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勃列日涅夫(Brezhnev)時代即將到來時，我在俄羅斯出生。勃列日涅夫去世時，我是一名高中畢業班的學生。

那時，俄羅斯和烏克蘭屬於同一個國家，它們之間爆發戰爭是無法想象的。而現在，許多人擔心，俄烏之戰迫在眉睫。我和朋友們都看過關於烏克蘭反納粹地下戰士的書，就像男孩子看有關騎士和海盜的書一樣。任何戰爭總是“很遙遠”——不是發生在很久以前，就是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在我的孩提時代，世界既安靜，又安全。沒有人失業、沒有乞丐，也沒有無家可歸的人——或者可能只是因為我從沒遇到過他們。沒有可口可樂(Coca-Cola)，也沒有麥當勞(McDonald’s)，但也沒人忍飢挨餓。當然，電視和報紙上充斥着官方的宣傳，但我們會關掉電視，合上報紙，就像我們的孩子避開討厭的廣告一樣。

在我的童年，蘇聯看上去並不像是極權主義的反烏托邦或古拉格的入口。只是很無聊。

上學。讀大學。找一份穩定的工作。退休。死。沒有挑戰，沒有意外。沒有風險，沒有暴力，沒有性。很難成為輸家，也不可能成為贏家。

無聊。

我真的很討厭那樣。我感覺這像是一個彌天大謊。我確信，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下隱藏着恐懼。肯定存在有暴力和混亂的地區——在聽說監獄集中營和政治壓迫之前，我就知道這一點了。

後來，勃列日涅夫去世，我之前一直懷疑的那些混亂浮出了水面。蘇聯解體了，上世紀90年代成了一個可怕的10年，充斥着暴徒、腐敗和貧窮。但我洋洋自得；對騷亂和暴力的猜測，我一直都是對的。

我那一代人着了魔，在那之前，他們即將過上國有單位員工的乏味生活。一個地下朋克樂隊唱道，“為了把莫斯科變成貝魯特，我們把憂鬱留在了過去！”葉利欽(Yeltsin)在1993年10月試圖解散議會，之後爆發了流血衝突。一名年輕的記者在評論相關衝突時感慨道，“我從沒想到，竟會看到俄羅斯坦克向俄羅斯議會開火！”他的言語中有一種興奮，因為他見證了挑戰，也見證了一種出人意料的新現實。

上世紀90年代，我們發現，俄羅斯的歷史是循環的。一段枯燥乏味的官僚主義時期，會被一段充斥着騷亂和暴力的時期所取代。所以，斯大林在俄國內戰結束後上了台，而勃列日涅夫統治下單調乏味的70年代取代了戲劇性的60年代。

官僚主義預示着皇權和穩定的生活。代價是壓迫和謊言。

無政府狀態預示着自由和機遇。代價是暴力和恐懼。

到上世紀90年代末，我們中的許多人懊悔自己曾經感到興奮。所有人都厭倦了無政府狀態。就連十幾歲的青少年都開始重視家庭價值觀和穩定。這種情緒幫助弗拉基米爾·V·普京(Vladimir V. Putin)迅速上台，入主克里姆林宮。他恢復了我們孩提時代的蘇聯文化，電視上出現了古老的讚美詩和官方的宣傳內容。當然，政治打壓和迫害很快便接踵而至。

勃列日涅夫曾擔任蘇聯領導人18年。普京統治俄羅斯已近15年。是時候讓俄羅斯歷史的車輪再次轉動起來了。2011年和2012年的反普京集會，首次向人們提醒了這一點；烏克蘭獨立廣場上的革命是第二個提醒。我猜，普京對這種循環懷有真真切切的恐懼，這正是當下可能爆發的戰爭的原因之一。

和所有專制政權一樣，普京知道如何設立獨立的暴力區域。他在位期間，主要的法外之地是高加索地區，尤其是車臣。過去20年裡，許多平民、記者和人權律師在車臣被綁架並遇害。普京會利用任何暴力事件來增強自己的權力。因而，在2004年的別斯蘭恐怖主義襲擊後，普京取消了地方行政長官（包括莫斯科的地方行政長官）職位的直接選舉，而這在本質上是讓他自己去控制相關人事任命。

邊緣地帶的亂局可以讓一個專制制度更強大。然而，為了維繫自身，這個制度不得不增加賭注。這一次，這塊法外之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普京將俄羅斯車臣式的騷亂輸出到了烏克蘭東南部，把頓巴斯變成了貝魯特或加沙，而不是讓紅場出現獨立廣場式革命。現在，所有渴望行動和暴力的人都有地方去殺人和送死。

或許，頓巴斯的民眾、烏克蘭的軍人，乃至馬來西亞航空(Malaysia Airlines) MH17航班乘客的死亡，都是為了避免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進入一個新的無政府時期。

很容易想象現如今十幾歲的男孩，會以我當年的方式，厭惡官方的謊言和乏味。他會看電視，在互聯網上看有關英勇的俄羅斯叛亂分子的內容，他會感到興奮。他會瞥見一種新的現實帶來的挑戰和驚喜。

現在，就像1993年那位發出感嘆的記者一樣，我會說，“我從沒想到，會看到俄羅斯的一枚火箭彈在頓巴斯上空擊落一架馬來西亞飛機！”然而，我只感到傷心。歷史車輪這次的重新轉動，沒讓我覺得興奮。一次就夠了。

現在我明白了，無聊和騷亂之間的選擇，只不過是腐敗的統治者用來挽救自己的政權的工具。我希望俄羅斯能及時逃脫這種致命的循環，以避免國內外出現新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