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後，因為一邊倒的外交策略，我們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漸行漸遠;又因為我們後來跟蘇聯鬧翻，跟以蘇聯為首的所謂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也始亂終棄。最後只好把目光投向遙遠的非洲，去那片貧瘠的土地上尋找朋友。這樣做雖然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結果卻是十分嚴重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雖然是領土大國、人口大國，卻不能不居於世界三流國家地位，對國際事務沒有實質性的發言權，無法與世界大國交朋友，更沒有辦法成為世界大國;我們交的那些窮朋友不能對我們國家的發展提供幫助不說，還將我們視為(我們也是這樣自我標榜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糧倉武庫，無厭的索取加重了人民負擔也深深延緩了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當年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團結了非洲人民，加上對非洲大量的無私援助——如坦贊鐵路，使新中國成了這些窮哥們的“領軍人物”，成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旗艦”，是這些黑哥們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抬進了聯合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的經濟迅猛發展，中國成了非洲欠發達國家發展的榜樣，他們對中國的建設成就羨慕不已——當然，手也伸得不短。

　　從1956年開始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並從此一直沒停止過。53年來，中國向非洲50多個國家援建了900多個成套項目。中非合作論壇召開後，中國減免了非洲31個國家對華債務105億元人民幣。2007年，中國的外交支出為230億元，其中108億元用於對外援助，援助的對象絕大多數是非洲國家。比如在喀麥隆首都雅溫得，這個僅有150萬人口的城市，就有中國援建的會議中心、婦幼醫院、市政廳廣場、多功能體育中心等項目。這僅僅是非洲一個國家的一個城市，我們對非洲各國的援助規模可見一斑。

　　然而，這些無私的援助卻沒有帶來理想的結果。

　　這首先表現在：這些非洲朋友對中國不盡“友好”。在非洲，憲兵、警察特別“喜歡”中國人，見有中國人坐在車子裡，老遠就吹哨子比畫着讓車停在路邊。先查驗汽車的各種證件，再查駕照，然後查身份證、隨車物品。為了不和這些無賴糾纏，也花了不少“買路錢”。 中國公民在非洲從事各種經營活動，受到刁難是常事，可白人就暢通無阻。我們和他們講友誼，他們和我們講霸道：你在我的地盤上，我就要收拾你，就要讓你放點血。他們在非洲經常遭到非禮，打電話叫來中國使館的官員，這些外交官在國內還可牛一下，在非洲就不靈了，他們照樣要低三下四地央求，恭敬地遞上美鈔歐元。一次，一位外交官為了讓被機場扣留的一名中國公民登機，遞上一張100美元的鈔票，機場警察竟漫不經心，鈔票掉到了地上，這名外交官竟自己彎腰撿了起來，重新面帶笑容地遞到這位誣賴警察的手上。

　　其次，援助效果不佳。主張援助非洲的人，往往強調二戰後美國幫助歐洲經濟復甦的馬歇爾計劃：二戰結束後，美國立即援助了歐洲130億美元(今天相當於一千億美元，但也只是西方援助非洲二萬億美元的二十分之一)。但馬歇爾計劃是短期的、有限的、目標清晰的，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的建設。而我們對非洲的援助，則是不設時限的、缺乏具體目標的、給窮人平分的救濟。雖然這樣做能使窮人的狀況短期有所改變，但無法從長期目標上，使整個國家脫貧和現代化。另外，當年接受馬歇爾計劃援助的歐洲國家，不覺得這項援助是美國對他們的虧欠。而且他們做出周密的經濟計劃，有效地使用了援助款。但非洲的政府，則把我們的援助視為理所當然，他們不致力經濟改革，只是負責分配、撒錢。莫友感嘆說，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像非洲這樣，靠這樣的援助而取得經濟發展的。“依賴不設時限捐獻的經濟體制幾乎都是全軍覆沒，而那些不依賴於援助的國家倒取得成功。”例如前東歐的波羅的海三小國，獲得獨立後，並沒有獲得美國的馬歇爾式援助，而主要依靠自身的經濟改革，走充分的市場經濟道路，結果都取得經濟成就。從1995到2007年，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三國的實際收入分別增長了驚人的167%、146%和125%。亞洲的經濟四小龍(台灣，南韓，新加坡，香港)也不是靠西方援助，而是靠走市場化和全球化而經濟騰飛的。到底是採取市場經濟還是遠離市場，這本身就是個不言而喻的答案。自立的孩子早當家，而溺愛的孩子卻永遠長不大，國家也一樣。這在西方也同樣，在美國以及歐洲國家，那些靠領取福利生活，尤其那些好吃懶做，專靠吃納稅人的錢而活的人，沒有一個因此而脫貧、成為“百萬富翁”的。

　　我們看到，在非洲很多西方援助，都被政府官僚貪污挪用，因援助已成為非洲國家財政預算的主要部分。例如在埃塞俄比亞，援助金已占了90%的政府預算，另有七個非洲國家，也已占財政預算的70%以上。一位到過贊比亞參加援非項目的中國工程師撰文說，他在贊比亞看到的該國總統車隊，全是奔馳、寶馬等高級轎車。當地朋友告訴他，外國援助，多被政府高官拿去揮霍了，尤其是買車。非洲國家的部長們開的都是世界級的好車，住的是占好大一片地的兩層小樓。還有人說，中國援助給他們的種子，玉米大米小麥之類，他們不是拿去種，而是直接吃掉，你援助多少他們吃多少。他根據在當地的觀察得出結論說，“外援很大一部分沒有對非洲的自強和發展起作用，而只是使少數人的生活變得日益富裕、奢侈。”

　　於是，我們不禁疑問：如果說毛澤東時代援助非洲是為了我們新中國早日進入聯合國，那我們現在援助非洲又是為了什麼呢?我們援助他們這麼多，他們還欺負我們的公民，這是不是肉包子打狗呢?我們現在之所以這樣對非洲進行無底洞般的援助，其目的之一是在和台灣爭“邦交”。我們不援助非洲，台灣就給他們錢，他們就和台灣建交。非洲一些國家是不講原則、不講義氣的，他們講的是實惠，有奶便是娘，誰給的錢多，就承認誰，就和誰建立外交關係，目前，仍有4個非洲國家與台灣有“外交”關係。這就逼着我們大陸和台灣搞援助競賽，搞內耗，看誰捨得掏錢，看誰向非洲撒的錢多。大陸和台灣在外交上消耗了大量錢財，台灣問題須儘快解決，不然，不知這些黑人要敲掉中華民族多少竹槓。大陸的錢是華人的錢，台灣的錢也是華人的錢，我們都是炎黃子孫。

　　我們還必須看到，我們對非洲的援助，受意識形態影響比較嚴重，提出的口號也都是突出政治，而對外援助本身就是政治的產物，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支援世界革命需要的，從政治角度出發，勢必給一些國家製造藉口，說中國危險，對受援國有威脅，甚至反目成仇。在國家利益觀上，中國往往過分強調第三世界國家利益的共性，卻對彼此間的差異性與複雜性認識不足，未能做到發展中國家利益與中國自身利益的有機結合;對中國國家利益在第三世界的分布缺乏層次分析，忽視中國國家利益在世界不同地區的不同分布，在對外援助方面難以正確處理國家的安全利益與發展利益、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眼前現實利益與長遠戰略利益的矛盾關係，在實踐中難以追求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無償對外援助並不能提升受援國自力更生的能力，反而容易養成受援國的依賴思想，因此只能作為一種爭取發展中國家支持而實現臨時目標的權宜之計，卻不可作為實現長遠戰略目標的主要手段。

　　中國與非洲這些朋友的關係，值得反思。

　　(文章原創於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