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中美關係史在有一種說法：1943年11月開羅會議期間，羅斯福曾給隨行的史迪威下令，要他採取必要的手段，將蔣介石消滅掉。這種說法近年來廣泛出現在抗日戰爭題材的紀實文學作品中。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大國之魂》一書對此作了敘述：

　　1944年，昆明。

　　元旦剛過，美軍野戰司令官兼Y軍參謀長多恩准將就在他的密室里領受了一項來自華盛頓的秘密指令。指令內容非常簡明扼要：必須乾淨、利落、不留痕跡地除掉蔣介石。為行文方便，我們姑且把這把項指令稱為“藍鯨行動”。

　　總指揮史迪威將軍親自往昆明密授指令。他沒有解釋指令的細節，只是再三告誡這位心腹助手：“藍鯨行動”事關重大，必須萬無一失。他還隱約提到，美國總統希望看到中國“出現一位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和合作態度的新的政治領袖”。

　　當年3月，蔣介石擬應邀訪問印度，並前往蘭姆伽視察中國駐印軍。“藍鯨行動”抓住這一天賜良機準備就緒。按照計劃，一切都將在委員長夫婦旅行中發生，順理成章，不露破綻。首先，當蔣委員長的座機飛越兩萬英尺的喜馬拉雅山脈的時候，飛機發動機突然發生故障，這時機上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棄機跳傘。為保證計劃萬無一失，機艙內所有乘客的降落傘都將失靈。這樣在3月里的某一天，世界各國的報紙都將在頭版登出這一重大不幸的空難事故消息。

　　史迪威將行動方案報呈白宮，卻遲遲未獲批准。

　　黃河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煙雨金陵》一書也作了更為繪聲繪色的描述：

　　在開羅，羅斯福心平氣和地送走了他們夫婦（指蔣介石夫婦），又召見了史迪威，吐出一句震驚的話：“你如果感到無法與蔣共處，又無法撤換掉他，那就把他幹掉！我希望看到中國出現一位具有民主精神和與我們親密合作的政治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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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迪威感到這是一件棘手的事，他所以不滿意蔣介石，是蔣的專橫獨斷，和他的妻黨的貪污腐化，但要置蔣於死地，他還沒有想到。可是總統作出了決定，他又無法拒絕。他找來了隨他而來的機要參謀多恩，告訴了他這件事。

　　“幹掉蔣介石？”多恩不敢相信這種決定。史迪威解釋道：“總統現在首先要我們擬定計劃，這計劃要經總統批准後才能執行，而且要萬無一失，不能讓中國人知道是我們殺了蔣介石，現在正處在與軸心國作戰的關鍵時刻，一旦泄露出去，其嚴重後果可想而知。”

　　這些描述並非作者憑空杜撰，而是根據一本美國人撰寫的有關中美關係史的專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編寫出來的。該書1982年由商務印書館在中國出版了中文本。書中寫道：

　　史迪威回到中國後，到昆明的Y司令部去看多恩，交代了一道絕密的口頭命令，據他說這是來自羅斯福的。命令是要制訂暗殺蔣介石的計劃。據史迪威說，總統已經對蔣介石屢發脾氣的情況膩煩透頂了，而且他確定是這樣說的。事實上，他以他那種慣常的高傲語氣告訴我，“你如果無法與蔣相處，又不能把他撤換，那就一勞永逸地把他幹掉算了。你明白我指的是什麼，選派一個言聽計從的人去執行吧。”

　　多恩認真負責地設計了一個破壞蔣的飛機的計劃，當蔣飛越喜馬拉雅山去視察駐在印度的中國軍隊時下手，在乘客被迫跳傘時，委員長和蔣夫人所得到的將是失靈的降落傘。按照多恩的說法，總統一直沒有最後授權史迪威去實行這項暗殺。

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應該中美關係史上的重大事件。但筆者翻閱了部分中國學者撰寫的中美關係史、抗日戰爭史的專著，這些書並未提到此事。是中國學者的疏忽，還是歷史上並無此事，筆者更傾向於後者。

　　首先，中美兩國有着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共同戰略利益。在戰略同盟關係的歷史大背景下，美國總統無論如何不會產生暗算另一個同盟國領袖的動機。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兩國結成了戰略同盟關係。美國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從物力、財力、人力上給予了大量的授助。中國的抗日戰爭牽制了日本51個師團中的35個師團，占陸軍69％以上的兵力。大量事實說明，中國戰場在對日陸軍作戰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中國的抗日戰爭大大緩解了美國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壓力。可以說在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問題上，中國離不開美國，美國也離不開中國。

　　羅斯福總統曾對兒子埃利奧特說：如果中國屈服了，“你認為日本可以提供多少部隊，這些部隊會用來幹什麼？他們會占領澳大利亞，奪取印度———印度像熟透的李子。他們將直搗中東。那將是日本和德國的大規模鉗形攻勢，在近東會師，徹底切斷俄國與外界的聯繫，孤立埃及，嚴重攪亂通過地中海的所有航道”。為了穩固中國的抗日態勢，牽制日本軍力於中國戰場，1941年12月31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首先倡議成立中國戰區最高司令部，由蔣介石任總司令。蔣介石表示同意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職務。

　　1942年1月5日，蔣介石正式在重慶宣布就任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職務。同盟國中國戰區統帥部的成立，是中國人民長期對日抗戰，流血犧牲、不屈不撓，艱苦奮鬥的結果，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陣線統一遠東地區對敵力量、協同作戰的具體體現與重要標誌。蔣介石作為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感到自豪，也想作出自己實實在在的貢獻。是月底，蔣介石在日記中對此記敘道：“二十六國共同宣言發表後，中美英蘇四國被稱為四強；再自我允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後，越南、泰國亦劃入本區內，國家之聲譽及地位，實為有史以來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虛名之害，能不戒懼乎哉。”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有效地指揮着中國的軍隊，他的統帥地位是無人可以替代的。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羅斯福這樣的大戰略家，決不會為中美之間局部的矛盾和衝突，作出暗害蔣介石這樣有損於整個抗日戰爭戰略全局的決定。

　　其次，美國不遺餘力地樹立蔣介石大國領袖的形象，很難設想在蔣介石政治生涯的巔峰時期會遭到美國總統的暗算。

中國是弱國，美國是強國。毫無疑問，在中美關係問題上，美國處於主導地位。抗日戰爭時期，美國對華政策有兩個主要目標，第一是有效地共同進行戰爭；第二是為了促進中國的強大，以保證戰後東方的穩定與繁榮。

　　中國英勇的抗日戰爭贏得了世人的尊重，使中國的國際地位自然提升。中國參加簽署盟國戰時三大宣言———1942年1月1日《聯合國宣言》、1943年10月30日《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1943年12月1日《開羅宣言》，更是清晰地描繪出戰時中國國際地位上升的一條軌跡。

　　1942年至1943年間宋美齡訪美受到美國朝野的熱烈歡迎。蔣介石夫婦的照片刊登在美國頗具影響力的《時代》雜誌封面上，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的強大是符合美國的長遠戰略利益的。1941年12月，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說，中國是戰後世界和平警察國之一，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區享有更大的發言權。在羅斯福謀求世界領導地位的構想中，一個穩定的、對美國友好的中國是不可缺少的。它將作為美國的盟國，在戰後對付太平洋地區的其他大國。

羅斯福認為充當戰後中國領袖的人物只能是蔣介石。羅斯福在1943年3月給馬歇爾的一封長信中說，我們大家必須記得，委員長是在走過艱難的道路才成為四億人民無可爭議的領袖的。他認為蔣介石不僅是戰時中國的領袖，而且也是能“在戰後把中國人民團結在一起的唯一領袖”。為樹立蔣介石大國領袖的形象，美國的確做了許多工作。蔣介石作為中國的領袖曾取得了與美英首腦同桌議事的資格。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中、美、英三國首腦參加的開羅會議，是由羅斯福倡議召開的。會上，羅斯福與蔣介石就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領土、日本對華賠償、對日軍事占領等十大問題交換了看法。會議期間，羅斯福對蔣介石優禮有加。他經常把丘吉爾撇在一邊，去同蔣介石談話，使蔣確定感受到美國為提高他所領導的政府的地位所起的作用。開羅會議留下了一張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從照片上看，蔣介石坐在左邊，挨着他的是羅斯福，然後是丘吉爾，最後是宋美齡。這幅照片的象徵意義在於羅斯福、丘吉爾給予了蔣介石至高的榮耀，也是蔣介石政治生涯中最輝煌的時刻。11月26日，在蔣介石從開羅啟程回國時，宋美齡又以蔣介石的名義給羅斯福總統留下了一封信，其中說：“委員長要我告訴您，他對您為中國所做的正做的一切是多麼感激。今日下午他向您告別時簡直找不到言詞表達他的感情和心情，無法充分感謝您的友情……他希望您能把他當做一個可以信賴的朋友。”這封信有些肉麻，但至少可以說明，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和蔣介石代表着自己的國家在一起工作是不同尋常的，而且在會議上他們之間也建立起了私人的友誼。

　　按《美國十字軍在中國》一書的說法，正是在開羅會議期間，羅斯福向作為美國代表團成員的史迪威下達了暗殺蔣介石的指令。這樣的指令不僅不符合美國對中國、對蔣介石的一貫立場，不符合羅斯福在開羅會議期間的行為。而且，在對一個盟國領袖推崇備至的同時，又在策劃對他的暗殺行動，這在美國外交史上是沒有先例的，也是令人不可思議的。

　　第三，中美之間在各種問題上的矛盾與衝突，只是局部的矛盾與衝突，從肉體上消滅蔣介石只會使問題更加複雜化。

　　抗日戰爭時期的中美關係並非時時都晴空萬里，有時也有烏雲和風雨。中美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最集中地體現在蔣介石和史迪威的關繫上。中美戰時同盟建立後，蔣介石請求羅斯福派一位高級將領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羅斯福表示同意。史迪威被任命為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參謀長、租借法案監督。史迪威來華標誌着中美合作進入了新的階段。但這種合作卻因蔣史矛盾的產生、演變，充滿着艱辛和曲折。

史迪威的到來，曾一度燃起了蔣介石的熱望。但不久雙方都發現他們之間視同水火，格格不入，史蔣矛盾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展開：“租借物資”的控制權問題；“改革中國軍隊，提高對日作戰能力”的問題；對待共產黨的問題。面對史蔣在這幾大問題上的衝突，羅斯福也經常流露出對蔣介石的不滿。“租借物資”控制權，是美國政府授予史迪威保證赴華使命取得成效的唯一重要手段。當蔣介石為奪取“租借物資”控制權與史迪威發生衝突時，羅斯福明確告訴蔣介石“讓史迪威完全受命於你是行不通的，不管誰接替史迪威，都將握有同樣的權力”。羅斯福對能利用中共的力量抵抗日本很感興趣，也想將美國兩黨政治模式移植到中國。開羅會議期間，羅斯福向蔣介石明確表示了他對中國局勢的擔憂，並提出了在中國實行國共兩黨合作建立聯合政府，共同抗日的構想。他還對一同參加會議的兒子說：“我對蔣的政府的性質表示不滿，我告訴他這種政府決不能代表現代的民主，我告訴他必須在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與延安方面握手，組織一個聯合政府。”

　　但總的來說，羅斯福認為蔣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是局部矛盾，甚至認為是兩人性格不和，通過調解可以得到緩和。很多時候，羅斯福對蔣介石是遷就的。史蔣衝突爆發後，蔣介石一再要求羅斯福將史迪威調回美國。1942年七八月間羅斯福派了自己的行政助理居里博士訪問重慶。居里同蔣介石進行了十多次會談，對蔣介石做了耐心的解釋工作，勸其與史迪威繼續合作。居里回國後，曾建議調離史迪威，羅斯福本人也傾向召回史迪威，但馬歇爾提出不同意見，史迪威才未被召回。陳納德的出現，使史蔣矛盾更加複雜。中國政府駐美國代表宋子文在美國也大肆活動要求調回史迪威。1943年9月29日，宋子文與羅斯福商談中國戰區範圍問題，再次重申必須撤換史迪威。羅斯福表示理解和同意。作為一名在華生活過十幾年，尤其是肩負重要使命的美國軍人，史迪威覺得命運註定要把他和中國聯繫在一起，為了避免被免職，更出於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史迪威壓着心頭的怒火，於10月17日當面向蔣介石表示願與之握手言和。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最後允史迪威悔改留任，重加信用。”1944年10月，，羅斯福仍然將史迪威召回。

　　簡單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史迪威和蔣介石的衝突並非中美兩國關係的致命傷。羅斯福消彌他們之間的衝突，從根本上來說也是為維護中美戰略同盟的大局。為維護這種大局，羅斯福寧願作出一些讓步，比如壓制甚至撤換史迪威。僅僅因為一個美國將軍與蔣介石的衝突，就要將蔣介石置於死地，這不符合羅斯福在史蔣衝突問題上的一貫立場。有蔣介石在，羅斯福對中美關係是可以預測和把握的，失去蔣介石，中美關係的變數難以預料。羅斯福作為一個頭腦清醒的政治家，決不會去做暗殺蔣介石這樣的蠢事。

　　從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來看，既然不存在羅斯福策劃暗殺蔣介石一事，《美國十字軍在中國》一書對此事的敘述從何而來。根據書中的注釋，可以看出，作者的依據是多恩將軍的回憶錄。在發現其他檔案材料能證明此事存在之前，我們認為，多恩作為一名級別較低的美國軍人，此舉只是為了製造轟動效應，增加回憶錄的賣點而已。筆者也希望中國學者能對此作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香港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