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馬本來不兩立，正邪何以相混淆

---關於儒家、馬家和自由主義

余東海

反極權是儒家群體當務之急和重大責任。能言距馬列者，聖人之徒也。

----東海曰

一

發生於近代中國六次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都被稱為救亡圖存運動。它們分別是洪楊造反、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共產運動。儒眼相看，六次運動中，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堪稱救亡圖存。

辛亥革命的品質，既遠遜于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又頗高於洪楊、五四和共產，稱革命不及格，稱造反又過貶，姑且置而不論。

洪楊、五四和共產三次運動，都是反儒反華反人道的招亡運動。最後一次運動徹底滅了中華，亡了天下，至今未能恢復。而今認識到洪楊和共產之惡者越來越多，認識到五四之邪者依然不多。五四派有三不明：

一不明仁義道德之真相，誤把利人救人的好東西當成了害人吃人的壞東西；二不明禮樂制度之真相，不知禮制的精神萬古不易，禮制的形式則因時而異，可以根據時代需要而改良或新建；三，不明中國歷史之真相，於歷史只見陰暗面，不見光明面，不了解中華文明的早熟、持久和優秀。

五四以後，歷代暴君亂臣、邪徒賊子、反派人物無不翻身得解放，秦皇隋煬之類暴君，商鞅李斯之類邪臣，洪秀全張獻忠之類魔頭，統統正派化英雄化。歷代最壞的東西、最大的災星都上升起來了，成了人們歌頌、崇拜和學習的對象，欲不正邪顛倒天翻地覆，不可能也。故吾嘗言，有五四必有四九，有四九必有文革，思想政治，文化制度，因果昭彰。

“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張申府在所謂的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的一個著名口號，比極端反儒派溫和多了，為一些對儒家尚存溫情的蒙啟派所讚賞。他們自以為，新文化運動名義上打孔家店，實則是為了救孔夫子。殊不知，需要拯救的不是孔夫子，恰恰是他們自己。對此，在野廳友一針見血地指出：

“不惟“打倒孔家店”是錯，其實“救出孔夫子”也是錯。欲“救出孔夫子”，便會偏離孔孟之道(同則偏離先王之道)，潛意識便會以為可以比孔孟更優秀更傑出做得更好，走向事功主義，乃至可能走向極權主義。雖錯有大小，其皆“為人”之路而非“為己”之路，則一也。”

吾嘗指出，五四謬種、螞遺孽乃是現中國心腹之患。謬種、遺孽云云是學舌五四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稱桐城派為“桐城謬種，選妖遺孽”。其實桐城派是清代文壇上最大的古文派，名家輩出，包括梅曾亮、管同、曾國藩、張裕釗、林紓、方東樹、戴鈞衡、劉開、姚瑩等。五四派才是謬種，馬列更是孽障。

二

近代社會運動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共產主義運動，其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馬文化即馬學，與儒學（儒文化）正邪有別，所導出來的道德形態、政治形態、制度形態無不存在正邪之別。

徐光先生是自由派，但能夠明辨馬學與儒學的不同，強調黨文化是從西方德國和俄羅斯一路傳染過來的，跟傳統文化沒有任何關係，明白人也。他明確指出：

“中華民族是一個酷愛自由的民族，也是一個開放的民族，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拒絕外來先進文化，佛教融入我們的傳統文化就是最好的證明！當今中國大陸的社會，阻擋中華民族擁抱普世價值的不是我們的傳統文化。我們的傳統文化，其實從1919年開始，特別1949年以後，在一波又一波的反封建運動中，被清洗乾淨了，阻擋我們擁抱普世價值的是同樣來自於西方的黨文化！”

傳火星男孩說：“地球上最大的危險是拜物主義。”然哉然哉，現代極權主義可分為納粹、馬列和宗教三種模式，拜物主義是馬家極權主義的哲學依據。馬家極權主義的危險性危害性是三種極權中最大的。

馬家信仰有左右和真偽之別。原教旨派即左派側重真信，真誠地相信馬學是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利國利民的好東西；修正派派即右派側重於偽信，知道馬學不是好東西，但為了權力和利益，假裝出信仰的樣子。

兩派都不是好東西，比較而言，右派好於左派。右派虛偽，但人性未泯，願意虛置或修正馬學中最壞的部分；左派“誠於邪”，特別愚昧邪惡，為了“理想”不擇手段，作起惡來理直氣壯，害起人來冠冕堂皇。

儒馬之別是正邪之別。儒家對待馬學最正確的方式是，原則上毫不認同，對其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特色社會主義，皆堅決反對嚴厲批判。第二種方式是儒主馬輔，立儒容馬，立足儒家，容納馬學，這是儒門雜家的方式。

東海採取的是第一種方式。

多年來多次有人建議，求自由、反極權的儒家立場和旗幟，沒必要早早亮明，可以等到儒家成大氣候再說。持類似說法者也有儒生。這種態度，與枉尺直尋和匿怨而友其人同等功利主義，非君子儒所宜也。

兵可以不厭詐，文化不能詐，政治不能詐。儒家何時成大氣候，天也，吾輩盡心盡力可也。閑邪存其誠，修辭立其誠。誠之者，人之道也，儒之道也。這是儒者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的原則，不誠無物，不誠非儒。

東海十幾年前就發出徹底棄馬、全面歸儒的呼籲。遺憾地是，各派對此反對者眾。有自由派名家斥吾：“拋棄氰化鉀，狂吞砒霜”、“捨棄洋毒，獨鍾土貨”雲。這種既反馬又反儒、將儒馬一視同惡的自由派，已知道馬學是洋毒，已比五四派進步高明；仍誤視儒學為砒霜，又與五四派一脈相承。

儒馬不兩立是儒文化的原則，正邪相混淆是雜時代的現實。儒馬並立，孔毛同尊，就是最嚴重的正邪混淆。但從歷史的高度看，這是從馬時代向儒時代大轉型期間不可或缺的一個過程。事實上，目前馬克思依然占據憲位，為九五之尊；孔夫子尚未見龍在田，還沒有與之並立的資格。

儒馬結合的理論和實踐，有其歷史的必要性，是歷史必須也必然有這樣一個跳不過去過程。當年毛氏搞馬法結合，屍山血海；後來鄧君搞馬西（西方文明）結合，腐惡空前，事實證明都不行。歷史不能不得給儒馬結合一個機會。

可以肯定兩點：一、儒馬結合遠優於前兩種結合，也是馬時代轉向儒時代不可或缺的過度；二、儒馬最不可能結合。馬法結合是大惡與大惡結合，同惡相濟；馬西結合是大惡與小善結合，格格不入；儒馬結合是大善與大惡結合，完全不可能。黑暗試圖利用光明，要與光明結合，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禮文廳友言：“現在馬學在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儒家是被利用的角色。到時候假儒遍地走，馬儒行天下，還有真儒說話的餘地嗎？”

東海曰：這個擔心沒有必要，缺乏基本的文化自信。“假儒遍地走，馬儒行天下” 固所願也，不敢望耳，原因有三：

一、在馬時代向儒時代大轉型的過程中，假儒、馬儒各有正面意義和相應貢獻。他們都有一定的儒學修養，比赤裸裸的反儒派和惡狠狠的馬家原教旨好得多；二、利用儒家就得研究和假借儒家，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三、四書五經煌煌燁燁，是最好的照妖鏡。在文化道德上，假儒馬儒相對於真儒，名不正言不順氣不壯，毫無優勢可言。如果阻撓封殺真儒，極易自傷，勢不可久也。

吾十幾年前就多次說過，封儒者最容易被封殺，害儒者最容易被危害，反儒派最容易被反掉。聞者哂笑。其實，這不是卦測，而是根據因果律和歷史規律而作出的一種現實推斷。

或問：“為何許多學儒而且學的還不錯的人紛紛投共？”

東海答：無非內外二因。馬家可分為左中右三條路線，中路最雜，以馬為主，雜混儒佛和中西。在此馬雜時代，雜家最為吃香，馬家學者傾向於儒，儒家學者投靠於馬，就是人之常情。這是外因。

儒家學者投馬的內因又有二，一是智不足，思想糊塗，沒有明辨功夫和擇法眼光，分不清楚儒馬正邪有別；二是德不足，內力有限，抵擋不住權力的威懾或利益的誘惑。根本因都是未能堅持仁本主義立場觀點。注意，雜家雖遠遜於醇儒，但遠優於純馬，儒門雜家又遠優於馬門雜家。既不妨有所批評，也不妨引為同盟。

三

儒家對馬學是堅決反對，對西學則頗有認同。西學，特指自由主義。

一些儒家學者把馬學也當成西學即西方文化，也沒問題，馬學原發於亞西方。但是，不能將馬學與其它西方文化混淆起來。蓋西方文化有其諸子百家，需要區別對待。概乎言之有三大系統：人本主義、神本主義和物本主義。

神本主義資格最老，品質甚低，主導西方千五百年，讓位於人本主義。人本主義品質雖然不如仁本主義，但比較正常，不違人道，主導西方至今。西方諸國之所以迅速發達起來，根源在此。

馬學是物本主義系統，在西方不無影響，但無主導資格。曾經短暫主導俄羅斯和數十個國家，而今所剩無幾，唯以中國為主。中國之所以不國更不中，官民之所以不人又不鬼，根源在此。

注意，自由與自由主義，西方自由派與五四自由派，西方自由右派和自由左派，各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學，雖遜於外王學，亦不乏正義性。自由是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也是儒家的重要精神。儒家內而追求道德自由，外而追求王道自由。故在自由方面，兩家可以取得一定共識。

自由派品德參差不齊，很多思想因人而異，比如對待儒家和孔子的態度，五四自由派和西方自由派就大不相同。自由主義右派和左派，基本品德和思想傾向也大不相同。茲不詳論。

有儒生說自由主義虛偽，純屬外行話。自由主義立足於人本主義哲學，其價值觀具有相當的實在性嚴肅性，都能落到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實處。其法治憲政民主制度，為自由人權和人本思想提供了實實在在的保障。馬幫對自由主義和西方文明極盡反對、否定、抹黑、誣衊之能事，儒生切不可馬雲亦云。

一些自由派對儒家亦誤會深重，喜歡把馬邦的病根栽到儒家身上，可謂指馬為儒。殊不知，四九以後中國一切姓馬，乃是馬邦。馬邦的病，包括思想、道德、教育、社會各個領域之病，根子在馬，與儒無關。如果說與儒家有關，那是負相關，是百年反儒的惡果。

叫你一聲中國不容易。雖然你的名字還是中國，但早已不中不國。你的靈魂丟了，你被邪靈附體了。中國，你本是中道之國，文明之國，禮儀之邦，近悅遠來，天下歸往；卻成了邪道之國，野蠻之國，無禮無儀，近怨遠怒，天下側目！

而今儒家雖然來復，勢微力薄，屈於馬下，作用非常有限，既不足以抵禦馬學居高臨下的衝擊，也不足以消除百年反儒惡潮的影響。魂兮歸來，我的中道我的中國。魂兮魂兮，歸來歸來，我的中國！

質變離不開量變的支持。去馬歸儒作為歷史性的文化政治質變，無論我們怎麼努力，都有一個積漸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權力最大也不可能。吾對於丹、南懷瑾們有所肯定，就是因為他們對民眾和精英各有重大影響，讓很多人轉變了觀念和對傳統文化的厭惡，等於為儒家來復充當了清道夫。

試想，當時若是東海上央視，只怕一下來就被民眾的唾沫淹死了。當年在亞天安門立孔子像立不住，根本因就是社會條件完全不具備。這個積漸的過程，就是思想革新、道德革新的過程，也是正人君子成長的過程。

儒家和自由派或許一時很難相互理論說服，沒關係，未來中國選擇什麼政體，如果訴諸民意，大概率是自由化，儒家馬家都沒戲。不同在於，馬家將永遠沒戲，儒家可以不斷成長，與自由派良性競爭，直到後來居上。還可以劃出三個特區，即儒家特區、自由特區和馬家特區。先實踐一定期限，再付諸全民公決。

2022-3-7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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