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見的一位日本孤兒

萬湖小舟

記得少年時期一天放學回家看見家裡坐着一位陌生人(文中簡稱他為A先生)在和我父親談着什麼。少年時代我特別喜歡聽大人之間的談話，覺得很長知識。所以和陌生人問過好後，我就遠遠的坐在一邊，聽他們講話。

陌生人時而低聲細語，時而慷慨激昂。有時說到日本公使，一會兒又談到日本報紙。總之我覺得我不明白他在講什麼。突然他開始和我父親講起了日語。我父親多數時候笑而不語，偶爾也用日語回復他兩句。

這是什麼人?  什麼內容需要保密，為了不讓我知道要講日語?  當時社會上，學校里滿滿都是階級鬥爭。我心裡有些困惑和害怕。這人會不會是特務? 怎麼來接近我父親? 越想越怕，等母親回來要趕緊對母親講，不能讓父親上當受騙。

接下來他們到底談什麼，我都聽不進去了。對這位陌生人抱有高度的警惕。

等這位陌生人走了後，我迫不及待地問父親，這是什麼人? 不會是特務吧? 父親聽我問完話笑着說，不是，他是日本人，是位遺華日僑，日本孤兒。

日本政府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為了長期的侵略和占領中國，在二戰期間鼓勵日本國民前往滿洲、內蒙古、華北等地區移民，所謂“滿蒙開拓團”。那時日本移民的數量在中國超過150萬人。

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強制性遣返日本僑民。新中國成立時日本僑民在中國的數量還剩有幾萬人，其中大約4000人是在戰爭中失去了雙親被中國養父母收養的孤兒。此後幾年新中國通過中日紅十字協會等民間組織繼續組織遣返剩餘日僑。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仍然有人數不足一萬的日本人在中國居住和生活。那些日本孤兒也跟隨着新中國成長，長大，就業和成家生子，被視為了中國人。

父親告訴我這位日本孤兒A先生是來請父親為他寫份申訴材料。中日邦交正常化後，進一步促成了包括日本孤兒在內的日本在華遺留者返回日本。可是這位孤兒的返日過程卻頗有些周折。

A先生告訴父親，按當時日本政府規定日本孤兒要返回日本，首先要證明其日僑身份。要日本孤兒提供在日本親屬的信息，得到日本親屬的認可和擔保後才能申請返回日本。可是A先生的父母早就在戰火中故去，他雖然知道父母的姓名，以及個別在日本親屬的姓名，但他和這些親屬從來沒有聯繫過，不知道這些親屬在日本的聯繫地址，也不知道當時這些親屬是否還健在。所以他的日本人身份的認可環節有些麻煩。他找到了日本大使館，使館給他出主意，讓他在日本的報紙上刊登廣告。把親屬的姓名，自己父母的姓名以及自己的情況在報紙上登出來，看看有沒有日本的親屬能來認領他。

登報三個月過去了，沒有任何人來認領他。日本一位駐華公使約他見面了解情況。那天他和我父親講日語，就是在複述公使和他見面時兩人的對話和談話內容。

日本人身份認證不能馬上確定，辦這些事還需要請假，去有關單位也需要單位介紹信，所在單位要重新安排他的工作等等。那時左的路線還盛行，單位聽說他要申請返回日本並不很配合，常和他為難。還給他說作為一名新中國的公民比去當日本軍國主義的國民要光榮的多。聽父親介紹A先生57年還被該單位劃為右派，一直不得志。所以不管單位怎麼給他做工作，他回日本的決心已定。當然是舉家返回，帶上中國的妻子和孩子們。

為此他想讓我父親為他寫申訴材料讓有關方面和他的單位談談解除對他的關，卡，壓。

A先生以後的結局如何，我沒有跟進，但我相信他一定成功了。聽了他的故事，我開始關注日本孤兒返回日本後的情況。

曾經有報紙報導說由於這些日本孤兒在中國長大，語言，價值觀和生活習慣等都和日本社會格格不入。特別是語言能力使得他們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和日本親屬之間多有隔閡和嚼齒。不少返回日本的遺華日僑在日本不得不接受日本政府的貧困救濟和補貼，生活在日本社會底層。

也有一些日本孤兒返回日本後通過拼搏站穩了腳跟，他們沒有忘記中國的養父母，也常返回中國來看望他們，並在中日之間做友好使者，傳為佳話。

我想如果A先生還健在也在耄耋之年了。他見證了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痛苦，自己也深受其害。希望A先生的故事不再重演，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