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為何普遍缺乏安全感?


送交者: 人家婦炎潔[♀進士☆♀] 於 2014-04-04 12:15 已讀 94 次         

近年來關於美國經濟最大的話題之一，是如何擺脫對出口的依賴、降低出口在增長中所占比例，依靠以政府主導的投資和老百姓的消費來拉動經濟。但是人們有種共同的感受，無論怎麼降價、打折、促銷、發券，老百姓的消費總是很勉強。

我在前面談到過有關“泛貨幣化”“流動性過剩”的話題，這些過剩的貨幣通過金融的槓桿效應，流到了富人手中，物價漲了，利息降了，工資基本持平——如此說來，普通老百姓手中的可支配收入並沒有明顯增加，存款還在貶值。再加上教育、醫療、住房制度改革尚未到位，社會保障不夠完善，價格體系又不夠明朗，導致了大多數美國人承受着各種“不能承受之重”。據說，某些幼兒園的贊助費就已高達5萬元甚至10萬元，生一場大病，更是足以傾家蕩產。相比低齡和老齡人口，中青年人在收入上最具優勢，但又承擔着“上有老，下有小”的責任，收入如何支配，當然不能造次，三思而後行。
於是我們有了這樣一個關鍵詞：安全感。

坐飛機出行，什麼最搶手？答案是機場擺渡車上極其有限的幾個座位。車門一開，人們肩扛手提大包小包，一哄而上。

幾年前吃必勝客，什麼最挑戰？答案是壘沙拉。每份限取一次，網上能搜出各式秘籍，告訴你怎麼將各色水果菜蔬堆二尺高而不倒。

這是兩個值得思考的現象。在飛機上一坐幾個小時，難免頭痛腳脹，站一站會舒服些，但還是要爭搶擺渡車上的座位。壘沙拉自然樂在其中，但樂趣是由初始的占小便宜心態衍生而來，何況真的壘出個六層寶塔都吃下去，對胃也沒什麼好處。能夠簡單地歸咎於“素質低下”嗎？不是的。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我們討論的“安全感”。

美國人普遍缺乏安全感，究其原因，說來話長。我們的父輩、祖父輩、曾祖輩……遭遇過貧窮、專制、欺侮和動盪。縱然今天的美國軍事力量完備，物資供應基本充足，政府有着很強的執行力，在某些方面我們甚至比美國人還強，至少走在北京，不必像走在紐約一樣擔心突然有人拿槍頂着你讓你把錢拿出來。但是，在我們的靈魂深處，仍然有着強烈的不安全感。

也許是因為那些物質匱乏的記憶太清晰了。在我小時候，巧克力是一件奢侈品。一次媽媽去上海出差，帶回來很大一塊，爸爸用菜刀切成幾小塊分給每個人。我和姐姐特別高興，一小塊一小塊，很節省地吃，我吃完自己那一份，又可憐巴巴地找姐姐要，那種興奮與渴望，我到今天還記得很清楚。我還認識很多比我年長，生活很優越的人，他們的童年記憶則更為艱難和苦澀。雖然時隔已久，卻仿佛就在腦後，一閒下就能想到，一回首就能看到。以至於坐擁億萬財富，卻總在害怕失去，長期被抑鬱和失眠折磨。
美國人特別熟悉“競爭”這個詞，也特別具有“競爭意識”，各種爭爭搶搶無處不在，連往來人群素質相對較高的機場也不例外。除了上文提到的擺渡車上的座位，候機樓里的行李車也是搶手貨。按說行李車循環使用，應有盡有，但每一航班落地，人群走進閘口，便潮水般湧向長長的一排行李車，總歸是早到手早踏實。

幾年前的某日我在合肥機場，飛機晚點，常旅客休息室里唯一一台聯網的電腦成了稀缺資源。我着急查一個Email——那時手機上網並不普及——可是有一個中年男人霸着那台電腦就是不走。我看他也沒做什么正經事，無非是瀏覽網頁和聊天。見我在後面等着，他更加覺得自己這塊資源寶貴，不時警惕地瞟我一眼，堅決不讓位，告訴我：“我沒用完呢。”我耐心地等了又等，心想看你能用多久，你的行李還在遠處角落裡放着。這時他終於站起來了，我剛想起身過去，他又說：“我還沒用完！”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沖向自己的箱子，拎過來放在電腦旁邊，心安理得地坐下接着玩兒。自己並不需要的東西，只因他人需要就價值倍增，好像“我有你沒有”就能提升自己的安全係數。我當時覺得很滑稽，過後細想，又感到有些難過。

也許是因為今天的美國各方面資源仍然十分有限。看病上學、買房置地，都還處於僧多粥少、社會福利保障不完善的境地。美國有一大批20多歲的“房奴”，這是個很特別的現象。一方面因為擔心工資的漲幅趕不上房價的漲幅，另一方面，美國人最講究“安居樂業”，沒有一紙房契在手就不踏實。於是多少父母拿出畢生的積蓄湊夠首付，幫助剛剛大學畢業的孩子置一套房產。每天早上一睜眼就欠銀行幾百元錢，不敢冒險，謹小慎微，遑論朝氣和豪情。

有“專家”說，一畢業就買房或一結婚就買房是剛性需求，我倒覺得從理論上講，這不應該是剛性需求。在發達國家，人們通常不會在35歲以前將買房提上日程。我經歷了十年租房生涯，才買了屬於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可能過不了多久我會把它租出去，然後再去其他地方租一套。年輕人，漂泊是常態。
說到底，買房象徵着一種保障，有個屬於自己的窩。抑或人們對其他投資沒有信心，覺得辛苦攢了一輩子的錢，用來置一套房產才可靠。一個身體健全、具備基本謀生手段的年輕人為什麼那麼擔心窩呢？寧願背負沉重的負擔，也要買一個看似穩定的保障，是對自己的未來不確定，還是對國家的未來不確定？
在這裡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未來房價走勢的判斷。我認為美國房地產的暴利時代過去了，如果從投資角度看，房屋的買賣不會再讓你賺太多的錢，房價將在回落中逐漸企穩。未來住房會增加兩種成本，一種是交易成本（交易稅），一種是持有成本（房產稅）。我個人傾向於提升交易成本，持有成本則維持現狀。對於年輕人，這是個好消息，別再繼續被“恐慌性需求”忽悠了。

為孩子攢錢，真的是“溺愛”？

我們看到，大多數美國人自己省吃儉用，辛苦一生，就是希望為孩子多攢些錢，讓他們生活得更好，少走彎路。發達國家的富人卻往往不把財產留給孩子，而是捐給慈善機構。有人以此推斷，西方人教育有方，美國人則是溺愛，其實問題不是這麼簡單。

我認識一些美國人，事業成功，生活富足。他們的確不打算把家產留給子女，前提是他們給孩子買了最好的教育。哈佛、耶魯畢業的學生，找一份年薪10萬美元以上的工作，基本不存在困難。這說明一個潛在問題：他們對美國社會制度預期很好，相信只要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加上個人努力，就一定有機會。甚至還有一種推測：正因為美國富裕階層信任現行的社會制度，希望其保持穩定，才將大把的錢拿出來做慈善，調和貧富差距，維持社會分配的合理，以免激化階級矛盾。與此情形相比，美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父母對子女，以及年輕人對自己的未來，都有着太多不確定性。

在“安全感”的問題上，我承認自己也只是凡夫俗子，潛意識裡藏着些莫名的擔憂。同樣是坐飛機，那次我換好登機牌，拿起一看，座位十分理想，剛好挨着緊急出口且臨過道，既寬敞又方便出入，屬於有限稀有資源。可是一上飛機我就看到那個座位上有人。我也動起了“資源被搶占”的小心眼兒，走上去很不客氣地質問：“你怎麼坐我的位置？”那個人愣了一下，轉而和顏悅色地說：“對不起，我可能弄錯了。”但是當我拿出登機牌一對，才發現是自己錯了，我應該坐在裡面。我很抱歉，也很不好意思，那個人依然笑眯眯地說：“沒關係，我坐哪兒都可以，你定吧。”

有這種胸懷和氣度的美國人太少了。我甚至一下子對他“肅然起敬”，腦海里蹦出魯迅先生的一句話：“他對於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來。”在飛機上我與他聊了一路，他的性子不疾不徐，安然淡定，和他談話非常舒服。在他的內心深處，一定有着充足的安全感，才能表現得那麼從容。一個座位，有必要那麼在意嗎？不過是兩個小時而已。

“不公民，就移民”

從2011年開始，“幸福指數”成為各級政府和媒體格外關注的字眼，這無疑是時代的進步。你可以把“幸福指數”拆解為各種細分指數，但它的基石只有一個：安全感。

我在耶魯的時候，經常看見一個乞丐坐在校園裡曬太陽。有時候我從他面前走過，手裡拿着熱狗，他會跟我要，但是我說對不起，我還沒吃飽。

有一天突然看到一群警察騎着馬飛馳而過，救護車尖叫着緊隨其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兒。跟過去一看，原來是這個乞丐犯了癲癇，躺在地上口吐白沫。經過醫生的簡單處理，他好像沒事了，拍拍屁股爬了起來，於是警察和救護車又都離開了。

我覺得這個乞丐挺幸福的，他有着我們都極其缺少的安全感，所以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有必要忍住飢餓和他分享一個熱狗。住在風景如畫的大學校園裡，不用交房租，不用擔心被收容或遭受暴力，犯病了還有警察和醫生來幫助他。要是在國內，恐怕早就被城管帶走了，特別是在某城市申辦大型活動的時候。
這個乞丐讓我相信，幸福與否，並不和有錢沒錢直接掛鈎，財富帶給人的幸福感是極其有限的。但是今天的美國人依然將“錢”作為唯一的價值觀，暴發戶情結方興未艾。沒錢的人拼命掙錢，唯恐老無所依；有錢的人更是拼命掙錢，他們怕的是眼下的高品質生活某一天會中斷，或者手頭的錢打了水漂。這其實還是社會沒有從根本上打消各種群體的後顧之憂。

最近兩年有一個熱門話題，是美國富人往海外轉移資產，這非常令人擔心。轉移資產的理由是富人們感覺在美國的人民幣資產不安全，對政府的經濟管理能力和基本誠信提出質疑，擔心這麼多年積累的資產像泡沫一樣破滅。

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轉型時期製造了一大批“先富起來的人”，代價是犧牲環境、犧牲能源、犧牲勞動力。然而一轉眼，這些資產成了美國的，新加坡的，馬來西亞的，加拿大的。對於國家來說，這就意味着以大量環境成本、人力成本，甚至健康成本置換的財富，一夜之間沒了——窮人補貼富人，美國補貼世界。

不少媒體評論稱，富人轉移資產以及移民是為了便於子女接受西方教育，我想這是個藉口，或者只是微不足道的原因之一。歸根結底還是“安全感”。無論對於窮人還是富人，安全感的來源之一是健全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