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中共與日軍秘密談判經過
早在中共建黨不久，就依附蘇聯，處處聽從其指示。在後來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上，中共不僅沒有指責蘇俄的侵略行為，反而接受了蘇俄的五條指示，提出了
“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在這一口號下決定發動更大的武裝暴動，以與蘇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裡應外合”。這種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出賣和背叛，在中共的歷
史上並非是獨一無二的。抗戰期間，中共再次與日軍暗地裡勾結，協助日軍攻打國民黨軍隊，甚至還進行秘密談判。
根據現有資料，中共與日軍的勾結始於1941年。1941年4月，當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於關鍵時刻，蘇聯和日本簽訂了中立協定，聲明“蘇聯保證尊重
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國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和主權。”同時，斯大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
系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
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後，中共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並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
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當時，還有中共中央電令直接到達。因為事關重大，饒、楊、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當即決定潘漢年返回延安，當面請示毛澤東，並要
求中央給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漢年於1943年攜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開始着手和岡村寧次以及在南京的汪偽政權談判締約。
當饒、楊、潘到達南京後，首先去找了汪精衛，卻遭到了汪的拒絕。深諳共產黨邪惡本性的汪精衛說：“在上海、廣東、武漢，我和共產黨頭目們打了好幾十
年交道了，共產黨這個葫蘆里所賣的藥是何其劇毒，我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共產黨這個賊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況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為
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裡，就把饑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後帶到哪裡。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
嗎！”
中共代表被汪精衛拒絕後，竟直接與日軍駐華部隊總司令岡村寧次接觸。經多次談判後，饒漱石和楊帆返回蘇北駐地，留下以潘漢年為首的工作組，繼續完成
和日軍談判締約的工作。建政後，毛澤東為了掩蓋這段見不得人的歷史，首先把高崗以及與其從無瓜葛的華東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漱
石，打成高饒反黨聯盟，監禁起來，饒死於獄中；繼而又將華東人民政府公安部長、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和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潘漢年打成反革命，內部傳達為“漢
奸”，逮捕後長期監禁。
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富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記中也證實了中共勾結日軍的行徑。他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的
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着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
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占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
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
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中共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另外，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也披露了一則抗戰後期，中共背着國民政府和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裡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該書披
露：1945年6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
長官連忙出迎，慇勤接待……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
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
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覆：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6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
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
馳電批覆，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
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
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發現的秘密。”
中共的兩面性，即一面是人，一面是鬼的醜惡嘴臉再次暴露暴露無遺。難怪那位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道：“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
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
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
一種抽像的概念。”
毛所領導的中共在其以後的統治歲月中，又何嘗忘記“人民也只不過是其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為了一己私利，中共真正是不擇手段。這也就毫不奇怪毛要感謝
“日本皇軍的入侵”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