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黃亞瀾
回答 - 藝術歌曲 王德龍 - 回答(北島詩作)
我想,大部分人應該都聽過《回答》,即便不了解全詩,那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一定不陌生。這首詩李志曾在他的2017年跨年演唱會上大聲朗誦,當時的氛圍讓人震撼,廣場的曲調,配上管弦樂,加上他低沉的嗓音,全場都沉寂下來了。
北島寫下《回答》時,也不過才二十來歲。那時的他與大多意氣風發的年輕人一樣,胸中沉澱着鬱氣,不吐不快。
細細回想,這首詩歌被鑲嵌在70年代的中國,在1976年北島創作了它,那時剛剛結束了文革,詩人們是悲憤的,是堅定豪邁的,是擲地有聲的。
他們批判着種種荒誕與罪惡,斬釘截鐵,表達着對過去社會的質疑。
他們身後有光,光慢慢照過來,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年輕的北島的詩歌,振聾發聵,鏗鏘有力,那是一種“革命的腔調”,讓人無處可逃。但顯然,再往後的歲月里我們可以看出,其實這首《回答》並非是北島最好的詩,那時候的他太過年輕,在翻雲覆雨的時代裡,像是一隻被困住的野獸在竭盡全力地嘶吼與咆哮,是犀利的,也是直白的。但當你將這種犀利與直白的標籤直接貼在北島身上,甚至一直因為這種“革命的腔調”愛着他的時候,2009年北島在某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對未來發出的9封信—致2049的讀者》,他寫道:“2049年距今還有四十年。如果說我還有什麼夢想的話,那就是中華民族早日從物質主義昏夢中醒過來,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掀起偉大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徹底改變我們的文化風貌和精神品質。”在文章最後,北島說:“大幕正在拉開,舞台徐徐轉動,那些為民族文化復興做夢的人開始行動。”文章引起了一些爭議,不少批評者都認為北島如今變得功利了,不再憤怒了,開始向歲月投降了。北島後來解釋說:“那些批評我的人存在黨同伐異的一面,網上很多化名謾罵的人沒有讀懂我的意思,我認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復興,民族的命脈還是要靠文化和文字傳承的。”其實能感受得到,即使身在流浪,北島仍是無法擺脫某種家國情懷。那時候有人問他,現在已經60歲的您,對於憤怒是怎麼理解的。北島說:“我依然憤怒,老憤青一個。憤怒不一定要語言表達,憤怒不是罵人,需要保持一種克制,情緒的憤怒和文字的控制之間需要張力。”是的。說這個話時的北島已經是60歲了,在經歷了人生的跌宕起伏與多年的異國漂泊之後,對於情緒表達和文字控制的關係已然有了新的認識。
北島原名叫趙振開,生於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是北京大院兒子弟。北島曾經描述過他記憶里的童年,那時父親的書架上,最上面那層永遠擺的是馬恩列思毛的經典著作,代表着時代的正統。父親的領導還會時不時地來找還是小朋友的他們談話,了解父親平常的言行舉止。在這樣的成長氛圍,北島幾乎是被浸泡在一個高度符號化的漢語池裡,慢慢地影響着他的詩歌創作。但後來,隨着一些遠行,他的感受有了變化,漸漸從以往的桎梏中逐漸走了出來。北島曾回憶在北京的日子裡,那是1970年的春天,他和朋友史康成、曹一凡去頤和園划船,史康成站在船頭朗誦郭路生(也就是“食指”)的《在你出發的時候》為“上山下鄉”的夥伴送別:“解開情感的纜繩,告別母愛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運乞求,紅旗就是船帆就是舵手,請把我的話兒,永遠記在心頭。”“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余煙嘆息着貧困的悲哀,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朋友,堅定地相信未來吧,相信不屈不撓的努力,相信戰勝死亡的年輕,相信未來,熱愛生命。”北島在回憶時,將此情此景這樣形容到:“如輕撥琴弦,一下子觸動了某根神經”。從六十年代末開始,也就是食指出現以後,中國詩歌處於地下狀態長達十年之久,已逐漸形成眾多的流派,個人的風格也日趨成熟。1976年九月的一天晚上,芒克、黃銳和北島像往常一樣在黃銳家的小院喝酒聊天,北島突然提議說:“咱們辦個文學刊物,怎麼樣?”大家先是一愣,繼而極度興奮。後來他們又把周圍的朋友聚到一起開會,商量細節,就這樣在1978年,文學雜誌《今天》被創立,並由北島擔任主編。“《今天》詩歌與其說是藝術流派,不如說是鬆散的文學團體。如果說有什麼共同傾向的話,那就是對一統天下的主流話語的反抗,擺脫意識形態的限制,恢復詩歌的尊嚴。”擺脫意識形態的限制,恢復詩歌的尊嚴,這是北島對於詩歌的豪情壯志。北島幾乎是一個理性的詩人,在他的詩歌裡面,鮮有對風花雪月的描述,大多都是家國情懷的感悟,原本的北島是一名極具代表的先鋒詩人,但是當他經歷了種種人間百態和客居他鄉的流離之後,再加上他的好朋友遇羅克的死直接觸動了北島,導致北島開始對那個時代產生懷疑,開始產生思考並且發問。自1989年以後,北島離開祖國,開始在世界各地漂泊旅居,有四年時間,甚至流連於六個國家。從西柏林到萊頓,從巴黎到紐約,世界於他是一個無邊無際的汪洋大海,而他是漂浮在大海中的一葉孤舟。那些年所經歷的,就像他的詩歌《青燈》裡描述的那樣:如果你是條船,漂泊就是你的命運,可別靠岸。
其實,至少對於詩人們而言,漂泊未嘗不是好事。里爾克曾經說過:“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他在《鄉音》中寫到:“祖國是一種鄉音,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聽見了我的恐懼”。在《路歌》中寫:“在無端旅途的終點,夜轉動所有的金鑰匙,沒有門開向你。”這一切都是北島在異國居無定所時的孤單與彷徨,在異國的夜晚,在孤燈下,只有數不盡的滿目蒼涼。但所幸的是,在這些流離失所的時間裡,他與艾倫·金斯堡、奧克塔維奧·帕斯這樣世界級的詩人成為朋友,他到過特朗斯特羅姆的藍房子,並引他為詩歌世界裡的“叔叔”。對於這些享譽世界的詩人文豪,在他筆下似乎都是生動活潑而趣味橫生的普通人,他與他們相交甚好,也彼此惺惺相惜。當然,這段時期的經歷與交友,也在影響着北島後期的詩歌創作。
在時隔15年後的2004年,北島的散文集《失敗之書》首次在大陸出版,這本散文主要是北島在流浪的路上的一些採擷,北島曾說:“散文和漂泊之間,按時髦的說法,有一種互文關係:散文是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與社會意義上的書寫。”在1989年到1993年的四年間,他曾住過七個國家,搬了十五次家,這其實就是一種散文語境。又或者說,在很大意義上,《失敗之書》可以被視為一本純粹卻又意義深遠的記錄,它記錄着一個詩人由內而外的生活,這或許是一些瑣屑的情節,不乏敏感與牢騷,卻又不失真摯。那個喊出“我不相信”的面容肅穆與悽厲的熱血青年消失了蹤影,這本書裡我們所能讀到的,是一個在異國的陰暗邊緣處苦痛抽搐的心靈,在沒法言說中文的日子裡,書寫作為一種替代,是無聲的自言與自語......2009年,北島六十歲,決定寫作長詩《歧路行》,因為需要與“體積、大時代和個人經驗對話”。“歧路行,我永遠在迷路。我個人的命運和當代史,有一種類似對話的關係。我經歷過這些年,見過的詩人們,朋友們,還包括一些小人物。我覺得對於這麼一段歷史,我一定要有個交代。”然而,詩寫到500行時,北島中風了,長詩也在2012年春天擱置。此後,北島開始試着畫畫,他自己也明白,寫作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將這首詩寫完。在生病的時間裡,北島一直在尋找新的語言,來擺脫掉自身病疾的束縛。在家裡女兒讓他看電視對話,看畫識字,他也曾坦承那段時間:“就像一個孩子一樣。”幸運的是,從2015年開始,北島開始有了一些起色。他又開始寫詩,參加“文學之夜”,出席相關活動。似乎感到重獲生命而時間緊迫,他開始着手去一個一個實現他之前的夙願。比如,出版《給孩子的詩》,發起《醒來——北島和朋友們的詩歌課》。正如他在《宣言》裡所寫: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晚期的北島詩歌幾乎完全拋棄掉了早期作品的宣言口吻,透着物是人非的沉鬱滄桑。即便偶爾還是會想起年輕時候的豪情與熱血,但是:在《一幅肖像》裡,他曾寫到:“他側身於犀牛與政治之間,像裂縫隔開時代。”、“哦同謀者,我此刻,只是一個普通的遊客”。在《下一棵樹》,他寫到:“大雪散布着,某一氣流的謊言,郵筒醒來,信已改變含義,道路通向歷史以外。”在《背景》裡,他寫到:“必須修改背景,你才能重還故鄉,時間撼動了某些字。起飛,又落下,沒透露任何消息...”但即便是我們的心會比恨走得更遠,北島依舊在《借來方向》中高呼:“借來方向,候鳥掙脫了我的睡眠,閃電落入眾人之體,言者無罪!”想起艾略特說過:“很深的聲音是聽不見的”。可能是這樣的吧,只是在夢中,在夢醒後,北島會悄然寫下,“鐵錘閒着,而我,向以後的日子借光,瞥見一把白金尺,在鐵砧上。”(《歲末》)。在北島後期的詩歌創作中,我們全然看到了一個我們並不熟悉的北島,可能你會說這和那個書寫着《回答》的熱血少年有着不太一致的形象,可不得不承認的是,他還是那個寶刀未老的北島。只是不同的是,由於多年的漂泊生涯,他詩歌中的政治性在逐漸減弱,而愈發地向藝術性靠近。他從來都不是一個固執的老頭,而是一個會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歷史和反思自己的詩人。“作家通過寫作發聲,一個作家應該永遠要跟他所在的時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語言保持緊張的關係,現在中國大部分人缺少這種緊張關係。”2010年4月的時候,在香港城市文學節上,北島與一眾港台文化人並排坐在主席台上。港台文化人多具備談笑風生的口才,台下聽眾陣陣笑聲。北島穿着淺灰色西裝,緊鎖眉頭端坐其中,他發言的主題是《詩意地棲居在香港》,規勸香港年輕人通過詩歌,在高壓的現世中尋找精神家園。近些年來,北島連續入選各種版本的“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現在看起來,他的生活與內心,仿佛已寧靜下來。但是他不這樣認為,他說,我現在依然很憤怒,老憤青一個。
所以你看,那些大喊着北島變了的人,其實也都是源於對他,或者憤怒本身的不了解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