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贊(1898—1968)，湖南桃源人，維吾爾族。著名歷史學家。1965年底，他對到訪的《文匯報》記者公開批評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認為姚是“打棍子”、“扣政治帽子”，並指出吳晗“在政治上沒有問題。如果這樣整吳晗，所有正直的知識分子都會寒心”。

毛澤東要給翦伯贊出路，翦伯贊卻自殺了。1968年12月20日。北京大學。

上午8時多，一個50多歲的老工人匆匆忙忙地奔向哲學樓，當時這裡已沒有學生和教師，滿樓是軍人。北京大學兩萬多教職工當時的領導機關──“北京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指揮部”就設在這裡。

老工人上氣不接下氣地爬上三樓，到指揮部辦公室報告說：“翦伯贊死了！”

指揮部總指揮、人民解放軍陸軍某軍政治部副主任大為震驚。因為兩個月前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剛剛發表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而且特別提到“對北京大學的翦伯贊、馮友蘭要給出路”。毛澤東親自樹立的典型沒有了，這個責任該有多大！怎麼向毛澤東交代？而且，總指揮部所在的某軍進京“軍管”，是周恩來親自提的名，對進北大後如何工作，做了具體的指示。周恩來多次在公開場合說相信這個軍。現在出了這麼大的問題，豈不是辜負了周總理的希望？指揮部的軍人們立即會同“工宣隊”──北京第二機床廠的幾名工人奔向翦伯贊的住所。

翦伯贊仍住在燕南園的單家小院裡。他任北大副校長，與毛澤東交往很深。“文革”開始後，除了經常拉出去批鬥審訊外，都被拘禁在自己的家裡。

來到翦伯贊家，進門客廳是隨時監視翦伯贊的那個工人的住所，通往裡間翦伯贊夫婦的住房的門已被砸開。房中有兩張床，只見翦伯贊夫婦各睡一張床，人們揭開被子，只見兩人都整整齊齊地穿着嶄新的衣服、嶄新的鞋子。

“宣傳隊”的指揮們首先找那個睡在客廳的工人。當時“宣傳隊”交給這個工人的任務是，注意翦伯贊夫婦在室內的任何行動，負責給做飯、端飯，他們穿衣、上衛生間等也要在旁守候。這個措施明顯地是不讓翦伯贊自殺。“文化大革命”近3年來，北京大學軍管人員已歷三屆，造反派你上台我下台不知更替了多少批，這些掌權者對翦伯贊有的是要“留活口”好挖材料，有的是要做“落實政策”的榜樣，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不能讓翦伯贊死去！值班工人詳細談了昨天晚上的情況：“昨晚10點多鐘，翦伯贊一如往常準備睡覺。我沒有發現有什麼異常。他還叮囑明早給他買幾根油條，並把錢、糧票給了我。他們睡後我也睡了。到12點多鐘，我聽他們起床了，我正要起床，就聽見翦伯贊對我說：‘天氣冷，就不要麻煩您了，我們自己煮點牛奶喝。’我就沒有起來。我聽到裡面的碗勺的聲音，又聽到了開箱子的聲音。不久我又睡着了。天亮以後，我記起翦伯贊要我買油條的事，我就到海淀的一個鋪子裡去買了回來。這時已經7點多鐘，已早該起床了，我稍等了一下，見裡面還沒有動靜，以為他們還沒醒，就叫了幾聲，見沒有答應，就使勁敲門，還是沒有答應。我感到出事了，就用肩膀把門撞開了，看見他們好像還在睡，用手一摸已經冰涼了。”

人們在現場發現了一個小瓶子，一看裡面還有安眠藥的碎末，是吃安眠藥致死的。哪裡來的能使兩人致死的安眠藥呢？翦伯贊的一切食品，特別是藥物是經過嚴格控制的，是誰給了他這麼多安眠藥呢？為了尋找線索，人們開始對翦伯贊夫婦搜身。很快，在翦伯贊的中山裝的兩個下衣袋裡，各搜出一張二指寬的紙條，展開一看，只見一張上寫着“我實在交代不出什麼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另一張上寫着“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何以有人能越過監控直接找到翦伯贊逼材料？從這兩張紙條上可以看出，有人向翦伯贊要材料，翦伯贊受到了逼迫。這個人是誰呢？要他交代什麼呢？他又是怎樣接觸到翦伯贊的呢？原來，“宣傳隊”指揮部做過明文規定，對翦伯贊的管理權力歸“宣傳隊”指揮部，不論批鬥、審訊等，都要經指揮部批准，外人一律不准接觸翦伯贊。

指揮部立即展開調查。首先找到了歷史系的造反派，發現這裡有一個“翦伯贊專案組”。這個專案組什麼時候成立的、為什麼成立，專案組從來沒有打過報告，指揮部從來也沒有聽說過。

歷史系的這個“翦伯贊專案組”大約兩三個月前就成立了。它的成立，以及它成立以後的主要活動，似乎都是為了接待一個人，使這個人能夠直接與翦伯贊接觸。

“專案組”第一次接待這個人，是1968年10月中旬。這之前，北京大學內風聲越來越緊。陳伯達、康生等人先後在全校大會上說：北京大學“池淺王八多”。到7月份，全校已被關的“反動學術權威”達五百多人，有人還在扯起嗓子喊：“這僅僅是鬥爭的序幕！”對“叛徒”、“黑幫”等的批判實際上不存在理論的批判了，而是“脫胎換骨”的肉體批判。每當夜幕降臨，北大十幾個審訊室就開始“工作”，年輕的工人、軍人、造反派們將提審對象拉進去問不了三兩句就開始打，主要刑具有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細的銅棍，據說這種東西遠比皮鞭打下去紮實，傷其筋骨而又不傷皮膚。打的時候，常常是剝光衣服，不論男女。有一次打一個40歲左右的女教員，打手幾棍打下去，這個女教員居然不叫一聲，這使打手極為惱怒，幾把將她的衣服扯光，劈頭蓋腦地一陣亂棍。

也就是在這個季節，1968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一輛小臥車從中南海開出，靜靜地駛進北大校園。從車上走出一個穿軍衣的人。40左右年齡，中等身材，健壯微胖，派頭十足。

此人名叫巫中。他不像一般外面來辦事的人先到哲學樓找“宣傳隊”指揮部，而是徑直向歷史系走去。這是一個神秘人物，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他是實際上由江青一手控制的“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的副組長。

當時還有一個神秘人物叫遲群。他的頭銜只是八三四一部隊的一個副科長，卻當上了清華大學的革委會主任，而一個軍級幹部卻當不上北京大學的革委會主任。遲群時而穿軍衣，時而穿便衣，穿軍衣就管軍隊的事，穿便衣就管地方上的事。他實際上哪裡都可以管，哪一級也能管。

且說巫中來到歷史系，對“翦伯贊專案組”亮出身份：“我是劉少奇專案組的”，“有緊急情況要調查翦伯贊”。

歷史系這幾名造反派自發組織的“翦伯贊專案組”沒有向指揮部報告，而且從此以後，對巫中的一系列行徑一直沒有向指揮部透露一點風聲。對這個“專案組”來說，也許是一種疏忽。假使沒有這個疏忽，翦伯贊就可能是另一種命運。

這樣分析形勢不是沒有依據。當時全黨、全國大亂，全軍也是大亂，軍內派別林立。各種政治勢力都選擇軍事力量為自己的需要服務。中央對一些重要的地方選派“軍管”時，是有鬥爭的。北京大學在1968年陸軍某軍“軍管”之前，已有過兩屆軍管，這兩屆“軍管”，按照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當時北京市革委會主任)的意圖，支持北大以聶元梓為首的造反派，在校園內殘酷批鬥陸平、彭�坞叺阮I導幹部和翦伯贊、馮友蘭等學術權威，在全北京以至全國起了極壞的帶頭作用。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總是全力保護幹部和知識分子。1968年春，周恩來親自向毛主席提議，點名要陸軍某軍進京“軍管”北大等單位。周恩來在召見這個軍的領導時，又反覆說：“我相信你們、信任你們”，並具體叮囑“要與聶元梓保持距離，不要坐到她那一邊”。

其實，全國解放後，周恩來沒有再分管軍隊，歷史上也與這個軍沒有過直接關係，為什麼如此信任這個軍？原來，1966年以來，這個軍有兩件事使周恩來特別滿意。一是1966年初邢臺地震時，周恩來在邢臺指揮救災，是這個軍的一個師，卓越地完成了周恩來交付的任務；二是1967年，某市兩派群眾進京談判，當時作為談判中的軍代表的該軍軍長，當着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的面，堅持實事求是，多次與江青爭論，直截了當地對江青說：“你說的不對”，“事實不是這樣”，氣得“女皇”臉色發青而又無可奈何。

這個軍在北大是按照周恩來的要求行事的。他們與聶元梓“保持了距離”，同時對幹部和知識分子做了一些保護，如對翦伯贊、馮友蘭等人明確了管理權限，不准亂批亂鬥，把他們的生活費提到每月100元。這些舉動，使聶元梓、遲群、謝富治等人大為不滿。

巫中受命向翦伯贊要的是劉少奇罪證材料。巫中所以避開校指揮部，始終沒與解放軍駐校人員見面，除了狂妄之外，就是因為觀點上有明顯的距離。

巫中在歷史系“翦伯贊專案組”幾個人的帶領下找到翦伯贊家。

翦伯贊已70高齡，雖然瘦削，但身體尚好，頭腦清醒。半個多世紀精深的學術造詣使他舉世矚目。

巫中一見到翦伯贊就板起臉孔宣布說：“翦伯贊你聽着：劉少奇的罪行，已經查清楚，中央已經做了結論，他是叛徒、內奸、工賊，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還是站在劉少奇一邊，現在就看你的表現了！”

翦伯贊站着，一聲不響地等待下文。

巫中講了劉少奇歷史上一次當“叛徒”的情節，並說翦伯贊是知情人。“你只要證明有這麼回事，簽上字就沒你的事了。”

翦伯贊還是一聲不吭。

巫中說：“好吧！你想想吧。這是給你的一個機會。我等着！”

過了20來分鐘，翦伯贊說：時間太久了，我一下子回憶不起來！巫中立定身子，即喝道：回憶不起來？那不行！必須回憶起來！又沉默了半個小時，巫中說：好，我給你三天時間，這該夠了吧？我三天后再來！說完就走了。

三天中，翦伯贊仔細回憶着一件件往事。翦伯贊與劉少奇，兩個湖南人在長期的社會活動中，有過多次的交往和共事。但是，他怎麼也回憶不起劉少奇哪一次有過叛變行為。

第三天，巫中果真來了。一聽翦伯贊還是“回憶不起來”那句話，頓時暴跳如雷。他指着翦伯贊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條！”吼叫了兩三個小時才憤憤地離去，並留下話：“我還要來的！你不交代清楚我決不放過你！”

真的從這時起近兩個月內，巫中每隔三兩天就來一次。他越來越氣急敗壞，每次審訊三四個小時，越逼越緊。

兩方的態度都非常明確而堅定：翦伯贊絕不說半句假話；巫中依仗強權非撈個口供不可。

翦伯贊說不出違心的話，以死抗爭連續幾天，翦伯贊與夫人相對無言，默默地相對而坐，通宵未眠。

第二天，翦伯贊向管理人員說，他睡眠不好，要點安眠藥。管理人員給了他一晚的用量，而負責守護翦伯贊飲食睡眠的那個工人又沒有監護翦伯贊服下。此後十多天，翦伯贊天天都要安眠藥。

12月18日，翦伯贊拿出筆和紙想寫字。他握住鋼筆在紙上畫了幾下，不出水，擰開一擠又沒水，他嘆口氣道：“筆都不出水了，我也該完了！”

旁邊有人聽見了說：“天天批判你的唯心主義，你還在搞唯心主義！”

見翦伯贊不做聲，旁人又說：“你說了不迷信的，你怎麼又迷信起來了？”

翦伯贊說：“我是不迷信的。不過，到了這個時候，也就信了。”

沒有人對這個話引起警覺。

12月19日晚，天氣極為寒冷。翦伯贊夫婦雙雙服下了積聚起來的安眠藥，過後分析，服藥時間應在深夜12時左右。他們的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朋友……“宣傳隊”指揮部得知翦伯贊自殺，深感事情重大，於是儘快調查上報。12月20日查清了大致情況，當晚一邊整理一邊打印。

21日上午8時，指揮部將“翦伯贊自殺身亡”的簡報派摩托車送往北京市革委會。按規定，北大的文件送市革委會，市革委會再送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再用大號字鉛印送毛澤東和林彪。

就在北大指揮部的摩托剛剛發動的時候，清華大學革委會主任遲群突然來了，他看了看翦伯贊夫婦的遺體，一聲不響地走了。他走了不到一個小時，突然謝富治打來電話，叫走了進京軍管的這個軍負總責的副軍長，謝富治劈頭蓋腦一頓臭罵：“毛主席知道了，批評了，你們把事情搞糟了，是些廢物！”

原來，毛澤東聽到翦伯贊自殺的消息，極為震怒。給翦伯贊“出路”不是出自同鄉情誼，也不是只針對翦伯讚一個人，而是要通過這個典型，給整個知識分子以“出路”。這是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毛澤東把謝富治叫去，狠狠地訓斥了一頓，在場的周恩來也訓斥了謝富治。而負責軍管北京的這個軍也被調往外地。

翦伯贊自殺與毛澤東發出給他出路的指示相隔僅兩個月。這不僅令人震驚，更令人思索：沒有民主政治體制，無論個人有多大權威，也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