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看清國民黨政府抗日的兩重性——既堅持了八年抗戰，又腐敗無能一再喪師失地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時，國民黨政府在名義上對中央軍和川軍、滇軍、桂軍、粵軍、東北軍、西北軍等全國陸軍進行了整編，編成178個師，這當中也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3個師，總作戰兵力在200萬人以上，數量相當於侵華日軍的3倍。國民黨軍隊擔負了抗擊日軍正面戰場的任務。但是，為什麼全面抗戰初期，中國正面戰場除了台兒莊大捷外，其餘的會戰都以失利撤退告終，一年就致使2億人口的區域淪陷?
　　徐焰認為，除了當時中國的國力、軍隊的武器裝備和供應，以及操縱武器的戰鬥員素質都不如日軍外，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戰的政策也難逃其責。這些年有人片面渲染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用，又不能解釋國民黨軍作戰多數慘敗而丟失大半國土的原因。因此，正確認識正面戰場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對於我們今天深刻反思那場戰爭，真正汲取歷史教訓非常有必要。他說，歷史事件都是有多個側面的多稜鏡，對其歪曲的最好辦法便是只講一面。如果全面客觀地加以評價，人們就會看到當年國民黨政府的兩重性——既堅持了八年抗戰，又腐敗無能一再喪師失地，所以這個政權迎來抗戰勝利後又很快被人民推翻。
　　徐焰用史實講述了蔣介石政權在抗戰中由“不抵抗”、“倉促應戰”再到“消極坐等勝利”這樣一個過程。
　　1931年9月，日本關東軍以2萬多人突襲東北。儘管當地有十幾萬中國正規軍，但無論南京政府還是東北軍都採取“不抵抗主義”，很快丟掉80萬平方公里土地。國民黨當局及其辯護者為此辯解說，是因當時“未準備好”而不能對日作戰。且不說這種背棄了軍人衛國守土基本職責的理論荒謬至極，單從軍事角度看，日軍不戰而得富饒的關東大地後，5年間其經濟產值便增長1倍，對華的實力優勢又進一步加大，中國拖延再戰豈不是更不利嗎?
　　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後得寸進尺，1932年又發動進攻上海的一·二八事變，1933年突破長城並直逼北平、天津，國民黨軍隊才開始被動抵抗，結果又簽訂屈辱的退兵讓地條約。這樣的“消極抗日”政策即使在國民黨內部也引發了眾怒，最終導致了西安事變。
　　1937年7月至8月間日軍進攻平津和上海，國民黨政府才開始全面抗戰，不過仍同日本談判希望媾和。後來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為首的投降派對抗戰喪失信心，竟糾合20多名中央委員、58名將官率60餘萬軍隊降日，組織偽政權並充當偽軍，成為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一直拖至1941年12月9日，蔣介石眼見日軍襲擊珍珠港引來美國參戰後，才正式對日宣戰。

　　國民黨軍隊與日軍的22次會戰，大都是被動防禦

　　徐焰介紹說，從盧溝橋事變至1938年武漢失守的一年多時間內，正面戰場上國民黨200萬軍隊抵禦70萬日軍，雖一再敗退，但多數官兵表現英勇，裝備劣勢的中國軍隊還能給日軍以許多意外重創。那時，中國僅得到蘇聯給予的3億美元援助，美英因害怕得罪日本而不敢干預。1937年秋的淞滬抗戰是正面戰場最慘烈的一戰，國民政府投入70個師即全國1/3的兵力抗擊日軍。由於上海便於日軍發揮海空優勢，中國軍隊在無險可守的地形上堅守3個月傷亡25萬人，雖殺傷日軍4萬多人，卻因幻想外援而一味被動僵持，終於招致大崩潰。此後，蔣介石採取“以空間換取時間”策略，以節節抗禦的方式進行了徐州會戰、武漢保衛戰，雖然其戰術呆板只防不攻，不過廣大官兵的浴血奮戰精神還是值得稱讚的。
　　武漢失守後，日軍因為剛剛攻占有2億人口的區域，需留半數兵力在後方對付共產黨游擊力量，兵力不足停止戰略進攻。從1939年至1944年春，國民黨正面戰場與日軍處於對峙狀態。面對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蔣介石集團一再採取政治打擊和軍事進攻的辦法，包括發動消滅新四軍軍部的皖南事變。從1939年至1945年這6年間，在共同抗日的大局下，國共之間的局部磨擦一直持續未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英國需借重中國戰場，3年間提供了16億美元援助，然而“駝峰空運”送到大後方的物資很多又流入黑市，造成軍心士氣日益頹靡。同時，國民黨當局在抗戰末期將美國裝備的部隊又多數放在後方，明顯是保存實力準備內戰。
　　回顧和研究戰史，都應該有準確考證出的戰績和數據作為佐證，數據對比和定量分析更具有科學性。徐焰結合自己長期的研究成果說，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隊與日軍共有22次大規模會戰，其官兵死傷320萬人。國民黨的官方史書長期稱斃傷日軍276萬，不過到台灣後蔣緯國主編的《抗日禦侮》一書稱斃傷日軍85萬人。據戰後日本政府的統計，其在關內的“支那派遣軍”傷亡共133萬人(死亡45萬人)，再加上在東北和緬甸戰場上的損失，日軍在對中國抗日軍民的作戰中總傷亡約接近150萬人，可認定其中約有一半多損失在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犧牲是巨大的，特別是廣大愛國將士在兇殘、強大的日軍面前英勇抗敵、寧死不屈，表現出了偉大的民族氣節，可歌可泣。但是，也要看到，22次會戰中，僅有為取得外援反攻滇緬一役是主動進攻，其餘都是被動防禦。

　　抗戰勝利前夕，國民黨正面戰場反遭大敗，又丟棄了40個師的裝備

　　進入1944年春夏季之後，世界各反法西斯戰場都在節節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也展開了“游擊反攻”，惟獨中國正面戰場卻出現了大潰敗。在日軍針對豫湘桂的“一號作戰”中，國民黨軍丟失6000萬人口廣大區域，丟棄了40個師的裝備，一直敗退到貴州獨山。1945年初，日軍又打通了從河南至廣西邊境和廣州的“大陸交通線”，國民黨政府甚至準備遷都到偏遠的西昌。
　　徐焰認為，抗戰初期國民黨當局還可用武器落後為失敗辯解，1943年以後中美空軍已掌握制空權，國民黨軍得到美國的軍援後裝備也比日軍先進，兵力更一直居於絕對優勢，侵華日軍已是強弩之末，這時再遭慘敗真是無法向人民解釋。
　　1981年徐焰在撰寫研究生畢業論文時，曾經採訪過中國駐印軍實際最高指揮官鄭洞國，詢問出境的國民黨軍戰鬥力為何遠比在國內高?鄭洞國回答說主要有兩條：一是到印緬的部隊完全由英美供應並得到空中支援，加上訓練良好，各方面都能壓倒衣食彈藥不濟的日軍;二是出國後士兵無法再開小差，打回祖國才有出路。徐焰還查閱了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長鹿鍾麟給國民政府的報告，數字顯示抗戰7年間征壯丁共1100萬人，其中有重複統計，實際到達戰場者不到500萬人，其餘都逃跑或病故。國民黨軍兵員形成“抓——逃——再抓”的惡性循環，戰鬥力可想而知。

　　腐敗無能終為歷史所拋棄，人心向背既決定戰爭勝負也決定着政權興亡

　　全面看待歷史的人，都承認中國軍民抗戰的事跡可歌可泣，不過由於當權者腐敗無能，取得的戰果受到了很大限制，沒有能夠從根本上扭轉戰局。徐焰認為，直至日本宣布投降時，中國戰場上日強中弱的局面都沒有根本改變，國內戰略要地包括北平、南京、上海、武漢直至廣州還都在日軍控制之下。
　　徐焰分析說，國民黨當局在抗戰時的指揮和施政極差，令人失望，尤其是當權者發國難財，只顧搜刮而不顧民生。抗戰期間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號召不抽煙、不喝酒，力戒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親屬和心腹的極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戰消滅和排斥異己更激起內爭不息。“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和“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諷刺之詞，可謂當時社會大眾對國民黨當局最憤懣的評價。
　　抗戰期間中國丟失了大部分富庶地區，大後方民眾更為困苦，國民黨當局卻搭上美英戰車，腐化之風更急劇滋長。徐焰舉例說，蔣介石的連襟孔祥熙、內兄宋子文相繼主管國家財政藉機自肥，而孔祥熙、宋靄齡之女“孔二小姐”則以走私暴富，賣官鬻爵，連孫連仲升任上將軍銜也要向她疏通。1942年美國批准了2.5億美元對華貸款，馬上有0.8億美元轉存到孔氏家族在美國的私人賬號上。
　　徐焰認為，軍民關係惡劣，又是影響國民黨軍抗戰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湯恩伯統轄下的河南，民謠有“水、旱、蝗、湯”禍害中原之謂。國民黨軍隊為攔阻日軍進攻掘黃河花園口大堤，淹沒日軍千餘人卻淹死百姓89萬人。1944年日軍以15萬兵力進攻河南，湯恩伯部40萬軍隊1月內全部崩潰。據當時第一戰區《會戰之檢討》中承認，湯部敗退時“豫西民眾到處截擊軍隊”。國民黨軍在本土作戰反而沒有群眾支援，根源何在?在於其政權是壓迫人民的腐朽階級的代表。如此不得人心的政權和軍隊，就是舉着抗日旗幟也無力對日軍進行大反攻。
　　1945年8月，在國際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擊下，中國的抗戰以日本投降宣告勝利。由於蔣介石政府堅持了8年抗戰，對此中國人民還是給予肯定的，然而這一點並不能抵消其腐敗無能和反人民行徑留下的積怨。徐焰說，由於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權沒有改弦更張，反而將“接收”變為“劫收”，進一步橫徵暴斂，令民怨沸騰，結果剛享受勝利者榮耀的國民黨政府只能是迅速崩潰。1950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全國新聞俱樂部講話時也解釋說：“蔣介石並不是為軍事優勢所擊敗，而是為中國人民所拋棄。”看看抗戰期間正面戰場和大後方的情況，便可知道這個“拋棄”是必然的，人心向背既決定戰爭勝負也決定着政權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