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研究在中國是一項“顯學”，上有張召忠少將，下有出租車司機，每個人似乎都是行家裡手，可以指點江山、評頭論足。不過，普及程度和研究水平真不是一回事。

中國學者牛新春以2001—2004年間國內學者涉及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的400篇文章為研究對象，近期在《現代國際關係》上發表文章《集體性失明：反思中國學界對伊戰、阿戰的預測》，指出這些代表中國學界主流觀點的文章漏洞百出，無意識地強調“國強必霸”的現實主義思維，對兩場戰爭的推理邏輯混亂。更令人擔心的是，中國國際關係研究10年前存在的這些問題，今天依然存在。與《人物》對話中，他深入解讀了這一亂象。

牛新春，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研究領域包括美國外交、中美關係、中東政治、美台關係、台灣問題。

人物PORTRAIT=P

牛新春=N

P：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對兩場戰役的預測都走偏，主要是指哪些方面？

N：這件事我親身經歷過，戰爭發生之後，大家都認為這是美國推進自己霸權。當時有一個說法叫反恐謀霸，就是美國通過反恐來謀取霸權。一旦美國打下阿富汗跟伊拉克之後，就會把阿富汗和伊拉克作為美國重要的戰略性的軍事基地，作為防範、遏制中國跟俄羅斯的重要基地。現在看來都不是這樣，在戰略性預測上出現錯誤，特別是集體性出現錯誤，這是不應該的。

P：當年整個氣氛是不是一面倒，把美國看得很壞？

N：是啊。當時美國要打阿富汗嘛，在中亞租了幾個機場建軍事基地。當時國內一邊倒，說美國軍隊進入中亞對我國西部安全形成了嚴重威脅，對我國形成了C形包圍圈等等，現在證明都不是這麼回事。

P：只是一個戰術性的目的。

N：對。現在反恐完了，伊拉克已經全部撤軍，阿富汗在2016年也要全部撤軍了。

P：你的文章選取了2001—2004年國內關於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的預測，以此說明預測失誤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那除了你所說的邏輯、學風、方法以外，還有沒有其他原因？比如說大家對於軍事技術的發展之快始料未及。

N：這肯定是有的。最近我也看到這篇文章出來以後有些人評論，《聯合早報》發了一篇薛理泰的評論，說為什麼出現預測失誤。對國際問題的預測本來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就像現在的世界盃一樣，你要預測到幾比幾基本上不可能。你要預測美國哪天開始發動戰爭、戰爭的模式是怎麼打的、怎麼結束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不具有可預測性。

問題就在於，作為一門學科，對於大的趨勢你應該有一定的預測能力。比如說世界盃一個強隊對一個弱隊，對於一個懂足球的人來說，你應該大概知道哪個隊會贏。國際關係也是。我在這篇文章里批評的不是說對具體的事情，是對大的趨勢判斷出現失誤。比如說對當前國際關係的基本趨勢，對於美國外交戰略的基本趨勢。這些大的趨勢上應該是可以做出預測、做出判斷的。

P：但足球也是圓的，也不可能百分百預測準確。作為國際關係的專業人士，你怎麼判斷這些預測是否科學？

N：國際政治學教授跟出租車司機的一個很重要的區別是，作為一個專業人員，應該有自己的理論和方法。比如說當時判斷美國會不會把伊拉克和阿富汗作為永久性的軍事基地，涉及對國際政治基本性質的判斷，為什麼大家當時認為美國一定要駐軍呢？我們還是停留在國際政治的性質是現實主義的。

美國一定是要擴大自己的權力，這是沒有任何疑問的，奧巴馬也一直說美國一定要保證自己的領導地位。那麼怎麼保證呢？根據我們的思維，權力最重要，權力之中軍事力量最重要。那既然美國的軍隊已經進入到伊拉克跟阿富汗了，肯定會把這兩個地方的軍事力量占了，建立起軍事霸權來。

但是現代國際社會的性質不一定完全是現實主義權力那一套，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這樣）認為，特別是奧巴馬政府（也這樣認為）。最新一期美國外交期刊上有人寫了篇文章，認為現在國際社會的性質還是要靠制度來維護的，美國要建立一套有利於自己的制度，比如國際規則這些，不是完全靠軍事力量來維持。

P：為什麼我們特別相信弱肉強食、落後就要挨打這種理論？為什麼現實主義在學界占上風？

N：這個跟過去我們的歷史有關，我們落後被人家打過，現在我們強大了就沒有人敢打我們了。現實主義是一個很簡單、很直接、很容易被人家接受的（理論），我們的歷史感受也確實證明了這點。事實上國際社會並不是這樣，要是這樣的話那像新加坡、瑞士這樣的國家早就完了。

國際社會的性質在發生變化。當時的國際鬥爭確實是叫叢林法則，現實主義的解釋力很強。現在國際社會慢慢地在發展，現在國際上說你要搞貿易就要靠槍炮來搞的越來越少了。為什麼剛才說現在“制度”這一套的解釋力越來越強了呢？現在國際社會趨勢在發展，我們跟國際上的交往99%都是靠制度的。比如說你現在花1000美元買一張美聯航的機票，美聯航就有義務把你從北京送到華盛頓，而不是說你拿上槍，說你把我送到華盛頓。

P：我們對現實主義的推崇以及中美關係的脆弱性，是唱衰美國成為學術界的“政治正確”的原因嗎？

N：原因有幾方面。很多人包括媒體和學者都在迎合普通大眾的心理：普通大眾希望美國衰弱，容易把美國想壞。春節聯歡晚會有一年演的小品，說美國現在不行了，美國跟我們中國來借錢了，老百姓看着很高興。這樣一種態勢迎合了國內普通民眾的心理上的需要，媒體也有這個需要，那媒體就會引導學者。

在政治上，從1949年開始美國一直作為我們在國際政治中的對立面出現。儘管過去30年有所改變，但是現在我們還一直認為美國是我們在國際社會中最大的外部威脅，說美國的壞話在政治上是最保險的。到了今天成了一個學者的自我審查。現在沒有誰說（美國的好話）領導就要批評你，但是整個社會氛圍是這樣存在的。

P：你唱好美國既不被領導所表揚，底下民眾也不會支持。

N：人是一個社會動物，你要融入這個社會。在美國這個叫community（社群）里的一員，你不能孤立於這個之外。

P：有媒體轉載你這篇文章的時候用了一些比較尖銳的詞，比如“幼稚”、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有病”，但是您自己用的詞比較委婉，說“存在一些問題”，你如何概括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現狀？

N：全球的國際關係研究形成一個學科，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的。我們研究國際關係真正起步是在上世紀，作為一個學科來研究是在1970年代、1980年代左右，我們起步很晚。但我們的優勢是上升得很快，研究的人也很多，團隊很大。現在全國有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系的學校有60多所，這在全世界也是算比較厲害的。

過去30年我們引進了很多國外理論，也做了很多基礎研究。第三世界絕大部分國家根本沒法跟我們比，因為研究國際關係是一個大國應該做的事情。我跟瑞典、挪威那些國家的人聊過，全國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就三四個。

但是我們跟第一流的歐美國家差距很大。現在的國際關系所有的理論和方法都是歐美人建立起來的，全球所有學國際關係的，大家上的課程都是一樣的。我有一次去美國參加一個會，全世界各地的年輕的國際關係學者有不少也參加了，我就問了一個中東、一個非洲、一個拉美的：你們大學學國際關係開什麼課呢？大家開的（課程）都是一模一樣，都是從摩根索的現實主義開到建構主義，都是美國的教材。只有國際關係這個領域實現了真正的全球化。

我們現在處在什麼水平呢？我們學得好的、研究得好的人掌握了美國人建立的方法和理論。掌握了這個方法和理論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要把美國的方法和理論很熟練地應用到你的研究中。第三步，你能有自己的方法和理論。我們現在還處在第一步，在這個領域我們跟歐美至少有幾十年的差距。

P：你曾說：“更可怕的是，過去30年中國國際關係理論都是從西方成批引進的。”為什麼中國學者沒有獨創性的理論？

N：至少在國際政治的研究領域，中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的學者。一個單個的教授，你很聰明，也很下功夫，你跟美國一個教授相比，你下的功夫、你的智力程度都很高。但是你不可能像美國教授一樣，原因就是國內沒有這個基礎。

你要做一個研究不可能一個人完成。打一個比方，你是一個建築師，你要修一棟樓，你是剛從美國回來的——我們現在也有很多，也有從美國一流大學來的，哈佛、耶魯、斯坦福國際政治博士畢業回來的——但你回來要蓋這個樓，你得有磚頭，你得有鋼筋水泥，但這些東西不是世界一流的。我們現在國際政治研究處在這個水平，然後突然有一個人成了國際一流的，這種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P：你覺得出現這種一流人才還需要多少年呢？

N：我覺得可能我有生之年看不到了。

P：國際關係研究的範本應該是怎麼樣的，如何通過媒體傳遞到民眾，如何促使政府做出決策？

N：國際關係的普及方面，中國應該是做得最好的。至少我去過的地方，中國是普通民眾的國際政治知識水平最高、對國際政治最感興趣的國家。你去美國，你問普通美國人國際政治，他哪知道這些！我們中國，伊拉克怎麼樣，中國的出租車司機都給你講半天。

P：但這些不是一個科學的認識吧？大多數時候會說一些比較誇張的內容。

N：就是普通老百姓他能知道世界上有伊拉克這麼一個地方，伊拉克現在還打仗呢，誰跟誰。

美國人，我舉一個極端的例子。有一年我在密西西比大學做訪問學者，我們那兒有一個中文老師教他們中文。有一天，他們來個工人，在他辦公室門口要釘一個牌子，寫“Chinese Instructor”，工人把這個牌子釘上，看了一下，問那個老師說：Chinese是什麼呢？我們那個老師跟他說，Chinese是China的語言。他說：China也是一個國家？China在哪兒呢？這就是美國南部那些州裡面的普通老百姓。

所以我經常說，在中國搞國際問題應該是條件最好了，出來（一件事）大家都關心，媒體也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