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東溝林場之前，林場裡已經有四個人是被從局裡下放到東溝來改造的。這四個人分別性牛，桂，佘，沈。這四個人的家都不在東溝，所以他們和我是大棚里的常住戶。

老牛是湖南人，十八歲高中畢業參加志願軍上了朝鮮戰場。一九五六年他們全團從朝鮮回國後被分配到黑龍江林區。他被分到我們林業局的機械修配廠（負責維修林業局幾十台運木材的汽車和上百台林用拖拉機）。他人老實，能幹，再加上識文斷字，心靈手巧，十年的時間就干到了七級工，成了廠里的技術大拿（全廠只有一個八級工和兩個七級工）。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時，因為家庭出身是地主，他成了清理對象。機修廠是林業局的“戰略要地”，必須嚴防階級敵人的破壞。所以廠里本着政治掛帥的原則，把他下放到東溝林場當伐木工。

我剛到東溝時就被安排同老牛一起做打柈子工。整個冬天，林場辦公室，大棚，拖拉機房（八台拖拉機）的取暖和食堂的鍋灶都靠燒木柈。特別是拖拉機房，那時沒有防凍機油，拖拉機如果凍了，第二天早晨就打不着火。所以有一個專人，整個晚上像填無底洞一樣往拖拉機房外面火坑裡填木柈。這樣，每天大約能燒掉十來棵大樹。一台拖拉機專門負責往回拉大樹，一台油鋸把樹幹截成段，我們兩人用大斧把木段劈成柈子。老牛幹活像頭牛，極其賣力，性子也悶，一天到晚說不上兩句話。我曾試圖讓他講朝鮮戰場的故事，他就是一句話：“那有啥講的。” 一年以後，機修廠里實在缺少技術工人，經常完不成任務，這才把老牛請了回去。

老桂原來是局裡宣傳科的幹事，是局裡最有名的筆桿子，專門給局領導寫講話稿。可惜他家庭出身是地主，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也被清了出來，發配到東溝林場當伐木工人。他的工種是打枝工，一般的時候跟着工隊上山，拿一把大斧打枝丫。老桂有一手絕活，就是寫大字塊。場裡牆上的大標語都是他寫的。碰上場裡開會或者上級來人，場裡就通知他不用上山，留在家裡寫大字塊。後來局領導對新上來的筆桿子不滿意，又把他請了回去。他臨走時把寫大字的毛刷子留給了我，從此寫大字塊的光榮任務就交給了我。

老佘原來是局裡的總調度，曾經是是局裡響噹噹的人物。可惜他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把一個女中學生的肚子搞大了。這種事本應是犯罪，可是當時局裡就是把他發配到東溝林場當工人了事。老佘是個老滑頭，整天油嘴滑舌，不賣力氣幹活。他仗着人脈廣並且認識幾乎所有的運木材的汽車司機，經常溜下山去探家。回來帶些好吃的，就不用到食堂去吃那雷打不動的鹽水凍蘿蔔條湯了。我離開東溝的時候，老佘還照樣在那裡當他的老滑頭。

小沈也就二十出頭，在工隊裡當打枝工。我一開始不知道他的來歷。一天，他跟我借五十塊錢，說他媽得急病需要他陪着去哈爾濱的醫院。 我想難得他一片孝心，就把錢借給他了。事後一個工人告訴我：“小沈原來是機修廠的工人，是因為偷盜才被發配到東溝的，你的錢恐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了。” 我說：“不至於吧， 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呢。” 小沈回來後分兩次把錢還給了我。小沈後來娶了東溝林場的檢尺員小浪丫，並且靠家裡的關係調回到林業局機修廠工作。

至於我，好像沒被算在牛鬼蛇神之列。至少工人們對我比對上面四位好多了。我剛進林場做打柈子工時全靠這些好心的工人們照顧。打柈子的斧頭很大，很重，斧頭是方的，斧刃很鈍。打柈子不是靠劈而是靠“打”。斧子一定要打在一條線上。如果打得準確的話，幾斧子下去，半米粗的樹墩咔嚓一聲就開了。如果打得不准，一百下也可能打不開。但這既要有力氣，又要有技巧。一開始我這兩樣都沒有，把樹墩打成“剁餃子餡”，一天到晚累得渾身酸痛也打不了幾塊柈子。幾乎所有路過我身邊的工人都要接過斧子“教”我一陣。往往他們“教”的比我一天打出來的柈子還多。

後來我上山當打枝工時，工友們也把我當成自己人。打枝工的任務是用一把快斧把放倒了的大樹的枝丫砍掉。這一工種吃全國最高糧食定量（一個月56斤），可見勞動強度之大。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中，站在沒膝的雪地里，大斧一掄，一會兒頭上就冒汗了。打枝的關鍵是斧子要快。七，八厘米粗的樹枝要一斧子砍下來。斧子要斜着砍，樹枝的切口像只馬耳朵，所以叫馬耳茬。打枝工們上山的第一件事是點燃一堆火，休息時大家圍着火堆聊天，天南海北無所不談，當然床上功夫也是主要話題之一。

伐木工們的熱情給了我極大的鼓勵和安慰，使我最初的失望，痛苦，沮喪，孤獨的心情舒展了許多。我也漸漸地融入他們，成為了一個真正的伐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