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的特征与溯源

文化的内涵，通俗地说，就是想法、看法、说法、做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对社会事务与生产生活中的各种事物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就可以称之为文化，其中包含着文明与智慧、特色与共性。如政治文化、军事文化、食文化、酒文化、印加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等，这些所谓的文化，就是人们对某些特定对象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或某些地域的人们对事物所习惯持有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其中必然闪现着人类文明的光辉，是某些特定人群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共同体现，当然，在文化当中，同时也体现出文明的对立面－－蒙昧－－－也就是不正确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这些都会成为某个文化的特色。

要考察一个文化，考察一个文化的现象与本质，可以从文化的主体---做为生物的人---这一方面来考察。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留在物种血液中的禀性与基因，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基因决定荷尔蒙，荷尔蒙决定禀性，性格决定命运，命运，也就是历史，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温床。考察一个文化，无疑要涉及到它的历史，如同从科学的角度看，考察一个事物，无疑要涉及到一个事物的运动过程，甚至永远是以事物的运动过程为考察的中心。同时，考察人类的文化，史实是一个方面，史料（包括传说）也是一个方面。因为史实与史料（包括传说）－－－也就是人们对事物（这里特指社会事物）运动过程的记载与传播，都可以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某些事物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这些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的沉积，就可以成为一个有特色的文化现象。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吴文化。

一、吴氏先祖事迹对吴地文化形成的影响

首先是考察吴的史实与史料（包括传说）。从史料与传说上看，吴与泰伯这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泰伯之前的吴地，呈现出的景象应该是这样的，在吴地的人群或部落分散于各个鱼米之乡，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偶尔有些小的冲突与联姻，甚至连部落联盟也没有。泰伯来到吴地之后，由于随之带来的较先进的文明所展现出来的奇异色彩，才把这个地域的人群聚集起来，并且越来越大，成为一个有中心的大团体---句吴之国。那么，泰伯的个人史－－－个人履历，对吴地民众尤其是其血缘后裔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的形成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也就是说，对句吴文化与吴氏文化的形成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那么，随泰伯而来的史料与传说是什么呢，或者说，随泰伯而来的史料与传说中的特色是什么呢，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泰伯的先祖（泰伯如此地有出息，必然就有所谓的光宗耀祖－－－他的祖先得到人们的考察）：履神迹而受孕的姜原、先被遗弃而后又表现卓著的后稷、不窋与公刘的投戎行为、古公亶父对接班人的选择等等，这此史料都随着泰伯而带到吴地，并对吴地的文化产生了影响（也就是对吴地民众包括泰伯血缘后裔对事物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产生了影响，也就是说，对这些人待人接物、为人处事的方式，产生了影响，成为这些人的文化特征）。

现在我们可以一一列出这些史料与传说中的特色。

首先是姜嫄履神迹，这件事的特征就是仰慕与模仿　－－－　一个年轻的少女顺着神的脚印（所谓的能引起受孕的巨足）走了走。虽然这宗史料的实质，大家都不言自明，在古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状态下，一个年轻的少女受孕，是件很不奇怪的事，但是一旦这个传说形成了，并流传下来，就会对她的后裔的文化（也就是想法、看法、说法、做法）产生影响，尤其是对那些科学思想并不看重的远古的人们，更是这样。科学思想的特征是实证与质疑，远古的人们也许并不太重视实证与质疑，后辈的只管听长辈的，下等的人只管听从上等的人，不需要实证，也不需要质疑，正因为如此，在这种氛围下，远古的人们的创造性来得艰难与缓慢，想有个创新，是多么地难，要过多少年多少代，才会出现一个创新。这从犹太人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特选民族”这一传说而对犹太人文化与禀性所产生的影响，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总之，深切的仰慕与积极的模仿是这一传说的第一特色。

第二件有特色的事就是“遗弃”。一个婴儿，也就是那个伟大王朝的先祖，刚出生不久就被遗弃，这件事情，以及被遗弃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事情，对其后人的影响（当然包括文化影响），可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小孩，一个人，被遗弃了，失去了生活保障，仍然不哭不闹，不惊不惧，安祥自在，只管自己自由的一呼一吸，等待着死神的照面，接受着生灵的照顾。这种对待噩运的态度，对其后人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包括对不窋与公刘，对泰伯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上述两件事，似乎是个对立的统一体，前者姜嫄履迹，是对先进事物（巨人之足所表现的，姜嫄与巨人相比，在能力方面不是一个层次）的追求，后者“弃”（那个小孩后来被命名为“弃”，也就是后稷，主管农事的官或神）被成年人(他的母亲)遗弃，是被先进事物（那个小孩与成人相比，在能力方面也不是一个层次）的抛弃。一个追求，一个抛弃，一个是对巨无霸的仰摹，一个是被基本生活轨道所排斥，这种强烈的对立面现在被统一在一件事情中，这对其后人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影响，应该是件可以引起震憾的事，这种震憾会烙印在其后人的心灵深处并指导着这些后人的行为。

这一系列的事件，其中的文化元素就是：履行神迹－－建立巨业；被遗弃而安祥－－落入噩境而坦然。后来。后稷的第n代孙不窋的投戎（逃到戎狄之地）与公刘的兴于戎狄，以及后稷的第n+m代孙泰伯的奔吴，这一切基因与文化，都被泰伯带到了古吴故地，影响着古吴的民众，成为吴地文化的源泉。（实际上，后稷的第n代孙、泰伯的第m代祖先--不窋与公刘的投戎落荒，也是抛弃先进的环境，离开文明之处，进入蛮荒之地。不窋与公刘的行为，对泰伯来说，可以说是直接的模仿对象，是对奔吴的泰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的直接影响。尤其公刘后来的伟业，对泰伯更有直接的影响）

实际上，历史的史实，也印证了这样的情况：泰伯的侄子与侄孙子－－－周文王姬旦与周武王姬发所表现出的，正是这样的对立统一体，周文王就如同那个被遗弃的小孩，当他被投入纣王的牢笼中的时候，就如同一个小孩被遗弃于原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面对无法反抗的强敌、无法摆脱噩运，周文王所持的，正是他的先祖“弃”（也就是后稷）被遗弃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安祥自在，料理着自己的一呼一吸，等待着死神的照面，接受着天地之灵气。传说周文王在狱中还创作了《周易》，他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完全置恶劣环境于不顾。周文王的这种处事态度，不能不说与传到他耳中的他的祖先“弃”的传说有关系，也不能不说与他血液中含着后稷的基因有关系，实际上，后稷作为中国农事的神，就象一个农民，除了专心料理农作物生长之外，其它的事也管不了，在古代，农作物的生长，旱涝不保，都是靠天收的，那时人们，能奈天何？能怨天吗？如同后稷在婴儿时期被弃于原野，能对他的母亲怀恨吗？而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所表现出的，正是姜嫄所做的事－－－履神迹、履巨人迹，模仿巨人的行为，按佛教中所说的，就是转轮圣王的所作所为－－－革命、开天辟地、创造一个全新的天地－－－带领他的周部落以排山倒海之势，征服了商部落，开始了周王朝八百年的统治。

这些最早的事迹，成为最深的文化印记，刻在了吴人的血脉中，刻在吴人的文化之中。公刘的投戎与泰伯的奔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创造与建树，但在被命运从文明与富庶推到的蛮荒与贫瘠的噩境之中，都能安然地生存下来，而且是以“一定的组织－－团体”的形式生存下来，具有这种生存能力与生存状态，也不能不说与那个被命名为“弃”的婴儿给他们的示范作用有关---虽然被抛弃，但这不是你的错，尽管坦然地生存下来吧，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就有希望，生存下来就有机会回到文明与富庶之中，生存下来就有机会成就巨大的功勋与善事，生存下来就可以成为创造性的典范与建树。

泰伯的侄子与侄孙子（泰伯三弟季历的儿孙）的这些史实与史料传说，对泰伯的另一批侄子侄孙子的后裔（泰伯的二弟仲雍的儿孙后裔），同样也产生着巨大影响。

公子光（吴王阖闾）面对咄咄逼人的巨大楚国，刚刚登基的吴王夫差面对趾高气扬的新兴越国，对于这些逆境，他们所表现的与周文王对待逆境的态度一样－－－自理自新，等待天时。而形势扭转，一旦发动起来，他们所表现的，与周武王对待庞大的商朝一样，以凄厉的行动，闪电般的完成扭转乾坤的巨大步伐（攻陷郢都与会稽）－－－就象他们的祖先姜嫄－－－履神迹－－－履巨人足－－－有如神助－－－在人们的目不暇接中，完成照亮几千年中国历史的事业。所不同的是，泰伯的这一批侄子侄孙子后裔的事业，如同流星一样，绚丽多彩而迅速消遁，而且消遁得如此地平凡，在一个接着一个低级的致命错误中，一个部落联盟般的王国，在还没成长为一个表里完备的国家之前（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就崩溃了。

吴地真正出现勃勃生机，是从寿梦开始的，寿梦的行为特征如同传说中姜嫄的所行。姜嫄是仰慕巨大足迹而体行，寿梦是仰慕先进的文明而渴求先进文明－－－寿梦仰慕与实践先进的中原地区所崇尚的“礼”，是众目所睹的。他的仰慕甚至到达着迷而偏执的地步－－－执意认为有君子风范的季札应该成为一国之君，从而可以带领国家走向他所崇尚的文明－－“礼乐之邦”，甚至认为让季札作为一个国师或国相的角色掌管国器也嫌不够，必须以一个国王的角色率领国家才合他的心意（实际上，比寿梦早些时候，宋国就己经有事件：哥哥不愿意做国王而做了国相，而由弟弟当国王的事情---宋襄公与他的哥哥目夷的事情）。也许寿梦是模仿当初古公亶父选择季历为国主这一历史事件而作出的决定，这可以说是吴国王室向先进文明学习的过程中所犯下第一个低级错误，而且是致命的低级错误。一方面，强扭的瓜不甜，季札不愿接受国王这一职业，硬让他接受，效果是不会理想的，另一方面。也许，如果吴国的路一直朝寿梦的方向走下去，吴国可能会成为象宋国鲁国那样的以礼仪著称的弱小之邦，最后在历史中不声不响地被吞灭。

季札，似乎是个有洁癖的人，他可能是担心政治的污浊，并且讨厌为污浊的政治而担任洁清工的角色。实际上，他所在的寿梦吴国，并没有什么政治的污浊，他的三个哥哥所表现的，是坦荡而刚脆，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可以说是毫无暇疵。只是当时的春秋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不断地洋溢着污浊的事件，恶性事件一个接一个发生，一个接一个从中原传到了正在努力学习先进文明的吴国贵族耳朵里，这使季札感到意冷，从而产生退意。产生了离开文明与富庶的念头，到了王室相残的血腥事件发生后，他就实践了离开文明与富庶的念头。但是，毕竟，文明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也是不应逃避的。那是神的力量。

在这里，这些历史事件，所打上的文化烙印，就是“礼”。

礼，在实质上，就是“样子”，是形式上的东西，“面子”上的东西，周礼上说，威仪三千、礼仪八百（可见，实际上在周文化中，对威仪的重视程度比对礼仪高好几倍）。礼是一种谦让的“样子”与“形式”，对礼的重视，就是对形式对面子的重视。这种中原文化，经过寿梦与季札的行为，在吴地深入与放大，因为深入与放大，从而成为吴地的文化特色之一，比中原文化更讲究“形式”与“面子”。，更讲究“象征”，更讲究象征性与象征意义－－－比如季子的挂剑，比如吴王阖闾之女的因为与她的父王吃的一条鱼的缘故而自杀身亡，无不是在讲究象征意义。中原人嘲笑楚人是沐猴而冠－－－弥猴戴个帽子，如此模仿先进文明，却不想放弃自己的本性与习惯，实际上吴地人是沐猴学礼－－－为学习文明，可以洗心革面，移风易俗，哪怕在名义上、在行为中，丢弃亲身切实的见解。就象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学礼节学法术。而夫差争霸中所产生的一个成语“如火如荼”，则完全表现出做足了面子的状态，完全是靠面子来办了一件有些面子的事。可谓把面子做到了极致，如同纳粹的宣传行为与形式，纳粹把群体的行动与表象做到了极致，至今还有人欣赏纳粹的军装与军礼，以及纳粹在街头广场操练的帅气场景。另外，宋襄公不重伤不二毛的“仁义之师”在那个时代得到广泛褒扬，对于仰慕先进文明的落后地区来说，其影响不可忽视。

当然，贤士季札也为吴国争足了面子。季札15岁时，他的父亲吴王寿梦去世，吴王寿梦希望年少的季札能够成为一个国王，季札立即表示不从。季札30岁时被他那刚刚即位的二哥余祭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季札33岁时（这时孔子才9岁）到鲁国访问，观摩周乐，在一通“美哉、广哉、泱泱乎、荡荡乎、沨沨乎、熙熙乎”之后，挂剑于徐国，得到中原诸国贤士广泛欣赏，广大中原人士甚至因为吴国有了季札才承认吴国是个国家而不是一群野蛮的乌合之众。季札在50岁时被他的侄子吴王僚（季札三哥余昧的儿子）封于州来（今安徽淮南的凤台县，淮河中段，淮北平原南缘，后来历史上的“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淝水之战”古战场）。季札62岁时，他的侄子王僚被他的另一个侄子公子光刺杀，季札在发表“哀死事生”的言词之后，离开吴国国都，过起隐居的生活。据说其隐居的地点是在江苏镇江丹阳的九里村。季札在越军第二次攻陷姑苏之前的两年去世，享年93岁。他目睹了几代吴王的生生死死，目睹了王僚庆忌父子的被刺、伍子胥的如愿、阖闾的破楚、夫差的反击、勾践的被俘与被释、艾陵的血腥、渑池的争霸、甚至还目睹了越王的阴谋孽迹，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打动他，都不能使他走出隐居的茅屋，让他挑起国家的重担。做为王公贵族的季子，他的事迹对当时的吴国民众精神影响，也是深远的，季子隐居之后，吴国国势蒸蒸日上、吴国地盘不断扩大，同时由于吴国崛起迅猛，不可避免地造成积怨过深，但这些怨气，是不会落到早早离开吴国统治层的贤士季札的身上。季札淡雅而博学的风格，也受到后人（包括孔子）尤其是统治阶层的高度赞赏，所以吴氏后人常把季子做为他们的先祖。

季札的三个哥哥轻死任侠（为成就他人而冒死拼命）的行为，吴国的这些国王们对生与死的态度，同样影响着吴地热血人士的精神，如伍子胥在河边遇到的吴国烈女，如吴地的一些人成为刺客的典范，这些刺客又进一步影响着早期吴地的人们，使众多的吴地之人成为敢死的战士，这些人的精神状态的形成，可以说与连续三个吴国国王轻死任侠的举动不无关系。这也可以解释吴国三万精兵五战五捷攻入楚国郢都的事件。在这场战争中，战士的勇猛与敢死，对战争的胜利所起的作用，绝不低于战略战术的作用。在这场战争中，孙武用到他的兵法是一个方面，但孙武的兵法中，激励士气的办法，却少之又少。一个士气不足的争战，靠一纸兵法是撑不起来的。正如巴顿将军所说的，他把百分之八十的精力用在了激励士气上，而用在谋划与诡诈中的力气，实际并不多。世界战争史也说明了这一点，战争到了中后期，重要的是拼国力与实力，包括部队的战斗力与士气，而不是什么奇巧之计，所有的奇巧之计，在战争初期就己经全部用出来了，而奇巧之计，一旦用了出来，人人均知，也就没有优势可言了。

实际上，这种轻侠任死的精神，一直到汉代，还在吴地产生着影响，汉朝将军李陵所带的五千名吴楚剑士，在大漠中遇到数万匈奴铁骑，苦战数日，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战斗意志，直到主帅李陵放弃冒险，这支吴楚剑士所组成的部队才被瓦解。

史料记载吴国接纳包容各国的罪人，这当然是吴王渴求人才的缘故。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罪人，无非是官场上的失败者，还有些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天才，当然也有的是一些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落后分子。吴王用外国的人才，就象现在的企业，往往通过高薪聘请空降CEO来改善企业状况，这也说明本地人才的缺乏，也说明这个地方没有培养人才的土壤与环境，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在文明方面的落后－－－没有较为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环境，动荡不安或死气沉沉的社会无法产生优秀的阶层群体，从而这个地区即使有辉煌成就，仍然非常脆弱，很容易就崩溃了。但是，这个史实对吴地人群的包容精神也有积极的影响，从寿梦开始的学习与接纳先进文明的精神，一直延续到末代吴王夫差，无论这种包容带来的是福还是祸，这种精神己经成为吴地的一个文化特色。当然，这种接纳的习惯，远不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虽说人才难求，可遇不可求，但没有拿来主义的精神，只有守株待兔的心态，也是不好的。

另外，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的争斗中，所产生的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对吴地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使这个地方的人产生的谨小慎微的心理。吴越争霸之后，这个地方刚烈尚武的风气日消，瞻前顾后的习气渐浓，也就是安全意识与全局观念渐浓，愿意打拼的人少了，安分守成偏安一隅做顺民的多了，这也成为吴地文化的一个特色。

随着吴国的消亡，春秋时期的兵器制造技术也消失了，其原因可能是原料告罄，而且找矿技术落后，再也找不到新的矿区，也可能是工匠逃走，原有的工匠，因为受到吴王的厚禄，在吴国亡国后，有足够的财富维持生活，不必接收越王征召，或者耻于接收越王的征召，躲藏不出，最后技艺失传。战争对技术文明有促进作用，也用破坏作用。

另外，春秋之后，吴地工艺品的精湛，也说明了这个地方有才气有耐心的人，见到伴君如伴虎，忠臣惨遭噩运的事一再上演，从而不愿从政，从而他们把才气与力量全部用到手工艺上去---这种消耗材料不多，却可以付出极大心血的玩意儿，这完全出于自己的爱好，为艺术而努力，大王的征求倒是其次，王公贵族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想象不出什么是最好的，只知道挑选最好的。所以他们不会下命令下指标，指定工匠们做出某种工艺品，只是工匠们的自由地精益求精，得出精良的工艺品，然后被贵族们拿走。这也是战争与政治阴谋对政治文明与技术文明的负作用的一个表现。这种风气可以说一直对吴地民众的影响是深远的，对纤细精致的偏好，也是吴地文化的一个特色，同样也是当地的历史事件对当地的文化所产生的直接影响。

另外，在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国都被攻陷而能存活的例子，除了吴王阖闾攻陷楚国国都而楚国能存活，吴王夫差攻陷越国国都而越国能存活之外，是不多见的。而作为攻陷了两个国家国都的吴国，其国都姑苏，这个由楚国人伍子胥设计的都城，曾被三次攻陷（第一次是吴王阖闾攻入楚国郢都之时，第二次是吴王夫差在渑池与晋争霸之时，第三次是吴国亡国之时），似乎姑苏作为国都不是个好地方，如同人们所说的，南京作为国都不是个好地方，中国历史上以南京作国都的政权都是国祚短促的。这种频繁的波折，对于这个地方的人的文化的形成，也有深刻的影响---愚忠不会成为他们自由精神的羁绊。

据历史记载，实际上越王勾践的阴谋，只用了十年，到他第二次攻破吴都之时为止，这个时期，说夫差胸怀坦荡，中了小人之计，吃亏有因，但这之后，局势己经明朗，越王勾践无阴谋可用，所用的只能是阳谋。而这之后有九年的时间给了夫差，夫差不能象当初为父报仇那样励志奋发，励精图治，重振旗鼓，这只能责怪他自己，丝毫责怪不了勾践。这九年当中，他与勾践的争斗，全是硬碰硬的实力之争，夫差养不出实力、激不出士气，只能归咎于他自己，他或是沉醉于霸王的名号中，或是对争权夺利指点江山己心灰意懒，或是由于吴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落后，难以育养出有着稳定后劲的国家力量，或者是任用的佞臣如伯嚭这样的人，不象伍子胥那样推荐人才，真正的人才得不到推荐与任用，而是受到排挤，吴国的才俊与吴王被佞臣所隔绝，吴国政治丧失了新陈代谢的能力，而靠夫差一个人的力量，无济于事，总之归于懊丧，这确实是亡国之征了。

二、吴地周边地区对吴地文化的影响

说到吴国周边地区对吴地文化的影响，首当其中的是当然是当时的中原文明对吴地文明的影响。这个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礼乐文章和各种学术主张，一方面是各国争霸的事实。

在吴王寿梦即位之前的58年，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姜小白（后人称之：提兵十万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在当了四十三年霸主之后，饿死在宫中。姜小白死后的第6年，勉强进入霸主地位的宋襄公兹莆带领他的仁义之师在与楚作战时，中箭而死。宋襄公死后的第二年，流亡了十九的晋公子重耳成为晋文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二个名符其实的霸主。晋文公重耳去世后的第八年，重耳的丈老头子---勉强混迹于“春秋五霸”之列的秦穆公嬴任好也死去，秦穆公死后的第七年，楚成王熊侣即位，成为春秋时期第三个名符其实的霸主，在位二十三年，在吴王寿梦即位之前的六年死去。

楚成王熊侣去世之后85年，楚成王熊侣的国都“郢”被吴王寿梦的长孙吴王阖闾攻破（在楚国人伍子胥鼓噪下，在齐国人孙武---那个“提兵三万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孙子”的努力下），阖闾也成为霸主，吴王寿梦八十年前的梦想，终于在阖闾的身上实现了。阖闾在位21年，当了11年的霸主后，也就是攻入楚国郢都11年之后，却在对刚刚即位的越王勾践的作战中死去，三年后，勾践被阖闾之子夫差活捉，又过三年，勾践费尽心机吃尽苦头之后重获自由，再耍弄了十年阴谋，在夫差勉强称霸之时，攻陷吴国国都姑苏（那不是寿梦的国都梅里，而是阖闾与夫差的国都姑苏），之后夫差与勾践又苦耗十年，勾践第二次攻陷姑苏，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勾践在当了七年霸主后，便和他那个共耍阴谋十三年然后又被他赐剑自杀的大臣文种，在九泉之下会面了。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勾践去世后的131年，越国灭亡（公元前333年）。灭越的楚威王尽获吴越故地，被中原人均视为蛮族的吴楚越三个中国南方国家的统一事业，终于由楚国完成（虽然在155年前，上天给了吴王阖闾一次这样统一南部中国机会，但是，由于楚国人伍子胥的折腾---伍子胥掘墓鞭尸、令阖闾与孙武妻楚王楚相的夫人们，从而大大破坏了吴人与楚人亲善和睦的可能性，还有越王元常的捣乱---趁吴军主力在楚，而攻陷姑苏，导致夫概回兵救国之后，有机会自立为王，从而吴王兄弟分裂，实力大减。总之，毕竟，长江中游的楚国，其文明程度来得更早一些）。 这些发生在吴国故地打打杀杀争霸灭国的故事，一点一点地消磨着吴地人民的热血，直到吴地文化对春秋战国以后的血腥之事懒得提及。

至于越国对吴地文明的影响，只在吴国灭亡之后，而且越国对吴地文明的影响，除了接收当地才俊的产成品(精美的工艺品)之外，并没有什么建树，这从鸿山越国贵族墓葬出土文物中可见一斑。并且，从越王勾践对孔子的态度，也可看出，越国得到江淮之后，与中原在文化上基本处于隔绝半隔绝状态，这当然是由于中原各国与越王之间相互不信任、相互防备、相互轻视而造成的。

史载：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无几，射求贤士，孔子闻之，从弟子奉先生雅琴礼乐奏于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屈卢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为阵关下。孔子有顷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献之大王。”越王喟然叹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说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辞而去。

勾践乃使使号令齐、楚、秦、晋皆辅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勾践乃选吴越将士西渡河以攻秦。军士苦之，会秦怖惧，逆自引咎，越乃还军。军人悦乐，遂作‘河梁之诗’。曰：“渡河梁兮渡河梁，举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诚难当。阵兵未济秦师降，诸侯怖惧皆恐惶。声传海内威远邦，称霸穆桓齐楚庄，天下安宁寿考长。悲去归兮何无梁。”自越灭吴，中国皆畏之。

从越王割地疏财，兵加秦国，所谓越兵横行于江淮，再加上列国对于越国在吴越相争中所用的伤人诡计而天然地对越国所持的戒心，使得越国与中原其它国家的文明交流很少。阻碍着文明的发展，越国与其它国家可以说是在本质上，比如在经济上，文化上，是处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文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越国对江淮统治的一百多年，乏善可陈，史迹苍白，史载越王得江淮而不能正江淮。

在楚国得江淮之后，春申君占江东，但楚国此时也是国力不盛，除了春申君在吴都大兴土木，楚文化对吴地的影响，也是很少。对于吴地人民，无非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不同的大王把年年产出的精品拿走了事。

越国与楚国的文化并没有深入到吴地，后来在东晋与北宋时期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士大夫们，其文化对吴地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吴地的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中原的人们所带来的，可能是一些建筑风格、一些小的工艺品、服装型式的讲究，等等，对于吴地人们的精神文明形式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比如中原地区与楚国地区好的卫生习惯，一直没能彻底影响到吴越之地的人们。

吴地地平水缓，不同于多山地区的山多水活，吴地的河流虽多，流速不快，所以很多地带死水遍地，从而产生的腐水也比较多，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了这个地方的人形成不太讲卫生的习惯---整个大环境都是腐气飘荡，再讲什么个人卫生，纯属白忙活。所以在这个地方，尤其是在乡间，不讲卫生的习惯在古代较普遍，而且一直影响到现在，在现在吴越乡村，还能看到这些陋习。这是地理原因造就的文化现象，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据说在欧洲的乌克兰（也是平原地带），也有同样不讲卫生的情况。奇怪的是，乌克兰人也喜欢甜食，这也与吴越之地的人相似，这其中有什么必然联系，目前不得而知。或许，吴地人们在这个不太卫生的环境中生活着也很坦然，也与吴氏先祖“后稷”在婴儿时期那种遇噩境而安然的禀性有关。

三、吴氏先祖事迹对吴氏后裔精神面貌的影响

吴国亡国三十多年之后，吴起出生，也就是那个“提兵七万而天下莫挡”的吴起。按年龄计算，吴起的爷爷，应该有着幸福的童年，那是在吴王夫差统治时期，国内政治靡烂，是王公贵族的天堂。亡国后（或许在亡国之前，吴起的太爷爷见到吴国政乱，出现亡国迹象之后），作为吴国的贵族，吴起的爷爷或许是跟随着吴起的太爷爷，带着王室贵族的大笔财富，或是带着王室贵族的智慧，逃亡在外，在卫国（商朝遗民的聚集地）长住下来。他们选择卫国做为居住地，可能是因为商朝遗民对泰伯仲雍后裔的好感，或者是没有恶感。毕竟周室成员之中，只有泰伯仲雍没有参与对商朝的征伐，没有旧仇，同时，卫国在周王朝统治下的几百年，卫国的商朝遗民也渐渐形成了不必为复国复仇而劳作的民风民气。吴起在此所受的感染，就是不记旧仇的文化氛围。而且，吴起后来在楚国为相，楚国人对于吴起祖先在约一百二十年前攻入郢都之事也不在意。吴楚两国王室，本来就没有深怨，吴楚之战，只有楚国王族自我反省的份。

当然，这种不记旧仇的前提，是以前的仇家在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在精神方面与实际行动中不再妨碍被迫害者当前的成长，那么过去的事情就真的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理会过去的仇恨，包括亡国破家的仇恨，只管专心建设自己的宏图，尽情生长于天地之间就是了。活得更好，才是对施害者最大的示威。

吴起在鲁国驱逐大齐，在魏国西抗强秦，在楚国权倾一时，所建战功，饮马黄河，南达苍梧，但吴起并没有对处在江淮的越国发兵动武。可见，在吴起的心目中，己没有为家室复仇的念头，只有为家室争光的心态。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心态。也许是为了特意彰显这种心态，从而在吴起兵强力大之时，并没有对只有空架子的越国动手。

吴起的自保与复仇，也从不延续给自己的后人，史书记载吴起有个儿子在魏国，还得到魏国国君的善待，他被楚国贵族杀死之后，用他的智慧，他可以依仗法律与人情，死后报仇，千古无人能比，（吴起躲在楚王尸体后，抵抗楚国贵族，楚国贵族射杀吴起时也射中楚王身体，从而被新的楚王诛杀，被诛杀者，有七十余家，这件事，用不了吴起的儿子来劳神了。

吴起对吴氏文化的示范，可以说，就是不再记旧仇，只为家族争光而努力。吴起的行为，一洗吴王阖闾给吴氏人物形成的复仇形象。或许，吴王阖闾希望夫差为他复仇，无非是激励“懦而有妇人之仁”的夫差的一个手段而己，并非在心底里藏有对勾践的强烈仇恨与怨气，这与勾践的复仇心理大不相同。而夫差禀承父意，励志复仇，也是以孝为先而己，也不是真的在心底里藏有对勾践的强烈仇恨与怨气。这从其后的一件事可以看得出来：在姑苏第二次被攻陷之时，越王勾践杀夫差的太子，却没见夫差为此而励志复仇，兴师讨伐。可见吴氏先祖的血脉中，是流敞着“后稷”在婴儿时期那种遇噩境而安详的基因---遭遇不幸而没有怨恨之情，这种基因也在吴起身上彰显出来。

另外，说句题外话，在吴起去世的第二年，孙膑出世了。没人知道孙膑是不是吴起的转世，但是据传孙膑与孙坚都是孙武的后裔。孙坚孙策孙权在三国时期兼有原吴楚越这三个古国的领地，算是实现了寿梦与阖闾的梦想。但是孙坚孙策孙权独自力行，带甲百万尤如独行，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旗帜与口号，这也是吴地政治力量的一个特征，从春秋争霸开始到西汉吴楚叛乱再到三国东吴立国，其所兴起的逐鹿中原的战争，都没有一个完善的借口与理由，全是比劲较力，成王败寇，如此而己。

吴起去世后约一百二十年，吴芮出现。这是汉朝唯一可以传国的异姓王。吴芮发达（江西鄱阳）与称王（湖南长沙）的地方，也是楚国故地的边缘地带，他应该与吴起不是同一支家族。吴芮所生之处，是夫差后裔流放之处－－徽州婺源（现属江西），吴芮的兴起，是与越国王族后裔携手共进而成就功业的。

吴芮被封为王之后半年即去世。吴芮对吴氏文化的示范，可以说，就是不仅不记前嫌，还可以联合宿怨，奋发图强的精神。吴越两国之怨，应该说到此为止，本来吴越之民就是同俗同气、同音同语。

之后，在汉朝初年，越王后裔东瓯王邹摇先随同吴王刘濞作七国叛乱，在叛乱失败后又击杀吴王刘濞。这事己与吴国王室了无干系，倒是越王勾践助吴王夫差北上争霸而后又击杀夫差的历史重演而己。这只是说明越国王室后裔在做人方面不够成熟。这如同在当年，越军攻吴，围住姑苏三年，不是攻不进去，而是为了让城里的人（包括吴王夫差）过三年困苦的日子，以解勾践在吴国做三年苦役之恨，可见越王如此狭隘而深切的报复心。（好在这个鱼米之乡，雨水充足，即使在城里，也可以得到充足的食物，姑苏城内的民众并未受到饥馑之苦）。也许，历史就是由各种人包括不成熟的人所演绎的吧。

春秋时期的历史，对吴氏文化以及吴氏后人的影响，可以表现在后世的吴氏名人身上。

东汉云台28将之一的吴汉，其品质亮点就是包容与从容。在顺境中，他包容宾客---就象吴国王室从寿梦开始一直热衷于接纳各国各色人等（后来因为宾客惹祸，吴汉外逃，以贩马为生，并因此走上友从军征战的人生之旅）。在逆境中，他表现出从容，成语“差强人意”的来历就是出自吴汉的故事，在战争失利的时期，吴汉镇静与自信的神情与行为，给将士们以极大的鼓舞。

另外，从吴氏后裔的行为与事迹，也可以看到吴氏精神面貌的特点是从吴氏先祖那里而来。

比如，一、对基层群众工作的重视与到位---史中记载吴起“吮士兵的疮”，吴广“素爱卒”，吴玠吴璘“对民心的笼络”，但到了吴佩孚这里，就只靠督战队来维持士兵的战斗意向，这己是穷途末路。二、由“气节”而引发出故事来---例如人们对吴三桂的争议与对吴佩孚褒扬。三、有女子深深地参与到事迹中，引发出故事来---例如吴王夫差与西施、吴起“杀妻求将”、吴汉“杀妻”、吴玠吴璘“送女子给岳飞”、吴三桂与陈圆圆。四、在战争中，吴氏将领表现形式都是身体力行---如吴王诸樊冒死冲锋，比手下的将士还要刚猛、吴三桂拿着长枪赤膊冲杀奔驰在战场上、吴佩孚在云南战场上头扎毛巾光着膀子在火线上打拼，等等。五、有对战术的重视与战斗执行的冒失---例如公子光因惧而冒然出击（公子光打赢了这一仗）、夫概擅自冒然出击（夫概也打赢了这一仗）、吴汉那著名的一仗就是冒然偷袭（吴汉打败了这一仗）。这些特点从25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吴氏祖先以一直到现在的吴氏后裔

吴氏后代的诗词书画，成就卓越，这可能与季札的淡雅风格有关。吴均的《与朱元思书》，绮丽与淡雅高度结合在一起，吴道子画作成就，也达到了传神的境界，可谓是文化艺术方面的实力派人物，而文化艺术方面的偶像派人物更不在少数，如三国时期建安七子之一的吴质，唐代文体雄迈高雅的吴少微等等，还有吴刚吴猛的神话传说，都是具有特色。

吴氏先祖的开拓精神在吴地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迹，中原士大夫们给当地人们带来的是偏安一偶安逸守成的精神面貌，至今对吴地民众的影响仍然很大，远不如闽越之地（浙江福建广东）的人们对外开拓的进取精神。而吴氏先祖的开拓精神，却被吴氏后裔带到各地，比如吴权在越南自立为王，开创越南的独立史，这是史实，而在日本，日本皇室为泰伯之裔是待考的传说。

但是，吴氏先祖如后稷与泰伯遇困境而坦然、如季札面对富贵与权势而淡雅的精神状态，却深深地影响着吴地的民众，这从至今在吴地民间流传的口头禅上可以看得出来，与吴地的民众打交道时，谈到不太爽的事情的时候，常听到这样的两个词：“倒霉”、“讨债鬼”。这两个词所表达的精神境界就是不责怪外界事物的自责精神，遇到不幸，首先说到的是自己倒霉，而不是指责带来不幸的人或事，遇到带来不幸的人或事逼过来，首先说到的是讨债鬼来了，而不是对此展开驱逐与抗拒，如同遇到咄咄逼人的处境，就说句“就算我上辈子欠你的”。这种口头禅所展现的精神，就是息事宁人、回避矛盾、维持和谐的处世态度。而不是鉴别善恶改造世界的态度，这实际上正是佛教处世观的精髓所在，这种态度如果在法制健全的地区，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心态，但是如果在法制不健全的地区，这种心态可能会造成纵容恶劣从而导致劣胜优汰。这种心态在吴地是普遍现象，而在其它地方却是不多见的现象，这确实是吴地文化的特有现象，这也是一种包容与从容的精神状态，这也许就是现在苏州可以大量引进外资的文化底蕴，哪怕所包容的是腐朽的事物（据说苏州在引进外资前，首先就把外资老板的二奶们的住宅---二奶楼建好了）。这也许与“吴越相争的复仇故事”被当地民众看透之后，所形成的“视复仇为无聊、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心态有关。这与越地民众对外界事物所持的千方百计百折不挠从而达到千变万化的战斗精神与工作精神以及处世态度大不相同---哪怕这种千方百计给开拓的地区与民众产生了腐蚀性---这与越王勾践阴谋人国的示范作用是分不开的。（这也是闽越之地的人们---浙南、闽、粤的人们---据有开拓精神的原因---无论是向海外开拓还是在内陆开拓，闽越之地的民众总是走在前面）。另外，在吴越之地有句俗话：生在苏州、长在杭州，也就是说，在苏州出生，吴地的包容气氛将使小孩得到良好的呵护，在杭州成长，越地的积极进取的民风将使青少年茁壮成长直至成才。说句题话，中国还有一句说法，老不入广、少不入川，年老的人，不要到广东（粤地），那是个拼搏进取的地方，老年人不必再去折腾了，而年少的人不要到四川去，那是个安逸散漫的地方，那里的风气不利于年少者的奋斗。

总之，吴氏先祖中，从姜嫄到后稷，从泰伯到夫差，在顺境中履行神迹、建立巨业，在逆境中安祥坦然，不记前嫌，是吴氏精神面貌的基本特征。而接纳包容、讲究礼乐，重视形式与面子，则是较浅层次上的精神面貌特征，更浅层次精神特征便是轻死任侠（为成就他人而冒死拼命），并且有较强的安全意识与全局观念，而且崇尚自由，愚忠不会成为他们自由精神的羁绊。甚至可以联合宿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奋发图强。这些精神面貌的形成，也就成为吴氏文化的特征，在吴氏后裔的生命当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对吴地民众的精神禀性产生影响，这就是吴文化的独立特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