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抗議日本右翼分子非法登上釣魚島，中國多個城市19日均有規模不一的群眾聚集、遊行，高喊抵制日貨的口號，此一輪聯手反日大遊行再次觸動了中日神 經。在此期間，不管是那些經常批評政府，以身處體制外為榮的群體，還是唿吁自由民主，時時提防政府對其構成威脅的群體，都不約而同聚集在了“愛國”的大旗 下。事實上，此類群體急嗷嗷圍繞釣魚島形成的民族統一戰線，卻很容易成為一劑止痛的鴉片，為中國長遠的發展埋下更大的禍根。

　　該怎樣“愛國”？對釣魚島問題持什麼樣的態度為這一界定提供了看似清晰的標準。每每遇到諸如“保釣”這樣的場合，中國輿論場就會出現一股強大的力量， 人人都可能在瞬間成為徹底的愛國者，以往的不滿和憤懣都可以拋諸腦後。而要想給自己貼上這一標籤，只需要用亢奮的情緒來表達誓死護佑國土疆域完整的決心， 同時輔之以對公權力的抨擊和對現有政府的漫罵。亦或者如那些以“愛國”的名義發起的打砸同胞車和店鋪的青年群體，做出一些“讓親者痛仇者快”的傻事。

　　有政情分析人士表示，因為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需得以嘲笑政府為基礎，所以政府做什麼都可能被扣上軟弱無能的帽子。比如剛剛過去的保釣事件中，香港保釣 團體出發前表達了“希望解放軍護航”的意願，但事實上解放軍並未能如其所願，任由日本自衛隊軍艦撞擊保釣船、任由日方以“非法入境”拘捕香港保釣人士，這 是政府表現軟弱的一個方面。其二，即便中共當局在得知日方非法扣押保釣人員的消息後，就做出迅速反應，如提出嚴正交涉、發出“立即放人”的最後通牒，同時 通過官方媒體表達與民聲共振的譴責和不滿，但還是擺脫不了“無能”的標籤。因為在很多“愛國者”看來，只要中共不對日本宣戰，就始終是軟弱的、無能的。

　　在釣魚島問題上，持有這樣觀點的不僅限於民間輿論場，在主流輿論場中也時有發生。如在日本名古屋市長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及右翼分子屢屢通過購買釣魚島 挑戰中國底線之際，“不惜對日一戰”的文章頻頻見諸中共官方媒體報端。而且，民間輿論還紛紛將矛頭指向了鄧時代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雖然中共官 方媒體竭力利用話語權解釋這一口號提出的時代背景和現實意義，但還是阻擋不住民族統一戰線上洶湧而來的反對聲。

　　大多數情況下，中國民眾對自由、民主保持着一種天然的憧憬和偏愛。''

　　不管西方民主與自由里附帶着多少虛偽的成分，或是中國現有體制是否能與之相適應。在諸如釣魚島等領土主權爭端問題上，匯集在民族統一戰線上的群體卻表 現得不那麼民主，因為不允許有“異見者”存在。也就是說，被冠之以“民族英雄”的愛國者們，一隻拳頭揮向了中國現有體制和公權力，因為不強硬，不民主；另 一隻拳頭揮向了所謂的“賣國賊”，因為他們脫離在了民族統一戰線之外，他們發出了不一樣的聲音。

　　有聲音認為，在中國與周邊國家外交摩擦不斷冒出的關鍵時期，民族分子凝聚起的力量意在督促“中國硬起來”。說得簡單點，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日本 在釣魚島上造次，中國政府就應該嘗試通過武力來澆滅日本的囂張氣焰。而在相對和平的時期，民族統一戰線上的群體則舉起了維護民族自尊心的大旗。其實，“民 族英雄們”越是推高愛國情緒，越是強調民族自尊心，反倒越是暴露出自身的弱國心態。有學者就此建言，普通民眾應“莫談國事”，少一些國民層面的弱者心態， 那種動不動就感到受欺負的心態，只會導致國民虛胖。雖然中國不斷崛起的事實舉世公認，但真正的崛起不僅限於經濟、政治、文化的崛起，還包括國民心態的崛 起。短期看來，這股愛國情緒起到了提振民心的作用。長遠來看，這股以愛國名義瞬間亢奮起來的情緒卻很可能分散理性的聲音。最終，不僅問題得不到解決，還有 可能拉長矛盾解決的周期。

　　英國諾丁漢大學青年學者李嘉楠17日在中共官媒上發表題為《革命不是止痛的鴉片》的文章，雖然源頭與釣魚島無關，但其中試圖說明的國民性格卻可套用過 來。“每當這個國家民族遇到迷茫困惑之時，革命馬上變成一些人心裡止痛的鴉片。”援引在“愛國”情緒高漲的群體身上，則可以理解為——每當中國外交遇到阻 力和挑戰時，抨擊政府並表達“愛國”熱情成了部分群體心裡止痛的鴉片。因為這樣一來，不管他們是表達對公權力的不滿，還是嘲笑政府軟弱無能，都有了一個正 義且合理的理由，那就是“愛國”，甚或恨鐵不成鋼。

　　有分析認為，不能排除民族統一戰線上確有真正的愛國者，比如此次香港保釣團體冒着生命危險登上釣魚島宣誓主權，就贏得了中國社會各界的肯定和支持。但 在民間輿論場中，那些短期內虛脹起來的亢奮情緒，以及那些不停嘲諷政府軟弱無能的聲音，卻有可能讓保釣人士苦心孤詣營造出來的愛國氛圍付諸東流。到頭來， 究竟是愛國還是害國，成了說不清道不明的謎團。畢竟，愛國的途徑有很多種，而類似情緒宣泄表達出來的愛國熱情，則不免變質，或被各種起鬨聲“綁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