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書海飄香

中華道統與憲政法統之被顛覆，是人類現代文明史上的大悲劇，導致了東亞地緣政治的逆轉，後60年東亞及支那半島所發生的大規模人道災難皆源於此，而且這段歷史仍然沒有結束，仍然處於進程之中。山姆大叔也為當初的軟弱及短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勝利的一方真的和民心有關係麼？只有雞毛關係，純粹的軍事征服而已。

兩大軍事集團的對抗，較量的是組織效率及社會資源的整合效率。國府之失敗，皆源於此。組織內部的服從成本及協調成本一直是國府無法解決的難題，而對方卻得到很好的解決。從技術角度看，嚴酷的思想控制和嚴密的組織架構，可以讓這個鏈條的人成為一個簡單的螺絲釘，降低了組織內部的服從成本和協調成本，大幅提升組織效率。但國府的政治倫理決定了他們不可能選擇此種方案。要麼通過現代化制度的建構來解決這些組織的成本問題，但這個現代化制度的建構之基礎乃是建立在現代工業文明基礎之上，當時的國府面對的是一個中世紀的農耕社會，只在沿海地帶才有幾個現代文明的孤島。所以國府的現代體制在一個處於非常態政治下（軍事叛亂）的農耕時代運行便很不靈便，可以說是比較笨拙。

國民政府雖然建構了一個現代化的上層架構，但對基層的控制是很薄弱的。當然這種情況是由當時的社會經濟及技術條件決定的，因為國家利維坦要一杆子插到底這需要花費巨大的政府治理成本，廣大內地還處於中世紀的農耕社會，養不起這麼一個龐大的官僚體制，所以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基層仍然延續着傳統的鄉紳自治的鄉村形態。這麼一個組織架構在和平時期是沒多大問題的，可以通過逐步的社會變革如地方自治等方式，培養公民的管理自身事務能力及公共精神來將中國的基層納入現代化進程中來，社會的動員能力也必定大大加強。但戰爭不可能給予國府的制度變遷時間來完成社會結構的調整，所以國府的社會動員能力是很弱的。而CCP不同，他們是屬於完全的軍事化組織架構，不需要建立一個上層架構，這個上層架構的成本可以省下來以此建立對鄉村控制的扁平化軍事組織。這種組織的效率是很驚人的，可以高效率的完成社會動員。　　

當然如果我們把現代化作為一個中性詞的話，極權體制其實也是現代化的產物，那麼叛亂一方的極權組織架構也是現代性十足的。說到底，當時對決雙方是現代威權組織架構對抗現代極權組織架構，最後是後者勝出。

非常態的政治取決於主權由誰來決斷，解決的是效率問題，分清敵友，作出決斷。威權政治架構作為憲政體制在非常時期的過度形態是符合這個歷史邏輯的，即使如今天成熟的憲政體制國家，也是保留了國家在緊急狀態時的緊急處分權，必要時可以凍結憲法的一些條款，擴大行政權。

但國府的現代威權體制遭到失敗，還有一個因素就是與顛覆一方的極權架構比較起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合法政府在決策時必須做到其決策之負的外部性最小化，因為政府的職責是守土安民，這樣就同樣犧牲了諸多的效率，比如政府不可能去殺人放火，不可能去搞人海戰術等等，對方就不一樣，他們可以一切為了其組織效率，將外部性成本全部轉嫁到社會來承擔，比如他們可以在山東搞兩次血腥土改，這種革命的恐怖脅迫大量無辜民眾身不由己遞了投名狀，為徐蚌會戰提供了400 萬以上的民工。

有人拿土地問題說事，其實當時中國的土地集中度是不高的，無地農民頂多占到25%，絕大部分是自耕農，KMT的執政基礎就是廣大的自耕農。當然土地問題不尖銳，但並不代表就不會成為問題，社會這個系統的運轉也是有個木桶理論問題的存在，能裝多少水，取決於最短的那塊木板，而當時25%左右的無地農民的存在就是社會的最短的那塊木板，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不會漠視這個群體的利益。所以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還是提出了和平土改，並頒布了相關的土地法等，這和羅爾斯的分配正義道理是相通的。

但是如果從效率來看，土地改革並不能提高土地的單位產出，楊小凱在提到台灣的土地改革時就說到了這個問題。

農業的現代化是一個外生過程，取決於工業化的進程，如果能給國府充足的時間，這個社會最短的木板就不會成為問題，城市化自然消化了這個社會問題。而且從現代化的視野來看，也是要求土地實現集中，規模化經營，所以即使是國民政府的和平土地改革也完全是基於政治上的考量，但違背了現代化的變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