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對付郎本

１萬人的別動隊，還不到一個月就成立了。戴笠問：“這１萬人的隊伍主攻方向是什麼呢？” 我說：“我們有１０萬人在前線打，你這個烏合之眾不需要到前線去打，也根本抵擋不了幾個小時。” “那組織這個隊伍幹什麼呢？” 我告訴戴笠，上海是作戰的後方，到處都有漢奸，每天晚上都有人打信號槍，把這些漢奸肅清，你的任務就算完成了。戴笠感嘆：“好睏難啊，這個事情不好辦。” 我說：“你這個別動隊不做這個事情做什麼呢？你這個部隊裝備也不行，去打仗一打就垮了。別動隊不是在前方打，是在後方鎮壓，把漢奸肅清。” 戴笠問：“怎麼肅清？用什麼辦法肅清？” “辦法有的是，我調查了一下，在上海，日本特務活動的中心地方，一個是上海的海軍俱樂部，誰也進不去海軍俱樂部，另一個是同文書院，這兩個地方裡面淨是日本特務。” 戴笠跟我講：“你指出來的那兩個地方，日本海軍俱樂部進不去，我們沒有內線，同文書院有許多特務隱藏在裡邊，這些特務都是些高級的教授，最熟悉上海的情況。” 我說：“這兩個地方我們要派人打進去。”從明天開始，你派兩個小姐給我。 “給你兩個小姐幹什麼？” 我提出：“要懂日文，會照相，會騎馬，會射箭，會打槍，派兩個這樣的小姐給我。”戴笠就找了兩個在警官學校受過訓的小姐給我。我把小姐調來了，說：“從明天起，我買個照相機給你們，你們兩個人把同文書院進進出出的那些人照下來，照完之後，你們就跟蹤他，看他到哪裡去，到哪裡落腳，他到的地方你們也照下來。”這樣幹了幾天，我就掌握了一些日本間諜的行蹤。 戴笠問：“那個同文書院有什麼辦法啊？” 我跟戴笠講：“昨天晚上我跟余樂醒研究了，余樂醒有個很好的建議，說我們去同文書院綁架幾個人，回來一拷問，就什麼都說了。” 常到同文書院的間諜是幾個教授，經過幾天的跟蹤，他們的住處已經被我們掌握。第二天，我們綁架來了那幾個教授，那幾個教授根本不用打，就什麼都說出來了。他們交代說有個仁丹鬍子的日本特務，知道我們有個水井，在水井裡放毒，害中國人。說日本人拿錢收買了上海附近的一批農民，跟着做特務。他們交代出了幾十個日本特務，說晚上打信號槍的也是這批傢伙。還說日本人在鐵路邊上建造的水塔，實際上是日本人的炮兵測量點，後來，這幾個教授還把日本間諜的名冊交給了我們。我們根據他們提供的線索，抓住了一些日本特務。由於這幾個教授交代得還算老實。我們就優待他們，把他們送到南京關起來了。 戴笠說：“你把同文書院的教授一綁架，特務們都被關起來了。現在我們在上海作戰，是很安全的。你這個事情做得好。你這個人，好像有三個頭八個鍋。” “什麼三個頭八個鍋？” “就是沒有辦不成的事。” 一天，我跟戴笠一起吃早餐的時候，戴笠問我：“念觀兄，你認識不認識章乃器呀？” “不認識。” 戴笠告訴我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從蘇州監獄裡放出來了，又說：“現在有個重要的事情，恐怕只有你出馬才行呀。” 我說：“你派給我的事情太多了，是不是啊？人事科長是我，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是我，程頌公參謀本部的高級參謀也是我，你又要把什麼事放在我身上呀？我恐怕精力不及。” 戴笠說：“明天一早，章乃器約我見面，不知他要講什麼，他說他要講的事情很重要，你去跟他談談吧。章乃器那些人我知道，他們自有道理，你這個人事科長要負起這個責任。”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淮海路去見章乃器。一敲門，出來個女的，我不認識，就問她：“你貴姓啊？” 她說：“我是《婦女雜誌》的主編。”她反問我：“你找誰呀？” “我找章乃器先生。” “噢，我是章乃器的妻子，他打太極拳去了，你有什麼事情跟我講就行了。” 我想《婦女雜誌》社有個胡子嬰，很著名的。就問：“你就是胡子嬰吧？”她點頭：“我就是。”我說：“《婦女雜誌》登過你的文章。” 她問：“不知道章乃器約你來要談什麼？他打太極拳去了，馬上回來。” 一會兒，章乃器回來了。我看見章乃器長得高高大大的，他問：“你是雨農先生派來的？你是幹什麼的呢？”我介紹自己是黃埔學生。 章乃器說：“我在上海大學教書，現在日本方面有漢奸要找我，我處理不了，準備交給戴雨農先生處理，這三個漢奸一個女的兩個男的，那個女的到現在還沒有露過面，男的一個叫程克祥，一個叫彭壽，都是江西人，都是上海大學畢業的，他們在日本那邊當漢奸，現在想反戈一擊，要愛國，為我們國家工作。他們找到我，但是我不了解他們，只有求助戴雨農先生。” 我說：“我要跟那三個人見見面，談談話，才能夠做出決定。”第二天，章乃器約他們來了，那個女的還是沒有露面，我跟那兩個男的見了面。我問他們是哪裡畢業的，他們說：“上海大學。” 我問：“為什麼當了漢奸呢？” “我們上海大學畢業後實在沒有工作，就到日本人那裡工作。現在我們要愛國。” “你們是真心愛國呢？還是日本人派過來的？如果你們是日本人派來打入我們這裡，你們就是罪上加罪呀，將來就沒有好結果了。如果是真心實意，我可以幫你們引薦。希望你們反戈一擊，不會虧待你們的。” 他們說：“你這位先生說話好像很有譜，你負什麼責任啊？” “我全部可以負責。” “你有那麼大的權力啊？” 我很肯定：“我有那麼大的權力。” 他們就說了：“我們想過來之後成立一個文友社，以文會友，以記者的身份幫助你們做事。我們要求，第一，在法租界租個房子，有個辦事機構；第二要輛汽車；第三，我們還要介紹兩個女記者進來。還有，每月要兩千塊錢活動經費。” 我說：“除了兩千塊錢活動經費我不答應你們，其餘都答應你們。” “為什麼兩千塊錢活動經費你不能答應呢？” “我還做不了這麼大的主，還要回去匯報。不過你們說的那幾個條件，我可以做主，汽車給你們一部，半新半舊的。房子問題呢，我們在法租界準備一棟房子，房子裡有兩個很能幹的小姐，介紹給你們當記者。文友社嘛，在上海市政府備個案。”我問章乃器：“你上海市政府有熟人嗎？”他說：“有。” 回去後我向戴笠匯報，戴笠說：“他們要的那點錢，都給吧，給他們一個痛快。”戴笠又說：“這兩個人我在南京見過，會打槍會照相。不過，給他們租的房子，你要找個最靠得住的人去當門房，監視他們的一切活動，看看他們搞些什麼名堂。” 我想了想：“有個黃埔第三期的王立，是杭州警官學校的指導員，作戰負了傷，成了瘸子，把他調來當門房。” “為什麼調個瘸子呢？” “瘸子有瘸子的用法。” 戴笠一個電報就把王立調來了。我告訴王立：“你來了，是我要來的。”他說：“我是一個瘸子，你把我要來幹得了什麼呢？” 我說：“做大事。” “有什麼大事可做啊？” 我說：“這裡有個文友社，你就專門看着這個房子，在裡面當收發，我有兩個小姐在這裡出進，這兩個小姐也交給你，歸你指揮。這裡住着兩個日本特務，一個是程克祥，一個是彭壽，都是中國人，你注意他們的行動，他們一天到底幹些什麼。你自己不要暴露身份，你的身份就是門房，如果暴露身份，就什麼事情都做不成了。” 他說：“我一定為國盡瘁。” 後來，程克祥他們一直在搞日本的軍事情況，並且及時告訴我們。在南京淪陷之前，我們把程克祥送到南京。之後他到了香港，給宋子文當新聞處處長，最後在香港被人暗殺身亡。 還有那個日本俱樂部的事情怎麼解決呢？有一天晚上，戴笠問：“你再講講那個日本俱樂部，你有什麼辦法進去呀？” “暫時還沒有辦法。” 我就問他有什麼好辦法沒有。 他也說沒有。 戴笠又對我說，他要調一個參謀長到那個１萬人的別動隊去。戴笠說：“我看見王敬久師部的參謀長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我想把這個人調過來，給我當別動隊的參謀長。部隊裡沒個參謀長也不行。杜月笙安了一個總指揮，我安一個參謀長，不是好辦一些嗎？” 我跟王敬久（黃埔第一期）商量，說要把他的參謀長調到戴笠這裡來。王敬久很神秘地對我講，我身邊有個參謀長是日本留學生，我懷疑他是日本特務。他告訴我：“那個參謀長姓楊，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我最近發現他在上海租界，晚上經常有日本人看他，對他很尊敬，我當面不好問他，很懷疑他。” “噢”，我問：“那個姓楊的是什麼地方人？” “是江蘇人。” 我說：“你藉口吃飯把他請來，我有辦法問他。” 第二天，按照我的安排，請姓楊的吃飯，我問：“你這個參謀長是哪裡畢業的？”他回答：“我在日本士官，後來在日本陸大。” “你是日本陸大畢業的，你的資格很高啊。你到我們一個師里當參謀長，不到將官，你願意嗎？” 他說：“我們是國軍，雖然是一個上校，到了戰場上憑本事，如果我打幾個勝仗，就升上去了。”（後來這個姓楊的在江北搞了十幾萬人，成了江北的漢奸頭子） 我說：“講得好，講得好。” 我總在考慮怎樣打入日本海軍俱樂部。我跟戴笠商量：“海軍俱樂部還是進不了，那個地方看管很嚴，有沒有什麼辦法？”戴笠想不出什麼好辦法，只是說這件事一定要我去辦。我說：“那我就盯着那個姓楊的，跟他研究研究。” 我又約姓楊的見面，說：“我現在有個事情請教你，請你幫我的忙。”我說：“那個海軍俱樂部都是日本特務，我想打進去，很困難。你有沒有認識的人？” 他說：“有啊，跟我同學，日本陸大畢業的，這個人叫做郎本實仁，是個少將，那時５０歲，比我大２０歲。” 我說：“哦？你認識這個人？”我記起戴笠前幾天拿着幾份從北平、天津來的電報給我看，說是日本的一個少將郎本實仁到了上海，這個日本少將過去在東北、北平、天津等北方地區活動，會說一口天津話，是個中國通。 我問姓楊的：“你跟郎本實仁的關係怎麼樣？” “我跟他的關係嘛，我也不瞞你了，我已經打濕腳了，你還站在岸上。” “好不好把那個郎本實仁介紹給我見見面呢？” “可以，我約他一下吧。不過，你見他，拿什麼話跟他說呀？” 我說：“沒問題。日本人打上海已經打了兩個月，蔣介石出動了７０個師，也打了兩個月，他打不下我們，我們也打不下他們，是個持久戰，消耗戰。” 他說：“你這樣一說，可能郎本實仁要找你了。你是不是有任務啊？”“我現在沒有任務，看跟他接近得怎麼樣，我就有任務了。” 姓楊的跟郎本說了這事，郎本說：“噢，這個人，見見面。現在我們打上海打不下來，九國公約就要開會了，如果上海打不下來，這個問題會提到九國公約會議上討論。如果九國干涉，我們在外交上失敗，我們這個戰爭非停下來不可，一停戰，我們就大失特失了。” 日本人很着急，我估計到這一點。沒過幾天，日本人找姓楊的約我見面。姓楊的對我說：你到靜安寺１００弄１０號，開門之後有個日本女子引你上三樓，就可以跟郎本見面了。你敢不敢去？我說靜安寺路在英租界呀，為什麼不敢去呀？我想他也不敢殺了我吧。 我把這個話跟頌公說了，跟戴笠也說了，他們講，日本人狗急跳牆了。打不下上海，他們着急了。這個時候，他要準備見你，你大膽地跟他見面，他沒路可走了。 按照約好的時間，我就去了。靜安寺路是英租界，背後有條河，我們布置了很多警戒。日本人要抓我是不可能的。我到了１００弄１０號，就叩門，出來個很漂亮的日本小姐，她問我：“你是李將軍吧？”（我化名李文煥，自己封了個將軍，實際這時我是上校） “你怎麼曉得我是李將軍？” “我們的郎本將軍已經告訴我你的大名了。你叫做李文煥先生，李將軍請三樓談吧。” 日本小姐把我引到三樓，我一看客廳很大，很多外國酒啊中國水果啊擺了一桌子，跟郎本一見面，看見他個子不高。大約五十多歲。他拿出張名片遞給我：“郎本實仁。”我想這個傢伙很慷慨呀。一個高高胖胖的日本人來了，也送張名片給我，我一看，是日本的一個憲兵大佐，名字叫做“松正宜”。我說：“噢，你是要人啦，在日本人裡面升到一個大佐很不容易呀，你再跳一步，就到將官了。你是屬於文官範圍，比武官高啊。”還有一個人沒拿名片，我就問：“這一位呢？”他們說：“這是我們部隊裡搞政工的人員。”還有一些其他人，我就不理他們了。好多的水果、酒，我也不吃，恐怕酒里有什麼催眠劑。郎本看見我不吃，就拿水果掰一半給我，另一半他自己吃，看着他吃完後，我就跟他講：“我頭一次到你們這裡見面，你們日本人的習慣太不好了，有好多人一見面就出不去了。我不吃你們的東西，你們也不要難為我。”我跟他講實在的話，他自己也笑。 坐下後，郎本說：“今天來，就是見見你，表示認識了，也不談別的問題，我們要送點禮物給你。”我聽他這麼一說，就說：“那我就告辭了。”他們幾個人把我送出１００弄１０號時，把一包用報紙包着還繫着蝴蝶結的東西，往我汽車的座位上一放，說：“小小的意思。”我判斷，這不會是別的東西，一定是鈔票。如果要害死我，扔個定時炸彈，那下次就不會同我見面了，他們毫無所得。 我們住的地方，是杜月笙的一個公館，杜月笙送給我們作辦公室的地方。我一到住地，看到荷花池，拿出那個包，擺在荷花池旁邊。 已經很晚了，戴笠還在等着我，還有好幾個小姐等着我。他們說：“今天好危險啊，我們怕你回不來了，把我們急得不得了。你回來了，好了好了。” 我說：“雨農先生，我臨走的時候，日本人說小小的意思，往我汽車座上扔了一包報紙包的東西，捆得很緊，我放在荷花池那裡，沒有帶進來。” 戴笠就急了：“你是個書生！你是個書生！那一定是定時炸彈，你還拿回來幹什麼？一炸就炸掉了！” 我說：“他們頭次跟我見面，什麼也沒有得到，他們就把我炸死啊？沒有那樣愚蠢的人嘛。” 戴笠就急得不得了。說：“怎麼辦，怎麼辦？” 這時，余樂醒進來，問怎麼回事？我說：“樂醒哪，日本人送了一包東西，雨農先生急得不得了，懷疑那個紙包裡面有炸藥，你是個專家，怎麼對付這個紙包？”余樂醒是戴笠手下的專家，那時我們每月只有一百多塊錢，他拿三百多塊錢。余樂醒說：“這個好處理，我去處理。” 戴笠連忙問：“你怎麼處理？” “我拿個引爆的東西，看看裡面是不是定時炸彈，我在隔壁一引爆，它不就爆炸了嗎？第二，我準備一塊石頭打下去，碰炸。如果也不爆炸，就沒有問題。第三步，我就用剪刀把繩子剪開，慢慢地打開，就曉得是什麼東西了。” 他這個人還有些辦法。後來，按照這三個步驟做，他就跑回來了，他說：“這包里是１萬塊錢！” 戴笠也笑起來了，他說：“我過去還沒有做過這樣危險的事情。”他又對我說：“我太急躁了一點，話說得重了一些，你原諒啊。” 後來，戴笠要把這１萬塊錢給我，我向戴笠講：“國家正困難的時候，南京的錢還沒有來，我們這裡馬上就要開銷，我一個都不要。”我說：“我是為要你這個錢來的嗎？我文強不是那種人。” 戴笠和我兩個人研究下一步怎麼辦。戴笠想不出什麼特別好的主意，就要我講，我說：上海“八·一三”已經搞了個把月了，日本人打不下上海，我們７０萬人作戰傷亡很大，我判斷日本人很着急，怕我們藉助九國公約的力量從外部打擊他，還有１０天九國公約就要開會了，日本人很可能想搶先一步把上海打下來。我預料郎本實仁可能會提出很多難題，讓我們辦。” 戴笠問：“你預料是什麼難題呀？” “我預料，他們要拿錢收買我們當漢奸，替他們做事，他不是送了１萬塊錢嘛。” 那時的錢很值錢，１萬塊錢可以買四五部很好的汽車。戴笠說：“這個見面禮很大。”戴笠又問：“明天還跟郎本實仁見不見面呢？” “還見。” “怎麼見哪？” 我說：“在日本租界見面。他們有一部汽車，汽車上帶着一個紅球，一看見有紅球的車，就是他們來接我們的車。也可能他們會提出一些實際問題，比如上海有多少兵力，防守的重點在哪裡，等等。我們要做些準備，沉着對付他們，引他們上鈎。” 戴笠問：“你的車又怎麼辦呢？” “我的車也掛個紅球，停在附近。兩個球對上號，就算接上頭了。” 戴笠說：“你要好自為之啊，看你怎麼對付他們。” 第二天，按照約定的方式，我上了郎本的車，到了海軍俱樂部，跟郎本實仁又見面了。一見面，郎本說：“你這個人說到做到，什麼也不怕就來了。”他還表示，現在國際形勢很複雜，希望這個戰爭早一天結束。我說這個戰爭是你們帶來的，又不是我們打你，既然打不贏，趕快把兵撤回去。他點頭哈腰：“是，是。”我說：“我們國家當然不能跟你們比了，你們工業發達，但是，你們的人口只相當我們四川省一個省的人口，這個戰爭打長了，不見得對你們有好處，你們想滅亡中國是不可能的。”郎本說，“你講的是事實，我們大日本的政策是天皇決定的，我們沒有辦法的，你們是一個大國，我們日本這個島國比你們小几十倍，但是制海權在我們手裡。你們是陸地大國，我們是海軍大國，我們並不次於你們，我們還要發展空軍，空軍厲害呀。不過，現在九國公約國際會議快要開了，看來這場戰爭是我們自己打壞了。” 我說：“那又怎麼辦？你對我有什麼話說？” 他提出好多問題，第一個是要我們暗殺宋子文，宋子文是蔣介石的外交部長。第二是要我們到九國公約會議活動的地方放幾顆炸彈。我拒絕了。我說：“你們這是什麼主意呀？要把我們國家的外交部長殺掉，引起外交混亂，問被誰殺的，我們又不能說是你干的，你就把我看得那樣簡單？” 這樣一來，郎本說：“那沒別的好辦法。” 我說：“壞事都讓我們來做，好事都歸你，你們日本人太壞了。” 郎本實仁看我挺硬，就說：“好吧，這兩個辦法取消。”接着就要我們的上海防守分布圖，他說：“你們有多少兵力？怎麼布置的？這些情況我們都需要了解。你如果把上海防守分布圖給我們，我們一次送２００萬塊錢給你們。” “我們送的圖你會相信嗎？如果是個假東西呢？你不是上了當嗎？”這就叫做先發制人，把他們的口給封上。 他就講：“希望你們先送來，我們一次拿４００萬出來。”又加了２００萬。 “漢奸鑽到我們內部，可能了解一些情況，我是個正規軍人，是個少將，跟你們見了兩次面，就把我什麼都買過去了，有那樣簡單的事情嗎？這樣吧，事情已經到了這個關頭了，你們開的價已經開到４００萬了，我回去再考慮這個問題，明天我們有個東西交給你。”我離開的時候，郎本追上來，又送了我五萬塊錢。還要我告訴他一個電話號碼，說三天以後在什麼地方見面，再通知我。 我回去後跟戴笠商量：“現在九國公約要開會了，他怕在外交上失敗，就提出來要殺宋子文，我拒絕啦。再有，讓我們在九國公約會議活動的地方放幾顆炸彈，我也拒絕了。他又向我們要上海城防圖，我答應回來寫個東西交給他。” 戴笠又着急了：“搞個假東西給他，不知道他相不相信。再說搞假的，也不容易搞啊。誰個能搞啊？” 我出主意：“今天晚上在我們自己的參謀中挑幾個人，讓他們寫些自己知道的情況。他們只知道是考核他們，也不曉得我們做什麼用。每個人至少給５０塊錢吧。”戴笠同意，我就挑了五六個參謀。這幾個參謀跑來問我：“今天晚上戴先生請我們吃飯，還出幾個題目叫我們考試，他怎麼想起要考我們呢？”我說：“那你們不要管。你們硬着腦筋寫吧，他要做什麼用我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搞到很晚，一個人寫了一篇，我拿給戴笠看了，寫得好的，打了個圈圈。戴笠宣布：“今天晚上你們辛苦了，你們寫得都很好，不分等級，請你吃頓飯，一個人送５０塊錢。” 我對戴笠說：“三天后我就拿這些去跟郎本見面。” 戴笠說：“非你去見不行。” 我又去見郎本。郎本問：“你們寫的那個東西給我們看吧，帶來了沒有？” “帶來了。” 我沒有料到他們還有問題，郎本說：我們講好拿４００萬塊錢出來，可是這４００萬塊呢，要打一個六折，就是１００萬隻能給６０萬。我問：“為什麼要打這樣大的折扣啊？” 郎本說：“我們是為天皇服務，假如你們寫的這個東西是假的，我們就剖腹自殺。我們死了，我們家裡的老小還要吃飯，所以我們要扣下一些錢。” 我說：“你們把我看得這樣小啊，站在我們這邊看，這是國家的事情，國家的事情出賣給你了，４００萬還要扣這麼多。我們是看國家，你們是看天皇。”他們的樣子很尷尬。 七說八說，扣了三折。我說：“就三折，這個錢就給我帶回去吧。”郎本又說來不及準備，這麼多錢，要作三天的準備。我說：“來不及了？那到明天再說吧。” 第二天我又去了，郎本實仁把錢給我了。 戴笠看到這麼多錢，很高興，說：“你真有辦法呀，這樣多的錢我們兩年也用不完，你真能幹。” 後來，郎本他們以為我送去的東西是真的，又找我談，說他們還可以加到８００萬到１０００萬，在日本正金銀行取款。郎本把門關得很緊，說錢多拿一些可以，我們是冒着生命危險啊，搞不好要剖腹自殺。這錢，就一半一半。 我說：“這個事情辦不到。什麼剖腹自殺？你渾水摸魚，應該給的你不給，還搞掉一半。”他們也不作聲。後來，他們給我開了一張４００萬的政金銀行的取款單，說：“恐怕三天之內還取不到款。”我就曉得這個錢他們是搞假了。 我回去跟戴笠商量，說：“這個事情搞得不好，我就活不成了，他們要把我幹掉，我從他們說話的神情中已經發現了。” 戴笠就問我：“那怎麼辦呢？” 我說：“這樣好了，這兩三天我們先發制人，把郎本他們請到上海德租界見面，我們在那裡埋伏几個人，把那幾個傢伙殺掉。” 戴笠說：“你去安排吧。你把他們弄出來，在閣樓上埋伏几個人，找個地方把他們幹掉。” 兩天后的一個晚上，我們埋伏下來。到夜裡兩點鐘還不見他們來人，我就奇怪了，“怎麼還不來呢？” 原來，日本人在金山衛登陸了，上海淪陷了。那天夜裡等到兩點鐘，我們才知道上海失守了。郎本實仁他們得到這個電報，知道上海打下來了，他們還來找我們幹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