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到新疆，中國都在嚴厲地壓制政治異議，而且它和俄羅斯、伊朗、朝鮮關繫緊密。這讓許多西方領導人從上世紀90年代就懷有的一個夢想破滅了——他們本以為，“建設性接觸”最終會不可避免地使中國更開放、更民主。

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中國變得更自信、更強硬，也更封閉。鄧小平啟動經濟自由化35年後的今天，共產黨面對着劇烈的社會矛盾，正在運用物質上的繁榮和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來維持其合法性。它既拋棄了走向民主的轉變，也沒有承認人權和公民權——美國原本希望，中國取得驚人的經濟崛起後，就能產生這些轉變。更加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據是精心計算的自身利益，罔顧美國努力推動的國際制度、標準和義務。中國越來越多地將美國看做競爭者，以及潛在的對手。

究竟哪裡出錯了？

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實現全面正常化時，北京尋求與華盛頓建立一種戰略夥伴關係，從而遏制其感受到的蘇聯威脅。到80年代末，中國不再擔心蘇聯，不過仍然願意傾聽，也願意學習美國軍隊的經驗。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中國對美國的軍事實力尤其感到讚賞。在這期間，中國積累了農業、工業和技術實力，軍事現代化一直是次要的任務。遲至2005年，在了解自身實力提升的同時，中國仍在羨慕美國。當時有一位人脈廣泛的年輕共產黨領導人對我說，“中國知道你們和英國是好朋友，是英國把世界的領導權交給了你們。中國希望成為美國的好朋友，這樣你們就會把世界的領導權交給我們。”

如果說中國對美國的評估有一個轉折點，那可能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及後續事件。儘管仍然尊重我們的軍事實力，但是中國開始認為美國是一個陷入頹敗的體制，其經濟債務負擔沉重，其政府無法正常運行，世界領導者的地位也很容易會被取代。在2011年，一個位置顯赫的中方人士告訴我，中國的新領導層希望主導南海；地區內的競爭者，如越南，要屈從於它的雄心，不然就會“受到教訓”；而如果美國干涉，我們的資產也會成為目標。

到2013年，此人的警告顯得更加險惡：“我們能看到你們的隱形飛機”；“我們有自己的GPS系統，而且能擊落你們的”；“我們了解你們所有企業，甚至NASA的技術，因為這些都是中國科學家為你們研究的”；“你們沒辦法與菲律賓建立任何軍事聯繫，除非我們允許，因為中國通過香港每個月向菲律賓匯款35億美元”；“中國造船廠每天24小時，每周七天一直在不停工作”；“從2012年10月到2013年4月，有超過30艘船下水”；“到2019年，中國部署的航空母艦將達到四艘”。

中國不尋求發起衝突，它通過靈巧地運用傳統外交手段，並配合以巨大的經濟實力，就能達到大部分目標。但中國也不會迴避衝突，它過去就曾“先發制人”，而不是防禦性地運用軍事力量。危險在於，正在崛起的中國，在尋求讓外界承認其實力和權利時，無論是蓄意為之還是出於誤判，都可能掀起衝突。

然而美國面臨的更深層的戰略問題在於，中國對貿易、法律及和平解決爭端的全球機制所構成的更為根本的挑戰。這套機制是美國及其盟友在二戰後建立起來的。中國的戰略崛起耐心、細心、有遠見，對於上述機制全都造成了威脅。就像美國尋求讓全世界採納民主價值觀，在國際行為中遵從美國的規範一樣，中國也會尋求推行一些機制、建立一些關係，來支持共產黨在國內的統治，推動各國不應干涉別國事務的政策。

如果直截了當、毫不掩飾的利己主義組織原則占了上風，那就意味着，包括法治在內的西方制度與價值觀會遭到根本性動搖。這將是一種倒退，是回歸到力量均勢與勢力圈的19世紀理念。按照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說法，問題在於，“中國能否與我們合作創建一個國際架構，從而讓我們或許可以在歷史上首次實現，一個崛起的大國能融入到國際體系中，並能促進和平與進步？”

在剖析中國的時候，美國必須超越簡單的歷史類比。在規模上，中國的經濟增長及其代表的挑戰，要遠遠大於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一個世紀前的德國，雖是一個有戰爭意願的崛起中的強國，但它從未在人口與工業規模上匹敵美國，而且30年代以前沒有形成凌駕於法治之上的單一政黨統治。中國也不像經濟上隔絕於世的蘇聯。歷史上並不存在先例。

20多年來，美國的對華策略在“接觸”與“遏制”之間走鋼絲，與冷戰期間美國的對蘇政策如出一轍。奧巴馬政府2011年底宣布的“轉向”亞洲策略，被外界視作直接針對中國，是向遏制的一種轉變。在轉向亞洲的過程中，美國不僅調整了力量，還更新了與盟國的防務協議。美國正在進行《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談判，旨在建立一個包含其他11個國家的自由貿易區，但中國被排除在外。

隨着中國在南海和東海更強勢地推行其領土主張——包括一部分人甚至對沖繩提出了主張，而那裡是美軍的駐紮地——美國正被拖入地區爭議之中。過去幾年裡，我們發現，該地區的日本、韓國、越南和菲律賓等國均有求於美國。面對中國新近擺出的強勢姿態，這些國家急於尋求保障和支持，但同時也擔心會激怒中國。積極迫使我們在每個議題上在中國和我們地區盟國利益之間做出選擇，將符合中國的利益。

美國將強調，在多邊論壇上通過國際法來解決爭端，並履行對盟國的承諾。相比之下，中國卻把這種國際秩序及正式責任視作對己方嚴重不利。

對於前路之坎坷，我們不應抱有任何幻想。中國在按照自己的長期規划行事，背後的動力是其自身的利益。按照某些估算方法，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可能會在未來10年裡超越美國。到那個時候，中國的軍事實力將頗為強大。這種實力包括航空母艦、陸基航空力量、潛艇和彈道導彈技術，均可用來對付美國部署在東海和南海的航母。就算沒有任何軍事衝突，西太平洋的力量均勢也將影響中國到底是傾向於強勢進取、威逼恫嚇，還是做出妥協。

中國人必須明白，其不斷擴張的軍事實力會導致某些後果。例如，在中國不斷誇耀其洲際彈道導彈的能力的同時，美國一定不會排除加強其導彈防禦系統的需要。我們應該坦率地向中國解釋這種情況。中國正在密切觀察烏克蘭發生的事件，以及我們在那裡發表的聲明和採取的行動對亞洲來說可能意味着什麼。我們必須幫助中國了解，如果它堅定地與俄羅斯越走越近，只會激怒美國和我們的盟友。“轉向亞洲”是合理的，但其代價絕不可以是犧牲我們對歐洲和其他地區盟友的義務。

更重要的是，美國必須努力說服中國，它的利益並不在於狹隘的自我膨脹，比如擴大領土範圍等等，而在於分擔與其財富和實力相稱的全球領導責任。全球性的治理機構——聯合國(United Nations)、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銀行(World Bank)——並非十全十美，但它們仍是確保全球和平與繁榮的最佳框架。中國無論有多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如果背離這些機制，也會落入孤立和防守的境地。

雖然從長遠來說，美國人應該希望中國擁抱民主和人權，但在短期內，我們必須承認，中國有權建設自己的政府體系，對於政治合法性和社會公平，也有其自己的標準。美國應該堅持要求中國像聯合國所有其他成員一樣，遵守《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我們必須幫助中國看到，“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和尊重基本人權之間，存在着區別。（就我們自己而言，我們也必須證明自己接受了全球領導責任，例如，加入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但是，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中國的政治發展步伐會像美國人希望的那麼快。

在中國越來越流行的一個看法是，它將不可避免地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的領導者，但這個願景遠遠不算是板上釘釘。我們的自然資源、法治、創業文化，以及在高等教育和科學上的巨大領先優勢，都是對我們有利的重大因素。世界各地的人都希望到美國生活和工作——富有的中國人也不例外。他們尋求美國法律的保護，推崇在美國找到的個人自由。中國就沒有這些吸引力。

如果我們要保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並在中國的崛起過程中成為一支建設性的、制衡性的力量，美國就需要為自己制定一個長期戰略願景：基於能源獨立的、強大的、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充滿活力的、行之有效的民主；堅定自信的、有耐心的、有盟友支持的外交；能在危機中與中國對峙的軍事實力。隨着這些方面的到位，我們就可以以一種促進全球繁榮和穩定的方式，幫助中國獲得其應有的一個全球領導者的位置，成為一個可能與美國同等地位的國家。也許到那時，中國的領導人會覺得足夠安全，能把真正的民主給予公眾。不過，這將是一個漫長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