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與美國關係的互動中，毛澤東的戰略眼光和魄力，使得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最終放棄了與中國為敵的打算，最終選擇與中國和平共處。在這個鬥爭的過程中，美國無論是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都是一敗塗地。而中國則在此過程中改善了國家周邊的安全態勢，提高了自身的國際地位，斷絕了一百多年以來一直是中國心腹大患的海上敵人來源。在經濟上，中國由於獨立自主進行建設，也在戰略上得分很多，在戰術上雖然付出了一定的生命財產代價，但與美國相比，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所要達到的目標都順利達到了，而美國在與中國為敵的每一個步驟和動作，最後都是事與願違，在1970年代最終不得不放棄與中國為敵的政策。
　　
一、 美國對於共產黨和新中國態度及其背後的因素
　　
　　1947年毛澤東就已經看到“中國革命的勝利，衝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美國設想的戰後世界圖景中，中國應該仍然維持解放前的地位，作為資源流出地區供給農產品、成為工業產品的市場和原材料產地。很顯然，在美國主導的全球金字塔中，中國必須處於底層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中國通過革命而贏得獨立地位，並自主進行現代化建設，擺脫金字塔底層的地位，與美國追求的戰略目標是完全矛盾的。所以美國堅定不移地反對共產黨政權，更加反對由毛澤東所代表的民族獨立訴求和國家發展願望。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美國大使赫爾利就在美國國內記者招待會上宣布，美國政府堅決拒絕與共產黨合作。在解放戰爭期間，美國盡其所能為蔣介石的戰爭機器輸血，在戰爭開始階段，美國不惜親自出馬，一方面用和談、調處名義爭取時間，一方面幫助蔣介石把軍隊輸送到戰爭前線。在戰爭開始後，國民黨政權戰爭經費的一半以上仰賴美國供應。在戰爭已經出現明朗的結局之後，美國撤回大使。當戰爭在大陸戰場已經結束之後，美國轉而極力扶持“中華民國在台灣”，並於1954年與老蔣簽署共同防禦協定，在聯合國里一直搞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阻擾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至今為止美國仍然是台獨的總後台。
　　
二、 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戰爭的戰略與戰術後果
　　
　　在朝鮮戰爭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之後，美國迅速明確宣布“台灣地位未定論”，為自己在軍事上占領台灣製造輿論，並於1950年6月27日把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
　　
　　在朝鮮戰爭開始的時候，本來只是朝鮮的一場內戰，由於美國的大規模介入，結果使得朝鮮戰爭國際化。1950年10月8日，中國政府正式作出決定，派軍隊進入朝鮮境內作戰，1950年10月19日平壤陷落，這一天的黃昏，中國人民志願軍開始渡過鴨綠江。1950年10月25日，志願軍在靠近鴨綠江的溫井兩水洞地區，與南朝鮮軍隊遭遇，打了入朝作戰的第一個勝仗，這一天后來被定為抗美援朝紀念日。經過3年的浴血奮戰，志願軍把防線維持在三八線附近。在戰爭的後勤補給和遠程火力方面，志願軍則處於劣勢。在1953年停戰協定簽署之時，從軍隊的進攻能力來說，志願軍占據絕對優勢，美軍在上甘嶺之戰中一敗塗地，而志願軍發起的金城反擊戰卻達到了“改直三八線、改善防禦態勢”的目標。在3年的戰爭中，志願軍共耗費作戰物資56萬噸，戰爭經費62億元，不到當時中國一年的工商稅收數量；而美國耗費作戰物資7300萬噸，戰爭經費830億美圓，超過美國當時的年度財政收入。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志願軍真正見識了“紙老虎”的真面目，對美軍極為蔑視，認為其戰鬥力甚至不如蔣介石的軍隊。
　　
　　在抗美援朝戰爭初期，美軍處於全面潰退態勢，麥克阿瑟曾經叫囂要擴大戰爭打擊範圍，美國總統甚至威脅要使用核武器。而毛澤東在決策介入戰爭之前就準確預料到：如果志願軍有失敗的可能時，美國將有可能擴大戰爭，希圖使用戰爭恐怖來提前結束戰爭；相反如果戰爭進行比較順手，美國擴大戰爭也無法根本改變戰爭結局，那麼戰場將會局限在朝鮮。麥克阿瑟的叫囂，不過是跟水滸中的潑皮牛二一樣，因為架打輸了感到顏面無光，拼命想要找回場子而已。當然反應跟牛二一樣的人決非麥克阿瑟一個，杜魯門也算是半個，後來在越南戰場上越陷越深的約翰遜的表現也差不多。最後他們都是很清楚的，戰爭結果已經提前註定，他們的作為不過是存有僥倖心理，期待上天關照好運氣，找回場子。
　　
　　實際上根據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的說法，美國之介入越南和朝鮮戰爭，是作為美國在1940年代沒有影響到中國內戰結果的後續動作。看來牛二針對的對象還是很清楚的。雖然美國在戰後一再宣稱歐洲是戰略重點，但是長期都是把軍事力量的重心放在中國的周邊，並以僅次於兩次世界大戰規模的軍隊，發動和介入這兩場戰爭。
　　
　　在1965年，中國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發表聲明說道，我們等美國人打過來等了16年，等得頭髮都白了。（這個話剛剛好可以與朱鎔基說入世談判是“黑髮人談到白髮人”相對照）美國走上擴大越南戰爭的道路之後，中國一方面通過第三方警告美國人，如果美軍膽敢越過北緯17度線（這個17度線是中國政府是在1954年的日內瓦協議中簽字承擔責任的），中國將派地面部隊參戰。後來美國果然沒有敢越雷池一步，中國也就相應地沒有派地面部隊參加越戰。由於美國空軍轟炸越南北部，中國就派出高炮部隊幫助進行防空作戰。在越戰期間，中國援助越南的武器裝備足夠武裝200萬人，此外還有500萬噸糧食的援助。修建10號公路（胡志明小道）也主要是中國的工程部隊承擔的。越戰期間，中國先後有32萬人參加對越南的援助，最多的時候有17萬人在越南，最後有5000人的傷亡。在此十年間，中國對外援助處於高潮（包括對阿爾巴尼亞和非洲諸國的援助），最多的一年（1970年）對外援助數量約70億元，占財政支出的6.8%，一般年份對外援助占財政支出的3%左右。
　　
　　其實美國在戰前規劃的世界藍圖，在戰爭中都精確實現了，歐洲的競爭者被消滅了，日本的工業實力也沒有了，環顧世界，美國在經濟上沒有合格的競爭者，全球資源就放在美國的手邊，有一種予取予求的態勢。只有中國革命的勝利，才使得美國取得世界資源的範圍真正縮小了，這是一個真正的利益的喪失。反觀歐洲，戰前美國的競爭者德國和法國是一片廢墟，英國也是奄奄一息，美國的工業產值占全世界的53%。而在1933年美國已經與蘇聯建立了外交關係，承認了現實。東歐各國人口、疆域、資源都不足觀，戰前有的還是資源淨輸入地區。日本的垮台使得美國在亞洲的擴張沒有對手和阻力，但是偏偏在美國已經與蔣介石政權簽署了《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之後，中國“淪陷”於共產黨之手，原來可以指望的利益都已經成為泡影，怎麼不叫美國人痛徹心肺。
　　
三、 中美關係解凍的歷史條件
　　
　　由於與中國的敵對關係乃是實際利益的損失，因此美國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幕後政策制訂上，戰後都已經把中國列為頭號敵人和對手，因此才有美國人所說的“韓戰”與“越戰”。這兩場戰爭打下來之後，美國發現大事壞了，美國在戰後最初本希望把歐洲和日本邊緣化，成為美國產品的傾銷地，儘可能抑制歐洲的工業力量恢復，後來發現歐洲的左翼政治和文化力量急劇攀升，歐洲有失陷於共產主義制度之可能，這才不得不對歐洲的資本家集團改而進行扶持，這就是馬歇爾計劃的起源。由於亞洲需要與中國為敵，也只得扶持日本。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也仍然希望通過馬歇爾計劃實施，在美國和歐洲日本之間實現分工，美國在生產資料產品和高科技軍事裝備方面上占據絕對優勢，並供應全世界，歐洲和日本發展民用工業和輕加工業，以盡力延長競爭對手的成長時間，這個政策本來可以取得一個比較長時間的成效的，但是韓戰和越戰破壞了這一美夢。
　　
　　在這兩場局部戰爭中，美國的許多重工業部門不得不集中力量用於滿足軍事定貨需要，結果先是世界乃至國內的民用品市場讓出來了，養肥了歐洲和日本的輕工業部門，接着美國的重工業部門也在戰爭結束之後發現，大部分市場已經有強大的競爭者存在了。資本主義的鐵板一塊，就這樣被打入了楔子，經濟爭端和政治分歧跟着就來了。從1970年代開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金融和貿易爭端就日益頻繁起來，兩個世界變成了三個世界。無論是在什麼層面上意義上來說，中國人民在這兩場戰爭中所做出的犧牲，是具有世界性的全局意義的。
　　
　　由於美國和歐洲日本的競爭態勢加劇，使得資本主義世界對第三世界的盤剝，相對輕微一些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第三世界國家在全球資源分配上的地位。而中國以近乎無限的人力資源從1980年代開始，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結果卻使得第三世界國家的競爭態勢惡化，養肥了第一世界並促使第一世界實現了更高程度的整合，惡化了第三世界的資源分配地位，特別是今天中國本土的不可再生資源流出已經極為嚴重，每年中國資源流出大約占全部開發資源數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就是說中國每采10噸煤沒煉10噸鋼，卻有3噸半左右流出國境用於幫助歐美日實現其富裕和發達。
　　
　　1971年尼克松在關島的講話中說中國是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並不是因為中國真的在經濟力量上足夠強大，達到美國不敢小看的地步，而是美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再當牛二，也是找不回場子的。以前與中國為敵的成本和代價已經太大，美國已經無法承受這個後果了，所以才有了這個關島講話的。
　　
　　在美國人感到必須痛改前非的時候，中國民眾在毛澤東領導下所進行的艱苦努力，在經濟上政治上和國家安全上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經濟上中國已經由一個農業國變成世界上的一個主要工業國，由於中國當時執行的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到1970年代中期，中國的金屬加工機床數量已經居世界第二位（多於美國，僅次於蘇聯），主要工農業品按照實物指標已經列為世界第三位，到1990年中國的同一指標還是第三位，1995年才變成第二位的，不過不是中國發展快超過了別人，而是蘇聯解體的結果帶來中國的位次上升。國際政治地位上升的標誌性事件是1971年中國在聯合國獲得壓倒多數票，實現了驅逐蔣介石集團進入聯合國恢復了合法席位。由於美國最後不得不放棄了與中國為敵的政策，近代以來讓中國人民感到防不勝防、總是從海上對中國安全構成根本威脅的強大敵人，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消失了。
　　
　　特別有意思的是，毛澤東於1970年與斯諾談話時，除了透露尼克松想要來中國的消息之外，還準確地預言到尼克松將會於美國舉行大選的1972年到中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