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共當政之前，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雷海宗就評論說：“共產黨若是剝去外來的名詞和口號，不過是一個半秘密半公開的，帶有宗教性的，以餓民為基礎的割據勢力。它的唯一真正特點，就是依附外力與否認國家民族…”（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報》）。

蘇俄奪權不久，就以剿白俄兵為名，把軍隊開進中國的外蒙古。1921年7月蘇軍侵占外蒙古，打敗白俄軍，占領庫倫。蘇軍在赤塔狂殺中國僑民。扶植由蘇共訓練的波多任國務總理，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1月，又把這個政府改為“蒙古獨立國”。面對這種情況，北京政府極力反對，並拒絕與之發生外交關係。蘇聯這時也和孫中山接觸。孫中山與越飛簽訂了一個聯合宣言，承認外蒙古主權屬於中國的前提下，贊同蘇軍可以暫駐外蒙。

中共為了推動北京政府在外交上做出妥協，公開主張外蒙問題應依“民族自決”的原則來行事。即允許外蒙古人民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做選擇：是繼續保持與中國關係的現狀，還是選擇高度自治，抑或乾脆獨立出去。中共的這一看法受到國民黨人的激烈批評。

1936年 中共發表社論，反對民國政府收復外蒙。社論如下：“國民黨的報紙說：日本占領滿洲，英國占領西藏，蘇聯占領外蒙；蘇聯必須將外蒙歸還南京政府。帝國主義占 領滿洲、西藏及中國其它廣大領土，這是事實。但是外蒙呢？外蒙的群眾建立了他們自己的人民共和國，外蒙人民共和國與蘇聯有友誼關係，那是極自然的事情，國 民黨要求蘇聯歸還蒙古，真是無恥之極。” 毛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早就承認蒙古國了。

1945年10月外蒙古舉行所謂公民投票(蘇軍亦參加投票)。國民政府未承認其“獨立”。

蔣 介石退到台灣後，對斯大林沒有遵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條款感到憤慨，以蘇聯違約為由，在聯合國狀告蘇聯。當時中華民國仍擁有中國的合法代表權，並且是 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中華民國宣布《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失效，不承認外蒙的獨立，聯合國對此予以承認。這就是至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版圖上還包括外蒙古 的法律依據。

1951年，共產黨的中央報紙《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恬不知恥的說：外蒙獨立是受到“某正義國家的幫助”，外蒙人民比中國人“幸福”，因為更早的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不但不能說它分裂國家，反倒應該為之歡呼祝賀。

1921年9月蘇聯出兵侵占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組織“土文革命黨”。1926年11月，在蘇俄導演下，成立“烏梁土文人民共和國”；這個共和國與蘇聯訂立密約，由俄國人控制軍事、政治和外交。1944年正式侵併唐努烏梁海地區，總面積約17萬平方公里。

1917年7月25日，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公開聲明：中東鐵路“歸還中國，不受任何報酬”，這就是後來被中共不斷宣傳的“蘇中友誼的開端”。然而，這一冠冕堂皇的聲明從來都沒有兌現過，而中共的喉舌卻沒有將此一變化告訴過它的愚民。

歷史的事實是：斯大林掌權後收回了列寧的承諾，聲稱“為中東路不至於為帝國主義所奪取，必須將該路的管理權保留在蘇維埃政權之手”。在帝俄時代，中東鐵路的盈利由兩國政府分成；從1925年起，蘇聯卻獨吞了全部贏利。在交納中東鐵路費用時，張作霖與蘇方發生糾紛。在張作霖拒絕妥協的情況下，蘇聯於1926年8月命令軍事情報局採取暗殺行動。1928年7月4日，張作霖乘專列從北京返回瀋陽，當行駛到瀋陽郊區的皇姑屯車站時，專列車廂突然發生爆炸。令蘇聯感到意外的是，日本為排除蘇聯在中國東北三省的影響力，主動承擔了炸死張作霖的責任 (詳見《青年參考》2003年9月4日《張作霖元帥之死檔案》)。

接着主政東北的少帥張學良，多次同蘇聯交涉未果。1929年5月27日，東北地方政府查明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竟是蘇聯指揮中共叛亂的巢穴，遂逮捕了正在裡面開會的39名中共黨員。7月10日，我國東北軍政長官張學良命令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按照中俄協定免除俄人局長職務，並解除蘇籍共產黨份子高級職員59人的職務，搜查俄人用作間諜活動的職工聯合會、國營貿易局等機構；並根據1919、1920年蘇聯政府曾公開發表的“放棄一切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放棄沙皇俄國在中國所有特權”的聲明，宣布接管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管理權”。從而打擊了蘇俄深入中國的侵略勢力。

1929年8月，蘇聯不承認自己以前的宣言和聲明且宣布與中國斷交，並藉此對中華民國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蘇俄在遠東原駐3萬人的軍隊，為入侵中國，又在西伯利亞召10萬人入伍，還從俄內地派來7千的秘密警察。8月11日，蘇俄大軍在東自綏芬河西到滿州里的中國沿邊重要城鎮和地區的全面侵犯。中國政府命張學良的東北軍進行抵抗。

當中國軍隊為反抗蘇聯侵略浴血苦戰之際，中共卻奉斯大林之命發起了“武裝保衛蘇聯”的運動。他們高喊：“使蔣介石政府在戰爭中失敗”、“以廣大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李立三、惲代英等頭目，更公開發表文章擁蘇反華。中共還發表了《中央通告第41號：中東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党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2號：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9號：擁護蘇聯與反對軍閥戰爭》等重要文告，公然以所謂的“階級的共同利益”取代國家民族利益，推行賣國暴力。

中共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國的一致反對，馮玉祥、閻錫山、吳佩孚、張作霖等軍閥，都發出聲討赤俄肅清共黨的宣言通電，主張一致對外。匪黨創始人陳獨秀良知尚未泯滅，儘管他已被罷免，他於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央，稱中共的做法會“使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對此，中共於8月3日復函陳獨秀，嚴厲指責陳“站到了資產階級立場，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並進而組織對陳的批判，指控陳是“反蘇”份子。

這期間，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用武裝暴動和進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動來牽制中國政府，以幫助蘇聯在中國東北的侵略戰爭。1929年9月26日，給中共發來了命令：“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斯大林的這個命令，收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里。

共酋李立三也隨聲附和，建議：武裝在西伯利亞的十萬華工，讓他們打回中國；而蒙古共黨則宣布，與中共的中華蘇維埃結成聯邦，並派出軍隊進攻中國北方地區。

此時，周恩來、劉伯誠、葉劍英等人，由俄國人每月供應3千萬盧布，從俄國到中國東三省，召集中國、日本、朝鮮的共產黨徒，組織義勇隊，參加俄國的侵華戰爭。

1929年10月26日，斯大林命令共產國際發來電報，要求中共堅決“武裝保衛蘇聯”，並明確指出，“武裝保衛蘇聯就是要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

1929年11月，當時的中共最高負責人李立三即在中共江蘇省“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第六十號通告，它的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中共黨史專家卻對此明白說道，“共產國際命令中共發動武裝暴動的一系列指示，就是要適應蘇聯對中國中東路戰爭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