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在控制線開始修長城了，這是真真切切要變成實際國境線？就是修了一工事。偷偷修的。這個可不好拆!中國怎麼辦？

    印度佬一向喜歡占便宜！這個工事好像修了好久了，都那麼長，那麼高了。估計是一直往中國境內修，維護領土不簡單阿，一線士兵辛苦，向你們表示敬意！大家注意一下這是一個騎線制高點，地勢很重要。

    據了解邊防官兵一直都不爽印度在這裡修築，所以把上級都拉來審查情況了。

    中印邊境士兵激烈對峙  長達19分鐘的影像檔

    印度電視台播出印度、中國邊防軍人對峙、叫囂的畫面。由於中國士兵搬走印方防禦工事的石塊，印方士兵一邊試圖搶回，一邊用印地語罵三字經，現場情勢劍拔弩張。

對峙視頻截圖，發生肢體衝突

    據媒體取得1份長達19分鐘的影像檔，雖不知拍攝時間和地點，但內容為肩背步槍的逾20名印度士兵，與約10名中國大陸軍人，在石頭砌成的防禦工事兩側對峙、叫囂情景。

    主播在播報時說，“畫面是印中之間實際控制線（Line of Actual Control, LAC）上常見緊張情勢的1個指標。

極度囂張的印度士兵

    你現在可看到清晰畫面，中國士兵在印方要塞搬走石頭，印度士兵則將對方推開。據信是印方現場指揮官告訴中方，他不會讓步。我們的士兵很生氣，但還是保持和平。

    LAC為兩國未定邊界。這名主播強調，“片段顯示，LAC情勢有可能極度緊張”。在畫面中，印方士兵向陸方士兵表示，這處哨所過去3、40年來都為印度所有。

    由於中國士兵不肯退讓，印方士兵一邊試圖搶回遭陸方士兵搬走的石塊，一邊用印地語（Hindi）罵三字經，現場情勢劍拔弩張，有一觸即發之勢。畫面中可看到防禦工事一側插着印度國旗，中國士兵後方山地則有積雪。
    報導說，印方軍人肩背的國造英薩斯突擊步槍（INSAS），為1998到1999會計年度以後開始使用。報導最後說，年輕印度士兵試圖保持和平，即使在激烈挑釁之下，也不會放棄1寸國土。

印度民眾公開求助中國：印度中央政府大吃一驚

印度媒體8月24日文章，原題：喜馬偕爾邦政府下令調查部族村民揚言求助中國一事

    為家鄉發展緩慢而苦惱的針谷（pin valley）的部族村民揚言向中國求助。

    此舉令印度中央政府惱怒，也促使喜馬偕爾邦政府下令對此事進行高級別調查。

    地處中國邊界附近的桑格姆和昆加里村的村務委員會宣布，他們認為自己遭到邦政府忽視，為了發展，將不得不尋求鄰國的幫助。

    政府對村民的威脅大吃一驚，於周六要求警方查明事實，找出煽動村民提出親中國口號的人。

    （中央區）警察總監PL·塔庫爾說：“我們已要求查清事實真相，並已責令當地警察提交有關村民抗議的具體報告。”

    為家鄉發展緩慢而苦惱的針谷（pin valley）的部族村民揚言向中國求助。

    內政部也要求拉胡爾斯皮提區的行政部門調查此事。  

針谷的部族村民生活艱辛，欲求助中國。

    這個部族山谷以風景優美出名，當地12個村的村民對歷屆政府都感到不滿，認為當地發展緩慢，而政府對過去3年他們所面臨的困難不聞不問。

    村民們一直焦慮不安，特別是為過去一年的道路中斷。

    由於冰川快速融化，針谷的小溪河水暴漲，衝垮基里河的主要橋梁。政府為村民修建的一個人行天橋也被沖走。
    村民因此遭遇運輸當地主要經濟作物豌豆及日用品的困難，多個村子價值數十萬盧比的豌豆白白爛掉。

印度記者第一次來到中國後：被眼前景象驚呆了

一名在中國居住了5年的印度女記者，在北京胡同里觀察形色中國，她作為印度人，邊在中國工作，邊對比着中印兩國的差別，無論是制度的差別還是不同階層生活的差別，邊思考着做印度人好還是中國人好……
    帕拉維·艾亞爾是《印度教徒報》常駐北京的印度女記者。她是《煙與鏡：親歷中國》一書的作者，該書在印度頗為暢銷，她也因此獲得印度普萊姆·巴提亞最佳新聞成就獎。艾亞爾在接受這個獎項時說：“這是印度新聞界對中國重要性的肯定。”
    以下為部分文章：
    一

回到北新橋頭條胡同，那群麻將搭子仍在小賣部門口，悶熱的夏夜裡他們會一直玩到夜永時分。其中少不了方老太的兒子，他把汗衫捲起，露出圓鼓鼓的肚子。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時候，無論時間多晚，都能看到這群人都在外面打麻將。在我經過的時候，他們會停下片刻，然後總有人會輕輕地揚起下巴打聲招呼。
    他會說“回來了”，我的街坊們用這種一成不變的問候來表明他們知道我回家了。胡同里的問候語帶有一種令人安心的可預見性。它們表明鄰里平安無事，一切正常。

夏天過後，就是北京短促的秋天，要不了多久，空氣中就會有燒煤發出的那種不祥氣息——那是冬季胡同里的標誌性味道。寒冷季節即將到來的其他跡象也初現端倪：一大早，上公廁的人穿的是長袖絨衣，而不再是棉質睡衣。

    我想起剛搬到這兒時，胡同里的居民對睡衣的喜愛讓我不時皺起眉頭。對於睡衣來說，胡同是真正的解放者。不用再局限於臥室，全天都有居民穿着它們上街，而且沒人覺得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經過最初的困惑，考慮到每次要去附近的小商店買個火柴或者什麼零碎時穿着睡衣出門可以省去很多麻煩，我開始變得非常欣賞這種對睡衣的友好態度。有時候，我會帶上“焦糖”或者“豆腐” 一起出去。街坊們都非常喜歡貓，我帶它們出門的時候，總會有一群人圍過來逗它們玩。
    一個秋日的早晨，在我從小賣部回家的路上，一群胡同游的外國遊客正好騎車經過。他們左顧右盼，充滿好奇，臉上掛着親切地微笑，直到看到了我。其中許多人在那一刻看來都大吃一驚，有一位還差一點從車上摔下來。
    剛搬到這裡時，我也曾在一些中國人當中引起了同樣的反應，住在這兒的人吃驚地發現有一個外人就在他們中間。但我還從來沒有在外國人當中引發這種反應。

隨後，我以他們的視角打量着自己：穿着一套睡衣睡褲，嘴角叼着煙，左胳膊下夾着貓，走路的時候拖鞋在腳下噼啪作響。胡同已經把我同化了。
    2006年很快過去了，我們迎接着在中國的又一年，那將是我呆在這兒的第五年；房東吳先生打來電話安排吃晚飯的事情。我們有一段時間沒一起出去了，四合院的下水道在最近一段日子裡也沒出過什麼毛病。
    我立刻答應下來，但我這麼做還有着隱秘的目的。
    之前每次我、胡里奧和房東出去吃飯，毫無例外都是吳先生埋單。這與其說證明了他的好客，不如說表明了我們在中國人吃飯時流行的“搶着埋單”比賽中技不如人。
    這是一場令敗方大丟其臉的決鬥，與吳先生和吳太太相比，我們的敗績令我和胡里奧的臉沒地兒擱。現在，補救的機會終於來了。

因此，幾天之後，我們和吳先生一家三口坐在一家正宗的川菜館子裡；對着點的菜，我眉頭緊鎖。“那是什麼？是肺嗎？”我問道，如鯁在喉。“哦，今晚專門給你們點的。”吳太太露出食屍鬼般的笑容，一邊用鋥亮的長勺子在熱氣騰騰的大菜盆中攪拌着。“不光有肺，還有腰子和肝，跟高湯和血燉在一起，加上花椒。”

有那麼一刻，她露出了關切的表情。“你能吃花椒，對吧？”她熱心地問道。我愁得說不出話來，只能搖了搖頭。說實話，我並非不能吃辣。“那就沒問題了。”她鬆了一口氣，接着舀起一大勺灰色的抖動着的肉，扣在我勉強伸出的碗裡。
    晚飯繼續進行。雜碎之後是未經脫骨的牛蛙，所以蛙肉得啃下來，然後吐出小塊的軟骨。吳先生告訴我們說：“很多人不知道，蛙肉其實是最鮮的。”一副很在行的樣子。

    讓房東挑餐館、點菜是我們的策略之一。我們讓他以為那天晚上是自己做東，等我們吃飽後，胡里奧會推託說去洗手間，其實是溜到收銀台把賬給結了。待吳先生要結賬的時候，我們會得意洋洋地表示錢已經付了，而且在他因為未能結賬而垮下臉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能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切都在按照計划進行，吃到一半的時候，一小塊牛蛙進到吳先生的氣管，他發出嚇人的咳嗽聲，緊緊抓住喉嚨，這種兩棲動物的一片軟骨令他喘不過氣來。我克制住這是房東讓我吃那些東西而遭受報應的想法，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背。但沒什麼效果。吳先生突然起身衝出包間。我們要跟上去，但吳太太攔下我們，堅持說不用擔心。“老吳身體好得很，”她說。“他會沒事的。”

幾分鐘之後，吳先生回來了，臉還有點紅，但顯然已經沒事了。他沒理會我們關切的詢問，而是大口吃起盤子中的豬肺。半個小時後，我們吃不下了，胡里奧按照計劃溜出去“上廁所”，然後暗地裡跑到收款台，小聲索要賬單。“埋單？”收銀的女士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跟你一起吃飯的那個老人家在半個小時前已經付過了。”
    老謀深算的吳先生再次把我們打敗了，除了品味留在這個國家的敗績，我們無能為力了。
    二

  不知不覺又過了幾個月，對於未來，我們還沒有什麼明確的規劃。我來到中國五周年的日子即將到來，牛津大學給了我一個從2007年秋季開始、為期六個月的進修機會。我決定接受。胡里奧在中國生活了近六年之後，開始有了離開的衝動。儘管仍在中國，但我們和這裡在心靈上已經拉開了距離，我們想要嘗試新的冒險。
    自從2002年8月來到北京，身邊已經物是人非。我的許多朋友——那些記者和外交官結束了為期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後，已經離去。我在中國傳媒大學的那些學生也已都畢業，有幾個正在國外學習。

奧運會即將舉辦，我剛到北京時四處可見的“拆”字幾乎蹤跡全無，因為那些房子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拆了。前門旁化為灰燼的胡同中，一座漂亮的購物中心初具規模。
    自從我來到這座城市，出租車已經漲過兩次價。清除中式英語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館，他們已經把我特喜歡吃的一種魚的翻譯從“大便”（crap）改成了雖不是那麼具有娛樂效果，卻更為精確的“鯉魚”（carp）。而最受外國人青睞的城市地標——東大肛腸醫院巨大的霓虹燈招牌上醒目的英文“Dongda Hospital for 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現已改成了文雅的“Dongda Hospital of Proctology” 。
    在一個國家呆五年不算長也不算短，而且我沒有虛度這段時光——四處旅行，不停提問。但當我在中國的生活即將拉上帷幕，越來越多的人卻會向我問一些問題。
    當我離開中國去歐美旅行的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將何去何從？”中國將經歷劇變，還是將成為未來數十年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勢力？不進行基本制度的變革，中國是否會陷入動盪？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否持續？

在印度，大家關注的問題則有所不同。無論報紙編輯還是家裡的僕人，他們最常問到的是一個貌似簡單的問題：印度能從中國那裡學到什麼？或者說，印度應該做哪些中國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國把美國視為評估自己的國力和成就時的終極標杆；但在印度，中國已經成為了其評價自身進步時常用的參照系。

    回到中國，我時常被問及的問題又不大相同，並且是最直接，或許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北京的出租車司機總是毫無例外地問我：“哪個更好？中國還是印度？”我在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經常問我：“你是更喜歡中國還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們只要逮住機會就會問：“你喜歡住在北京嗎？還是更喜歡住在德里？”

最後一個問題以各種形式出現，對於這個問題我考慮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盡相同。與婁亞 （音譯）和我家附近公廁的保潔員聊過之後，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憐的女傭；我對於中國最底層的人仍享有相對的尊嚴感到驚訝。

在我住的那條胡同里，垃圾工每天來收垃圾的時候都戴着手套。這樣一個簡單物件——起到保護作用的覆蓋物、細菌和皮膚之間的阻礙物——至少讓他們得到了一點點自尊。他們的子女基本都在學校接受教育。他們自己或許沒有念過什麼書，但一般說來，他們的讀寫能力足以避免最惡劣的盤剝。
    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處，而且在中國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享有這種不算大的進步。但如果我是印度那數百萬保潔員、清掃工、門衛或者掏糞工中的一員，我恐怕更願意通過命運的輪迴投胎成為中國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裡，我又會有不同的感受。當我為了報道寫作中所涉及的某個問題，而花費數小時的時間在這個國家的智庫、大學以及研究機構中尋找中文出處的時候，就屬於這樣的日子。這永遠是一項讓人垂頭喪氣的艱苦工作。
    中國是一個實用主義的社會，那些年裡，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擁有異乎尋常的狡黠、市儈和聰明。正如浙江的企業家所證明的，普通中國人在鑽空子、找退路、行賄賂、避開僵硬的規章制度方面，堪稱大師。如果需要，他們可以把隱形眼鏡賣給盲人婦女，把雞爪子賣給素食主義者。

一方面這個國家可能擁有大量成功的推銷員以及有闖勁的企業家，但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傾向。這並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對批評、鼓勵集體思維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產物，我個人認為這是中國最令人反感的一個方面。而缺乏對思想的熱愛，缺乏爭辯本身所帶來的快樂，缺乏雖刺耳卻不無理性的異議，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 在中國，那些不認同主流的、官方的觀點的人，往往被打上了異議者的烙印，並因此受到懷疑、驅逐和威脅。
所以，一個在記者面前說錯話的教授可能會突然遭到降級處分，一個太過熱衷於腐敗調查的編輯有可能會遭到解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只是想盡其所能幫助委託人的律師，如果接了不該接的案子，有可能會把自己送進監獄。
    在大學裡，比如中國傳媒大學，“答案只有正確和錯誤之分”已經烙在學生的腦子裡。儘管實踐中你也會察覺到或者會利用那種模稜兩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純粹的理性層面卻並沒有給它們留下多大的空間。

  身為一個好辯的印度人（那是一個視異見為常態的國家），中國人這種被強加的、整齊劃一的思想和態度，是違背我本性的。因此，儘管印度存在着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在某些時候我會堅稱自己寧願做一個印度人，也不願意忍受中國精神生活的壓抑、單調。

  然而，當我回到德里呆上幾天，立刻又開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裡，女人可以駕駛公共汽車，而且不會有一群性饑渴的年輕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聲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馬路上，這種場面幾乎隨時可以碰到。
    但在同一天，稍後我打開電視，看見印度國會正在舉行一次會議，儘管內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但在一雙習慣了中國的眼睛看來，卻比平日好看。

    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裡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或許是史無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樣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後殖民國家中之所以近乎獨一無二，不僅僅是因為這種制度的存在，在一個因一種理念而非地理、語言或者民族結合在一起的國家裡，這種制度得來不易。這種理念甚至讚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僅可以，而且歡迎同時擁有多種或者一種身份。
    因此，我是一個德里人，也是一個說英語的人，一半婆羅門人血統一半泰米爾人血統，受的是印度教的薰陶，一個後天選擇的無神論者，一個天生的穆斯林。但把這些多樣性串在一起的，是最強有力又最難以歸類的一個身份：我是一個印度人。

所以說，印度政治成就的了不起之處就在於：它發展出調節機制，可以處理大範圍的多樣性以及頻繁、活躍的爭執必然導致的結果。構成這種機制之基礎的指導性共識，或許也是唯一的共識，就是在一個民主社會，你並不需要一定得贊成——除了表達不贊成態度的程序以外。 對於“如果我能選擇的話，我是願意生來就當印度人還是中國人”這個問題，所有這些事實仍然無法幫我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與中國學生所受到的教育——使他們相信答案只有正確和錯誤兩種——不同，我總是被鼓勵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當年我在德里念哲學的時候，穿着印度土布做的無領長袖襯衫、為人真誠的桑卡蘭教授總在課堂上大聲強調：“永遠不要盲從。”
    如果我必須給出一個簡略的回答，那我會這麼說：如果能出生在哪怕是一個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都會選擇印度而不是中國。
    在印度，儘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錢，就能生活得很滋潤。因此，大多數德里家庭，只要負擔得起，都會購買家用發電機以及在花園裡配備自用管井，以備停電、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許多家庭都請了私人保安。通過必要的私人渠道彌補了公共產品的匱乏之後，在印度你就可以隨意享受討論“印度理想”的本質所帶來的思想上的快樂，或者享受贏得一場精彩的辯論所帶來的腎上腺素上升所帶來的興奮感。
    印度存在着真正的樂趣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享有這些樂趣和自由的並不僅僅是精英。論辯傳統構成了印度世俗和民主政體的基礎，涵蓋社會所有階層。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貧寒，我就願意在中國碰碰運氣，那裡雖然沒有民主選舉，但與印度相比我更有可能吃飽穿暖有房子住。最關鍵的是，中國給我向上跨越社會經濟階層的機會相對要大。換句話說，如果出身貧困，我悲慘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國要大得多。
  三
    我並不是在否認民主選舉對於印度窮人的重要性，毫無疑問，這使他們獲得了作為一個整體進行交涉的能力。比如為了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而迫使大量民眾搬遷的做法，在任何一個印度政府那裡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務。
    其實在印度，投票權並非必然或者常常產生更好的政府，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害怕失去票倉，地方政客對遷徙人口非法侵占城市土地視而不見。由此出現的貧民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基礎設施，例如下水道或供水系統。
    在印度，公民以可預料的周期攆走政府。在這個國家，占據多數的大量貧困民眾通常能讓五分之四的現任官員下課，在印度任何一次的選舉中，所謂的不信任票因素恐怕都是起到決定作用的。這種狀態往往被視作印度民主制度健全的一個著名標誌，其實它所反映出的是政府的為政記錄。但這份記錄太糟糕，哪怕有些地區人民的收入提高了、貧困減少了，民眾還是認為這與政府無關。所以從根本上看，雖然印度有窮人的政治代表而中國的窮人缺乏政治參與，但中國在基本公共設施的提供方面，像是公路、電力、排水和供水系統，以及真正有老師的學校，是贏過了印度。
    這種異於直覺的狀況與這樣一個現實有關：在中國，政府通過經

濟的增長來獲得合法性；但在印度，一個政黨統治的合法不過是因為它是民選的。因此，實現許諾不如贏得選舉來得重要。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許多方面都使得印度歷屆政府無需一定要履行其許諾。但中國領導者不可能負擔得起這種奢侈。因此，中國政府對於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問題會比正常反應更為敏感，這就引出了另一個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中國在新世紀的前途在哪裡？

    這個問題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依據一位作家最近的描述，對中國未來的看法分為“平穩假定”——這種觀點認為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自然結果——以及“巨變假定”——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現有政體的悖論將不可避免的導致崩潰

    不可否認的是，目前的中國充滿各種矛盾。社會和經濟自由與政治掌控之間存在着摩擦，城市中產階層充滿矛盾的需求和抱負，與農民和民工的存在着碰撞。從建築到宗教，古老的傳統、強加的現代性以及復興的傳統之間令人不安的共存現象四處易見。從瑜伽老師到酒店門童，對於一群群來此淘金的外國人來說，中國正在迅速成為機遇之地；但同時，中國又有數億的貧困人口隨時準備冒着生命危險尋找機會離開故鄉。新中國充滿了對立，混亂和控制、變革和延續、財富和貧窮、善良與邪惡以一種有可能引發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於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中國政府（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如此）依經驗行事，調和各種矛盾的技巧之嫻熟，令人吃驚。他們或許一直在走鋼絲，但中國人的雜技技巧可是聲名在外的。因此在我看來，崩潰或者民主化都並非不可避免，未來數年內，中國很有可能繼續成功地延續其目前的經濟增長和改革策略，同時伴以小幅度的政治變革。

    其實我生活在中國的那段時間裡，時常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並非中國政府的行動遲緩或者僵化，而是它對實用主義的信奉，以及願意嘗試新想法的願望。與印度的那些共產主義政黨對於任何實質上的創新之舉（從經濟特區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現出的陳腐態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對抗相比，中國的做法尤其令人引人注目。

    從農村的合作醫療計劃到提議廢除戶籍制度，中國政府喜歡通過實驗來充分檢驗各種改革措施。當然，究竟是否“行之有效”，最關鍵的是這些政策將鞏固或者至少也是在維持現狀。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北京運用了一系列方法。

    他們發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實現經濟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