2291人得以撤判糾正，占76%。 六、評論 鎮反的最大特點是按照地區人口的比例殺人，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殺人的目的無非是止惡揚善、謀財害命、殺人立威。按照人口的比例殺人是一種奇特的揚善止惡的做法。 鎮反的第二個特點是沒有法律程序。中國傳統法律的優勢是刑法和行政法，受到中外法制史學者的高度評價，不僅為世界各文明國家同時代的法制水平所不及，而且許多內容完全可以達到現代法律的水準。清末民初，汲取西方法制思想，制定了新的刑法等。中共廢除已有法律，又不頒布新法，直到1979年7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通過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部刑法。定罪殺人依據領導指示和個人體認，追求速度和痛快，無視法律是鎮反的又一特點。 鎮反的第三個特點是“濫殺無辜”。上文已經舉出幾個數據表明鎮反中存在濫殺無辜的現象，但是沒有證據表明無辜被殺在鎮反中的比例，因此這個特點準確的說還是疑點，需要打上引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