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前中共中央軍委書記——武懷讓

作者：蘇金亭 李正君 行國平

　　　　　　在我軍的光輝史冊上，有一位鮮為人知的卓越領導人，他就是前中共中央軍委書記武懷讓。武懷讓，字邁五，曾用名武胡景，化名羅玉堂、吳客敬、吳福敬、李士安、林大生等。1899年生，河南省孟縣（今孟州市）人。在那黑暗的舊中國，武懷讓看到我們國家深受三座大山的壓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從小就立下了救國救民的遠大抱負。學生時代，他就積極接受進步思想，多次開展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1921年，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從此，他披肝瀝膽、出生****地為黨工作。 　　　　追求真理　赴蘇北上 　　　　1924年7月，黨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決定派遣武懷讓帶領曾湧泉等13人到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尋求革命真理，他先後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書記，與劉伯堅等人負責中共旅莫黨團支部工作。 　　　　次年7月，武懷讓與同校的侯玉蘭結為伉儷。同時更使他高興的是，朱德從柏林出獄後，經波羅的海到莫斯科，武懷讓對朱德已早聞大名，兩人異國他鄉見面，自然格外親切，武懷讓將朱德的生活安排妥貼後，陪同朱德參觀勞動大學，瞻仰列寧墓，遊覽莫斯科街景。8月上旬，在旅莫支部會上，朱德被任命為第六黨小組組長，令朱德暫時留俄。朱德便向武懷讓提出“趁機會進修軍事”的請求，武懷讓便將朱德安排在紅軍大學軍訓班學習。軍訓班設在距莫斯科近兩個小時路程的農莊裡，武懷讓常去看望朱德。1926年7月，朱德奉命回國參加北伐戰爭，他將朱德送上火車，兩人揮淚話別。 　　　　武懷讓在任中共旅莫黨團支部書記期間，夜以繼日為黨工作。為了宣傳革命，他和曾湧泉等人創辦《前進報》，他任社長兼主筆，他所撰寫的文章，筆鋒犀利，文采激揚，催人奮進。1926年，他擔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武懷讓還特別注重黨的建設，並適時將黨的活動延伸到中山大學。當時在中山大學學習的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山大學青年團的組長。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塞列布耶別墅召開。會議安排武懷讓回山東工作，瞿秋白接任武懷讓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武懷讓為了回國工作，毅然將親生骨肉南昌（生於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日，取名南昌）放在孤兒院，攜妻侯玉蘭回國，直奔白區工作。 　　　　危難時刻　擔當重任 　　　　1929年夏，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叛變，彭拜、楊殷等5人犧牲，任弼時被捕；1931年1月，唐禹投敵，林育南、何孟雄等60人被抓，惲代英就義；4月，政治局委員，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蔡和森慘死；6月，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蔣介石中原大戰勝利，閻馮歸蔣，張學良十九萬東北軍交蔣，向我蘇區圍剿，日本正加緊侵略我東北，內外交加，千鈞一髮，革命處於危急關頭。 　　　　向忠發投敵後，王明當上了總書記，僅當兩個多月總書記的王明，預感上海環境日趨險惡，革命形勢嚴峻，9月，便急忙將總書記職務轉交給博古，匆匆攜夫人去了莫斯科。12月，根據蘇區形勢發展的需要，先後任軍委書記的周恩來和李富春去了蘇區，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何人有能力接任軍委書記這一要職，會議選出兩人：張國燾和武懷讓，當時在蘇區的張國燾推諉不赴任，中央決定任命武懷讓為中央軍委書記。 　　　　1931年底，中共滿州省委書記羅登賢持伍豪、陳雲寫給武懷讓的信，來到哈爾濱傳達了中央的任命通知，武懷讓看到形勢如此嚴峻，為了黨的事業，他於1932年1月中旬，大雪初霽，踏着沒膝大雪，頂着寒風，帶着不滿1歲的女兒，在楊靖宇、趙尚志的護送下，告別哈爾濱赴上海任中央軍委書記之職。當時氣溫達零下30多度，上到輪船後，武懷讓以為女兒已凍死，準備扔到海里，打開毛毯後看到還會蠕動，才把女兒帶回上海，就是現在北京航天學院的武華。 　　　　武懷讓在任軍委書記期間，有力地抵制王明、博古的教條主義，忍辱負重地工作。支持蘇區領導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同志“避強攻弱”的運動戰術，由林彪、聶榮臻的中路軍改為東路軍，攻打福建薄弱敵人。博古則將此斥之為“分散紅軍、民粹主義、脫離了布爾什維克”，並下達文件進行批評。可文件下達不到一個星期，部隊就取得了龍巖和漳州兩大戰役的勝利，使紅軍又走上了運動戰的正確道路。之後，又做出了“水口”之戰的正確決策，殲滅入贛粵敵20個團，迫使陳濟棠退出贛南根據地。特別是蔣介石進行第四次圍剿時，他命令紅一方面軍由南雄、信豐北上，策應鄂、豫、皖威脅南昌，減輕敵人對鄂、豫、皖、湘西根據地的壓力，有力配合了紅四方面軍的反圍剿鬥爭。同時制定了敵人未合圍前“突破一面、先發制人、主動出擊”的戰略方針，在蘇區領導朱德、周恩來等同志的指揮配合下，繳獲蔣介石嫡系部隊陳誠大量新式武器和軍械，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從而使閩、贛、浙根據地擴大連成一片。這一時期成為紅軍根據地發展的全盛時期，對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1932年8月，中央來電，改任武懷讓為中央保衛部（亦稱中央特委和特科）部長。為了全力干好黨的工作，武懷讓不得不把1歲的小女兒武華交給兄長撫養。1933年，博古、李德先後到了蘇區，仍走左傾軍事路線，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致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1934年10月，元氣大傷的紅軍被迫長征。 　　　　赴蘇開會　神密失蹤 　　　　1935年春，遵義會議後，陳雲同志到上海傳達中央指示，命武懷讓赴莫斯科傳達遵義會議精神，並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實際是監視王明、康生在共產國際活動，提防王明再次掌握中央大權。武懷讓和陳雲分別後，又向宋慶齡、路易艾黎等朋友辭別，乘火車赴莫斯科。下車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攜妻孟慶樹前來迎接，並安排高級賓館，為其接風。同時，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康生，對武懷讓夫婦更加熱情。武懷讓意識到王明、康生是想把他拉攏到他們一邊。大會即將開始之際，康生借武懷讓有病去看望之機，大為王明吹捧評功。康生說：“王明同志堅定不移執行斯大林同志指導中國的革命路線，共產國際對王明同志都很稱讚。他英明果斷，料事如神……你當過他的支部書記，不應以長者自居，年齡大他幾歲，但要看到他少年英俊，不應蔑視這個偉人。他日理萬機，難以面面俱到。王明同志托我向你致意，他是很尊重你的。不能不近乎人情，相互詆毀貽笑大方。應‘虛心若谷’，‘吾日三省’。你我畢竟是多年之交，肝膽相照，心底無私。說出自己肺腑之言，我有一言相勸，在共產國際會議上，對王明同志應看到他的優點，不要斤斤計較缺點，‘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武懷讓說：“王明同志自以為是，獨斷專行，教條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削足適履，左傾冒險主義，使中國革命遭到毀滅性損失。（如果）王明在共產國際七次會議上總結他領導幾年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錯誤，我武懷讓擁戴他”。康生見武懷讓正義凜然不被他惑，便怏怏而去。 　　　　“禍從口出”這句話引起武懷讓反覆思忖。但武懷讓心裡說：“我武懷讓自從參加中國共產黨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黨中央派我到蘇聯就是向共產國際匯報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巨大損失，王明、康生狼狽為奸危害中國革命，我要和二奸鬥爭到底。”於是，武懷讓帶病寫了發言稿，在共產國際七次會議上，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給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失進行了深刻的揭露，使王明繼續掌握中央大權的美夢徹底破滅，並堅決擁護以毛澤東為首的新的中央領導。在此次會議上，武懷讓被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 　　　　1936年8月，蘇聯掀起“揭發和剷除敵人”的運動，不少官員和將帥受到株連。蘇聯天空烏雲翻滾，到處籠罩在腥風血雨之中。王明，康生認為在異地他鄉，神不知鬼不覺，殘害革命同志時機到了。於是，中****員經常有人失蹤，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勞改，有的被捕或處死。 　　　　面對險惡的環境，武懷讓的妻子侯玉蘭終日坐臥不安，哭訴說：“王、康二人在共產國際還有地位。懷讓，我耽心兩個奸惡把我們陷害死在蘇聯，我們要即刻回國。”懷讓說：“黨中央派我來蘇聯就是監督王明在共產國際的活動，以防他再次掌握中共大權。他在這兒一天，我就不能回國，這是黨中央給我的重任。我們為了革命的勝利殉難於國外又有何妨。”8月的一天，武懷讓從外面回家敲了門，可侯玉蘭開門後，卻不見了武懷讓，他從此失蹤。 　　　　失蹤之謎天下大白 　　　　武懷讓失蹤後，其妻侯玉蘭數年四處打尋，仍無音訊。 　　　　到1945年8月，侯玉蘭隨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在尋夫仍無結果的情況下，她便寫信給毛澤東，反映王明、康生在蘇聯的罪行，並懇請中央去查尋武懷讓的下落，但仍無音信。之後侯玉蘭便改名侯志（1982年1月27日去世）。1954年，侯志找到劉少奇同志反映武懷讓失蹤的情況，劉少奇說：“懷讓是黨的好同志，原則性很強。”當即指示有關部門全力尋找。1954年底，周恩來聽了侯志陳述後，馬上讓秘書通知我駐蘇聯大使館設法尋找武懷讓的下落。 　　　　1957年，冶金部長孫冶方上書中央：“武懷讓於1936年已經死於莫斯科”。 　　　　根據當時我黨許多同志受到王、康二人打擊迫害的情況，以及從侯志給女兒武華（現在北京航天學院工作）的信中更揭開了武懷讓被殺內幕。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已不再承認王明的總書記的地位。武懷讓到莫斯科後，王明、康生告知武懷讓不要透露遵義會議的情況。但武懷讓認為毛澤東為首的新的中央領導更有能力領導中國革命，便宣布了遵義會議的情況，戳穿了王明東山再起的美夢。其二，在共產國際會議上，深刻揭露了王明的左傾路線，使王明在數十個國家面前失去了面子，因此王明、康生懷恨在心，誣陷他為“托派”叛逆。其三，武懷讓在軍委工作時，對康生的底細有所了解，康生借蘇聯肅反運動殺人滅口。其四，王明、康生拉幫結派，排除異己，認為武懷讓與其對立，不能為其效命，是他們的心頭之患，便將武懷讓除掉。 　　　　中央認為武懷讓是“好黨員、好幹部”。1957年，經毛澤東主席簽發，中央人民政府追認武懷讓同志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