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化的特徵與溯源

文化的內涵，通俗地說，就是想法、看法、說法、做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域，對社會事務與生產生活中的各種事物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就可以稱之為文化，其中包含着文明與智慧、特色與共性。如政治文化、軍事文化、食文化、酒文化、印加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吳文化等等，這些所謂的文化，就是人們對某些特定對象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或某些地域的人們對事物所習慣持有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其中必然閃現着人類文明的光輝，是某些特定人群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共同體現，當然，在文化當中，同時也體現出文明的對立面－－蒙昧－－－也就是不正確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這些都會成為某個文化的特色。

要考察一個文化，考察一個文化的現象與本質，可以從文化的主體---做為生物的人---這一方面來考察。從生物學的角度看，留在物種血液中的稟性與基因，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基因決定荷爾蒙，荷爾蒙決定稟性，性格決定命運，命運，也就是歷史，是文化的載體，又是文化的溫床。考察一個文化，無疑要涉及到它的歷史，如同從科學的角度看，考察一個事物，無疑要涉及到一個事物的運動過程，甚至永遠是以事物的運動過程為考察的中心。同時，考察人類的文化，史實是一個方面，史料（包括傳說）也是一個方面。因為史實與史料（包括傳說）－－－也就是人們對事物（這裡特指社會事物）運動過程的記載與傳播，都可以深深地影響着人們對某些事物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這些想法、看法、說法、做法的沉積，就可以成為一個有特色的文化現象。

現在，我們可以談談吳文化。

一、吳氏先祖事跡對吳地文化形成的影響

首先是考察吳的史實與史料（包括傳說）。從史料與傳說上看，吳與泰伯這個人是不可分割的，泰伯之前的吳地，呈現出的景象應該是這樣的，在吳地的人群或部落分散於各個魚米之鄉，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偶爾有些小的衝突與聯姻，甚至連部落聯盟也沒有。泰伯來到吳地之後，由於隨之帶來的較先進的文明所展現出來的奇異色彩，才把這個地域的人群聚集起來，並且越來越大，成為一個有中心的大團體---句吳之國。那麼，泰伯的個人史－－－個人履歷，對吳地民眾尤其是其血緣後裔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的形成與影響，是不可低估的。也就是說，對句吳文化與吳氏文化的形成與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那麼，隨泰伯而來的史料與傳說是什麼呢，或者說，隨泰伯而來的史料與傳說中的特色是什麼呢，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泰伯的先祖（泰伯如此地有出息，必然就有所謂的光宗耀祖－－－他的祖先得到人們的考察）：履神跡而受孕的姜原、先被遺棄而後又表現卓著的后稷、不窋與公劉的投戎行為、古公亶父對接班人的選擇等等，這此史料都隨着泰伯而帶到吳地，並對吳地的文化產生了影響（也就是對吳地民眾包括泰伯血緣後裔對事物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產生了影響，也就是說，對這些人待人接物、為人處事的方式，產生了影響，成為這些人的文化特徵）。

現在我們可以一一列出這些史料與傳說中的特色。

首先是姜嫄履神跡，這件事的特徵就是仰慕與模仿　－－－　一個年輕的少女順着神的腳印（所謂的能引起受孕的巨足）走了走。雖然這宗史料的實質，大家都不言自明，在古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會狀態下，一個年輕的少女受孕，是件很不奇怪的事，但是一旦這個傳說形成了，並流傳下來，就會對她的後裔的文化（也就是想法、看法、說法、做法）產生影響，尤其是對那些科學思想並不看重的遠古的人們，更是這樣。科學思想的特徵是實證與質疑，遠古的人們也許並不太重視實證與質疑，後輩的只管聽長輩的，下等的人只管聽從上等的人，不需要實證，也不需要質疑，正因為如此，在這種氛圍下，遠古的人們的創造性來得艱難與緩慢，想有個創新，是多麼地難，要過多少年多少代，才會出現一個創新。這從猶太人因為“以色列人是神的特選民族”這一傳說而對猶太人文化與稟性所產生的影響，就完全可以看得出來。總之，深切的仰慕與積極的模仿是這一傳說的第一特色。

第二件有特色的事就是“遺棄”。一個嬰兒，也就是那個偉大王朝的先祖，剛出生不久就被遺棄，這件事情，以及被遺棄之後所呈現出來的事情，對其後人的影響（當然包括文化影響），可以說也是很大的。一個小孩，一個人，被遺棄了，失去了生活保障，仍然不哭不鬧，不驚不懼，安祥自在，只管自己自由的一呼一吸，等待着死神的照面，接受着生靈的照顧。這種對待噩運的態度，對其後人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包括對不窋與公劉，對泰伯的影響，都是不可低估的。

上述兩件事，似乎是個對立的統一體，前者姜嫄履跡，是對先進事物（巨人之足所表現的，姜嫄與巨人相比，在能力方面不是一個層次）的追求，後者“棄”（那個小孩後來被命名為“棄”，也就是后稷，主管農事的官或神）被成年人(他的母親)遺棄，是被先進事物（那個小孩與成人相比，在能力方面也不是一個層次）的拋棄。一個追求，一個拋棄，一個是對巨無霸的仰摹，一個是被基本生活軌道所排斥，這種強烈的對立面現在被統一在一件事情中，這對其後人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影響，應該是件可以引起震憾的事，這種震憾會烙印在其後人的心靈深處並指導着這些後人的行為。

這一系列的事件，其中的文化元素就是：履行神跡－－建立巨業；被遺棄而安祥－－落入噩境而坦然。後來。后稷的第n代孫不窋的投戎（逃到戎狄之地）與公劉的興於戎狄，以及后稷的第n+m代孫泰伯的奔吳，這一切基因與文化，都被泰伯帶到了古吳故地，影響着古吳的民眾，成為吳地文化的源泉。（實際上，后稷的第n代孫、泰伯的第m代祖先--不窋與公劉的投戎落荒，也是拋棄先進的環境，離開文明之處，進入蠻荒之地。不窋與公劉的行為，對泰伯來說，可以說是直接的模仿對象，是對奔吳的泰伯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的直接影響。尤其公劉後來的偉業，對泰伯更有直接的影響）

實際上，歷史的史實，也印證了這樣的情況：泰伯的侄子與侄孫子－－－周文王姬旦與周武王姬發所表現出的，正是這樣的對立統一體，周文王就如同那個被遺棄的小孩，當他被投入紂王的牢籠中的時候，就如同一個小孩被遺棄於原野，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面對無法反抗的強敵、無法擺脫噩運，周文王所持的，正是他的先祖“棄”（也就是后稷）被遺棄所表現出來的一樣，安祥自在，料理着自己的一呼一吸，等待着死神的照面，接受着天地之靈氣。傳說周文王在獄中還創作了《周易》，他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完全置惡劣環境於不顧。周文王的這種處事態度，不能不說與傳到他耳中的他的祖先“棄”的傳說有關係，也不能不說與他血液中含着后稷的基因有關係，實際上，后稷作為中國農事的神，就象一個農民，除了專心料理農作物生長之外，其它的事也管不了，在古代，農作物的生長，旱澇不保，都是靠天收的，那時人們，能奈天何？能怨天嗎？如同后稷在嬰兒時期被棄於原野，能對他的母親懷恨嗎？而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所表現出的，正是姜嫄所做的事－－－履神跡、履巨人跡，模仿巨人的行為，按佛教中所說的，就是轉輪聖王的所作所為－－－革命、開天闢地、創造一個全新的天地－－－帶領他的周部落以排山倒海之勢，征服了商部落，開始了周王朝八百年的統治。

這些最早的事跡，成為最深的文化印記，刻在了吳人的血脈中，刻在吳人的文化之中。公劉的投戎與泰伯的奔吳，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創造與建樹，但在被命運從文明與富庶推到的蠻荒與貧瘠的噩境之中，都能安然地生存下來，而且是以“一定的組織－－團體”的形式生存下來，具有這種生存能力與生存狀態，也不能不說與那個被命名為“棄”的嬰兒給他們的示範作用有關---雖然被拋棄，但這不是你的錯，儘管坦然地生存下來吧，生存下來就是勝利，生存下來就有希望，生存下來就有機會回到文明與富庶之中，生存下來就有機會成就巨大的功勳與善事，生存下來就可以成為創造性的典範與建樹。

泰伯的侄子與侄孫子（泰伯三弟季歷的兒孫）的這些史實與史料傳說，對泰伯的另一批侄子侄孫子的後裔（泰伯的二弟仲雍的兒孫後裔），同樣也產生着巨大影響。

公子光（吳王闔閭）面對咄咄逼人的巨大楚國，剛剛登基的吳王夫差面對趾高氣揚的新興越國，對於這些逆境，他們所表現的與周文王對待逆境的態度一樣－－－自理自新，等待天時。而形勢扭轉，一旦發動起來，他們所表現的，與周武王對待龐大的商朝一樣，以悽厲的行動，閃電般的完成扭轉乾坤的巨大步伐（攻陷郢都與會稽）－－－就象他們的祖先姜嫄－－－履神跡－－－履巨人足－－－有如神助－－－在人們的目不暇接中，完成照亮幾千年中國歷史的事業。所不同的是，泰伯的這一批侄子侄孫子後裔的事業，如同流星一樣，絢麗多彩而迅速消遁，而且消遁得如此地平凡，在一個接着一個低級的致命錯誤中，一個部落聯盟般的王國，在還沒成長為一個表里完備的國家之前（沒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就崩潰了。

吳地真正出現勃勃生機，是從壽夢開始的，壽夢的行為特徵如同傳說中姜嫄的所行。姜嫄是仰慕巨大足跡而體行，壽夢是仰慕先進的文明而渴求先進文明－－－壽夢仰慕與實踐先進的中原地區所崇尚的“禮”，是眾目所睹的。他的仰慕甚至到達着迷而偏執的地步－－－執意認為有君子風範的季札應該成為一國之君，從而可以帶領國家走向他所崇尚的文明－－“禮樂之邦”，甚至認為讓季札作為一個國師或國相的角色掌管國器也嫌不夠，必須以一個國王的角色率領國家才合他的心意（實際上，比壽夢早些時候，宋國就己經有事件：哥哥不願意做國王而做了國相，而由弟弟當國王的事情---宋襄公與他的哥哥目夷的事情）。也許壽夢是模仿當初古公亶父選擇季歷為國主這一歷史事件而作出的決定，這可以說是吳國王室向先進文明學習的過程中所犯下第一個低級錯誤，而且是致命的低級錯誤。一方面，強扭的瓜不甜，季札不願接受國王這一職業，硬讓他接受，效果是不會理想的，另一方面。也許，如果吳國的路一直朝壽夢的方向走下去，吳國可能會成為象宋國魯國那樣的以禮儀著稱的弱小之邦，最後在歷史中不聲不響地被吞滅。

季札，似乎是個有潔癖的人，他可能是擔心政治的污濁，並且討厭為污濁的政治而擔任潔清工的角色。實際上，他所在的壽夢吳國，並沒有什麼政治的污濁，他的三個哥哥所表現的，是坦蕩而剛脆，在接班人的問題上，可以說是毫無暇疵。只是當時的春秋時期，大大小小的諸侯國，不斷地洋溢着污濁的事件，惡性事件一個接一個發生，一個接一個從中原傳到了正在努力學習先進文明的吳國貴族耳朵里，這使季札感到意冷，從而產生退意。產生了離開文明與富庶的念頭，到了王室相殘的血腥事件發生後，他就實踐了離開文明與富庶的念頭。但是，畢竟，文明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也是不應逃避的。那是神的力量。

在這裡，這些歷史事件，所打上的文化烙印，就是“禮”。

禮，在實質上，就是“樣子”，是形式上的東西，“面子”上的東西，周禮上說，威儀三千、禮儀八百（可見，實際上在周文化中，對威儀的重視程度比對禮儀高好幾倍）。禮是一種謙讓的“樣子”與“形式”，對禮的重視，就是對形式對面子的重視。這種中原文化，經過壽夢與季札的行為，在吳地深入與放大，因為深入與放大，從而成為吳地的文化特色之一，比中原文化更講究“形式”與“面子”。，更講究“象徵”，更講究象徵性與象徵意義－－－比如季子的掛劍，比如吳王闔閭之女的因為與她的父王吃的一條魚的緣故而自殺身亡，無不是在講究象徵意義。中原人嘲笑楚人是沐猴而冠－－－彌猴戴個帽子，如此模仿先進文明，卻不想放棄自己的本性與習慣，實際上吳地人是沐猴學禮－－－為學習文明，可以洗心革面，移風易俗，哪怕在名義上、在行為中，丟棄親身切實的見解。就象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學禮節學法術。而夫差爭霸中所產生的一個成語“如火如荼”，則完全表現出做足了面子的狀態，完全是靠面子來辦了一件有些面子的事。可謂把面子做到了極致，如同納粹的宣傳行為與形式，納粹把群體的行動與表象做到了極致，至今還有人欣賞納粹的軍裝與軍禮，以及納粹在街頭廣場操練的帥氣場景。另外，宋襄公不重傷不二毛的“仁義之師”在那個時代得到廣泛褒揚，對於仰慕先進文明的落後地區來說，其影響不可忽視。

當然，賢士季札也為吳國爭足了面子。季札15歲時，他的父親吳王壽夢去世，吳王壽夢希望年少的季札能夠成為一個國王，季札立即表示不從。季札30歲時被他那剛剛即位的二哥余祭封於延陵(今江蘇常州)，季札33歲時（這時孔子才9歲）到魯國訪問，觀摩周樂，在一通“美哉、廣哉、泱泱乎、蕩蕩乎、渢渢乎、熙熙乎”之後，掛劍於徐國，得到中原諸國賢士廣泛欣賞，廣大中原人士甚至因為吳國有了季札才承認吳國是個國家而不是一群野蠻的烏合之眾。季札在50歲時被他的侄子吳王僚（季札三哥余昧的兒子）封於州來（今安徽淮南的鳳台縣，淮河中段，淮北平原南緣，後來歷史上的“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淝水之戰”古戰場）。季札62歲時，他的侄子王僚被他的另一個侄子公子光刺殺，季札在發表“哀死事生”的言詞之後，離開吳國國都，過起隱居的生活。據說其隱居的地點是在江蘇鎮江丹陽的九里村。季札在越軍第二次攻陷姑蘇之前的兩年去世，享年93歲。他目睹了幾代吳王的生生死死，目睹了王僚慶忌父子的被刺、伍子胥的如願、闔閭的破楚、夫差的反擊、勾踐的被俘與被釋、艾陵的血腥、澠池的爭霸、甚至還目睹了越王的陰謀孽跡，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打動他，都不能使他走出隱居的茅屋，讓他挑起國家的重擔。做為王公貴族的季子，他的事跡對當時的吳國民眾精神影響，也是深遠的，季子隱居之後，吳國國勢蒸蒸日上、吳國地盤不斷擴大，同時由於吳國崛起迅猛，不可避免地造成積怨過深，但這些怨氣，是不會落到早早離開吳國統治層的賢士季札的身上。季札淡雅而博學的風格，也受到後人（包括孔子）尤其是統治階層的高度讚賞，所以吳氏後人常把季子做為他們的先祖。

季札的三個哥哥輕死任俠（為成就他人而冒死拼命）的行為，吳國的這些國王們對生與死的態度，同樣影響着吳地熱血人士的精神，如伍子胥在河邊遇到的吳國烈女，如吳地的一些人成為刺客的典範，這些刺客又進一步影響着早期吳地的人們，使眾多的吳地之人成為敢死的戰士，這些人的精神狀態的形成，可以說與連續三個吳國國王輕死任俠的舉動不無關係。這也可以解釋吳國三萬精兵五戰五捷攻入楚國郢都的事件。在這場戰爭中，戰士的勇猛與敢死，對戰爭的勝利所起的作用，絕不低於戰略戰術的作用。在這場戰爭中，孫武用到他的兵法是一個方面，但孫武的兵法中，激勵士氣的辦法，卻少之又少。一個士氣不足的爭戰，靠一紙兵法是撐不起來的。正如巴頓將軍所說的，他把百分之八十的精力用在了激勵士氣上，而用在謀劃與詭詐中的力氣，實際並不多。世界戰爭史也說明了這一點，戰爭到了中後期，重要的是拼國力與實力，包括部隊的戰鬥力與士氣，而不是什麼奇巧之計，所有的奇巧之計，在戰爭初期就己經全部用出來了，而奇巧之計，一旦用了出來，人人均知，也就沒有優勢可言了。

實際上，這種輕俠任死的精神，一直到漢代，還在吳地產生着影響，漢朝將軍李陵所帶的五千名吳楚劍士，在大漠中遇到數萬匈奴鐵騎，苦戰數日，仍然保持着頑強的戰鬥意志，直到主帥李陵放棄冒險，這支吳楚劍士所組成的部隊才被瓦解。

史料記載吳國接納包容各國的罪人，這當然是吳王渴求人才的緣故。實際上，這些所謂的罪人，無非是官場上的失敗者，還有些是走在時代前面的天才，當然也有的是一些跟不上時代步伐的落後分子。吳王用外國的人才，就象現在的企業，往往通過高薪聘請空降CEO來改善企業狀況，這也說明本地人才的缺乏，也說明這個地方沒有培養人才的土壤與環境，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在文明方面的落後－－－沒有較為穩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與環境，動盪不安或死氣沉沉的社會無法產生優秀的階層群體，從而這個地區即使有輝煌成就，仍然非常脆弱，很容易就崩潰了。但是，這個史實對吳地人群的包容精神也有積極的影響，從壽夢開始的學習與接納先進文明的精神，一直延續到末代吳王夫差，無論這種包容帶來的是福還是禍，這種精神己經成為吳地的一個文化特色。當然，這種接納的習慣，遠不如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雖說人才難求，可遇不可求，但沒有拿來主義的精神，只有守株待兔的心態，也是不好的。

另外，吳王夫差與越王勾踐的爭鬥中，所產生的成語“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也對吳地文化產生深刻影響。使這個地方的人產生的謹小慎微的心理。吳越爭霸之後，這個地方剛烈尚武的風氣日消，瞻前顧後的習氣漸濃，也就是安全意識與全局觀念漸濃，願意打拼的人少了，安分守成偏安一隅做順民的多了，這也成為吳地文化的一個特色。

隨着吳國的消亡，春秋時期的兵器製造技術也消失了，其原因可能是原料告罄，而且找礦技術落後，再也找不到新的礦區，也可能是工匠逃走，原有的工匠，因為受到吳王的厚祿，在吳國亡國後，有足夠的財富維持生活，不必接收越王徵召，或者恥於接收越王的徵召，躲藏不出，最後技藝失傳。戰爭對技術文明有促進作用，也用破壞作用。

另外，春秋之後，吳地工藝品的精湛，也說明了這個地方有才氣有耐心的人，見到伴君如伴虎，忠臣慘遭噩運的事一再上演，從而不願從政，從而他們把才氣與力量全部用到手工藝上去---這種消耗材料不多，卻可以付出極大心血的玩意兒，這完全出於自己的愛好，為藝術而努力，大王的徵求倒是其次，王公貴族也不知道什麼是好的，想象不出什麼是最好的，只知道挑選最好的。所以他們不會下命令下指標，指定工匠們做出某種工藝品，只是工匠們的自由地精益求精，得出精良的工藝品，然後被貴族們拿走。這也是戰爭與政治陰謀對政治文明與技術文明的負作用的一個表現。這種風氣可以說一直對吳地民眾的影響是深遠的，對纖細精緻的偏好，也是吳地文化的一個特色，同樣也是當地的歷史事件對當地的文化所產生的直接影響。

另外，在春秋時期，諸侯國的國都被攻陷而能存活的例子，除了吳王闔閭攻陷楚國國都而楚國能存活，吳王夫差攻陷越國國都而越國能存活之外，是不多見的。而作為攻陷了兩個國家國都的吳國，其國都姑蘇，這個由楚國人伍子胥設計的都城，曾被三次攻陷（第一次是吳王闔閭攻入楚國郢都之時，第二次是吳王夫差在澠池與晉爭霸之時，第三次是吳國亡國之時），似乎姑蘇作為國都不是個好地方，如同人們所說的，南京作為國都不是個好地方，中國歷史上以南京作國都的政權都是國祚短促的。這種頻繁的波折，對於這個地方的人的文化的形成，也有深刻的影響---愚忠不會成為他們自由精神的羈絆。

據歷史記載，實際上越王勾踐的陰謀，只用了十年，到他第二次攻破吳都之時為止，這個時期，說夫差胸懷坦蕩，中了小人之計，吃虧有因，但這之後，局勢己經明朗，越王勾踐無陰謀可用，所用的只能是陽謀。而這之後有九年的時間給了夫差，夫差不能象當初為父報仇那樣勵志奮發，勵精圖治，重振旗鼓，這只能責怪他自己，絲毫責怪不了勾踐。這九年當中，他與勾踐的爭鬥，全是硬碰硬的實力之爭，夫差養不出實力、激不出士氣，只能歸咎於他自己，他或是沉醉於霸王的名號中，或是對爭權奪利指點江山己心灰意懶，或是由於吳國的社會政治制度的落後，難以育養出有着穩定後勁的國家力量，或者是任用的佞臣如伯嚭這樣的人，不象伍子胥那樣推薦人才，真正的人才得不到推薦與任用，而是受到排擠，吳國的才俊與吳王被佞臣所隔絕，吳國政治喪失了新陳代謝的能力，而靠夫差一個人的力量，無濟於事，總之歸於懊喪，這確實是亡國之徵了。

二、吳地周邊地區對吳地文化的影響

說到吳國周邊地區對吳地文化的影響，首當其中的是當然是當時的中原文明對吳地文明的影響。這個影響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禮樂文章和各種學術主張，一方面是各國爭霸的事實。

在吳王壽夢即位之前的58年，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齊桓公姜小白（後人稱之：提兵十萬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在當了四十三年霸主之後，餓死在宮中。姜小白死後的第6年，勉強進入霸主地位的宋襄公茲莆帶領他的仁義之師在與楚作戰時，中箭而死。宋襄公死後的第二年，流亡了十九的晉公子重耳成為晉文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二個名符其實的霸主。晉文公重耳去世後的第八年，重耳的丈老頭子---勉強混跡於“春秋五霸”之列的秦穆公嬴任好也死去，秦穆公死後的第七年，楚成王熊侶即位，成為春秋時期第三個名符其實的霸主，在位二十三年，在吳王壽夢即位之前的六年死去。

楚成王熊侶去世之後85年，楚成王熊侶的國都“郢”被吳王壽夢的長孫吳王闔閭攻破（在楚國人伍子胥鼓譟下，在齊國人孫武---那個“提兵三萬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孫子”的努力下），闔閭也成為霸主，吳王壽夢八十年前的夢想，終於在闔閭的身上實現了。闔閭在位21年，當了11年的霸主後，也就是攻入楚國郢都11年之後，卻在對剛剛即位的越王勾踐的作戰中死去，三年後，勾踐被闔閭之子夫差活捉，又過三年，勾踐費盡心機吃盡苦頭之後重獲自由，再耍弄了十年陰謀，在夫差勉強稱霸之時，攻陷吳國國都姑蘇（那不是壽夢的國都梅里，而是闔閭與夫差的國都姑蘇），之後夫差與勾踐又苦耗十年，勾踐第二次攻陷姑蘇，成為春秋時期最後一個霸主，勾踐在當了七年霸主後，便和他那個共耍陰謀十三年然後又被他賜劍自殺的大臣文種，在九泉之下會面了。之後中國歷史進入戰國時期。勾踐去世後的131年，越國滅亡（公元前333年）。滅越的楚威王盡獲吳越故地，被中原人均視為蠻族的吳楚越三個中國南方國家的統一事業，終於由楚國完成（雖然在155年前，上天給了吳王闔閭一次這樣統一南部中國機會，但是，由於楚國人伍子胥的折騰---伍子胥掘墓鞭屍、令闔閭與孫武妻楚王楚相的夫人們，從而大大破壞了吳人與楚人親善和睦的可能性，還有越王元常的搗亂---趁吳軍主力在楚，而攻陷姑蘇，導致夫概回兵救國之後，有機會自立為王，從而吳王兄弟分裂，實力大減。總之，畢竟，長江中游的楚國，其文明程度來得更早一些）。 這些發生在吳國故地打打殺殺爭霸滅國的故事，一點一點地消磨着吳地人民的熱血，直到吳地文化對春秋戰國以後的血腥之事懶得提及。

至于越國對吳地文明的影響，只在吳國滅亡之後，而且越國對吳地文明的影響，除了接收當地才俊的產成品(精美的工藝品)之外，並沒有什麼建樹，這從鴻山越國貴族墓葬出土文物中可見一斑。並且，從越王勾踐對孔子的態度，也可看出，越國得到江淮之後，與中原在文化上基本處於隔絕半隔絕狀態，這當然是由於中原各國與越王之間相互不信任、相互防備、相互輕視而造成的。

史載：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琅邪，起觀台，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生雅琴禮樂奏于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嘆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

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何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從越王割地疏財，兵加秦國，所謂越兵橫行於江淮，再加上列國對于越國在吳越相爭中所用的傷人詭計而天然地對越國所持的戒心，使得越國與中原其它國家的文明交流很少。阻礙着文明的發展，越國與其它國家可以說是在本質上，比如在經濟上，文化上，是處於“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文明發展處於停滯狀態。越國對江淮統治的一百多年，乏善可陳，史跡蒼白，史載越王得江淮而不能正江淮。

在楚國得江淮之後，春申君占江東，但楚國此時也是國力不盛，除了春申君在吳都大興土木，楚文化對吳地的影響，也是很少。對於吳地人民，無非是城頭變換大王旗，不同的大王把年年產出的精品拿走了事。

越國與楚國的文化並沒有深入到吳地，後來在東晉與北宋時期從中原遷徙而來的士大夫們，其文化對吳地的影響，倒不如說是吳地的文化對他們的影響。中原的人們所帶來的，可能是一些建築風格、一些小的工藝品、服裝型式的講究，等等，對於吳地人們的精神文明形式的影響，可以說是微乎其微。比如中原地區與楚國地區好的衛生習慣，一直沒能徹底影響到吳越之地的人們。

吳地地平水緩，不同於多山地區的山多水活，吳地的河流雖多，流速不快，所以很多地帶死水遍地，從而產生的腐水也比較多，可能是這個原因導致了這個地方的人形成不太講衛生的習慣---整個大環境都是腐氣飄蕩，再講什麼個人衛生，純屬白忙活。所以在這個地方，尤其是在鄉間，不講衛生的習慣在古代較普遍，而且一直影響到現在，在現在吳越鄉村，還能看到這些陋習。這是地理原因造就的文化現象，這也是一個普遍的規律，據說在歐洲的烏克蘭（也是平原地帶），也有同樣不講衛生的情況。奇怪的是，烏克蘭人也喜歡甜食，這也與吳越之地的人相似，這其中有什麼必然聯繫，目前不得而知。或許，吳地人們在這個不太衛生的環境中生活着也很坦然，也與吳氏先祖“后稷”在嬰兒時期那種遇噩境而安然的稟性有關。

三、吳氏先祖事跡對吳氏後裔精神面貌的影響

吳國亡國三十多年之後，吳起出生，也就是那個“提兵七萬而天下莫擋”的吳起。按年齡計算，吳起的爺爺，應該有着幸福的童年，那是在吳王夫差統治時期，國內政治靡爛，是王公貴族的天堂。亡國後（或許在亡國之前，吳起的太爺爺見到吳國政亂，出現亡國跡象之後），作為吳國的貴族，吳起的爺爺或許是跟隨着吳起的太爺爺，帶着王室貴族的大筆財富，或是帶着王室貴族的智慧，逃亡在外，在衛國（商朝遺民的聚集地）長住下來。他們選擇衛國做為居住地，可能是因為商朝遺民對泰伯仲雍後裔的好感，或者是沒有惡感。畢竟周室成員之中，只有泰伯仲雍沒有參與對商朝的征伐，沒有舊仇，同時，衛國在周王朝統治下的幾百年，衛國的商朝遺民也漸漸形成了不必為復國復仇而勞作的民風民氣。吳起在此所受的感染，就是不記舊仇的文化氛圍。而且，吳起後來在楚國為相，楚國人對於吳起祖先在約一百二十年前攻入郢都之事也不在意。吳楚兩國王室，本來就沒有深怨，吳楚之戰，只有楚國王族自我反省的份。

當然，這種不記舊仇的前提，是以前的仇家在目前和可預見的將來，在精神方面與實際行動中不再妨礙被迫害者當前的成長，那麼過去的事情就真的過去了，可以不必再理會過去的仇恨，包括亡國破家的仇恨，只管專心建設自己的宏圖，盡情生長於天地之間就是了。活得更好，才是對施害者最大的示威。

吳起在魯國驅逐大齊，在魏國西抗強秦，在楚國權傾一時，所建戰功，飲馬黃河，南達蒼梧，但吳起並沒有對處在江淮的越國發兵動武。可見，在吳起的心目中，己沒有為家室復仇的念頭，只有為家室爭光的心態。這是一種非常健康的心態。也許是為了特意彰顯這種心態，從而在吳起兵強力大之時，並沒有對只有空架子的越國動手。

吳起的自保與復仇，也從不延續給自己的後人，史書記載吳起有個兒子在魏國，還得到魏國國君的善待，他被楚國貴族殺死之後，用他的智慧，他可以依仗法律與人情，死後報仇，千古無人能比，（吳起躲在楚王屍體後，抵抗楚國貴族，楚國貴族射殺吳起時也射中楚王身體，從而被新的楚王誅殺，被誅殺者，有七十餘家，這件事，用不了吳起的兒子來勞神了。

吳起對吳氏文化的示範，可以說，就是不再記舊仇，只為家族爭光而努力。吳起的行為，一洗吳王闔閭給吳氏人物形成的復仇形象。或許，吳王闔閭希望夫差為他復仇，無非是激勵“懦而有婦人之仁”的夫差的一個手段而己，並非在心底里藏有對勾踐的強烈仇恨與怨氣，這與勾踐的復仇心理大不相同。而夫差稟承父意，勵志復仇，也是以孝為先而己，也不是真的在心底里藏有對勾踐的強烈仇恨與怨氣。這從其後的一件事可以看得出來：在姑蘇第二次被攻陷之時，越王勾踐殺夫差的太子，卻沒見夫差為此而勵志復仇，興師討伐。可見吳氏先祖的血脈中，是流敞着“后稷”在嬰兒時期那種遇噩境而安詳的基因---遭遇不幸而沒有怨恨之情，這種基因也在吳起身上彰顯出來。

另外，說句題外話，在吳起去世的第二年，孫臏出世了。沒人知道孫臏是不是吳起的轉世，但是據傳孫臏與孫堅都是孫武的後裔。孫堅孫策孫權在三國時期兼有原吳楚越這三個古國的領地，算是實現了壽夢與闔閭的夢想。但是孫堅孫策孫權獨自力行，帶甲百萬尤如獨行，沒有一個拿得出手的旗幟與口號，這也是吳地政治力量的一個特徵，從春秋爭霸開始到西漢吳楚叛亂再到三國東吳立國，其所興起的逐鹿中原的戰爭，都沒有一個完善的藉口與理由，全是比勁較力，成王敗寇，如此而己。

吳起去世後約一百二十年，吳芮出現。這是漢朝唯一可以傳國的異姓王。吳芮發達（江西鄱陽）與稱王（湖南長沙）的地方，也是楚國故地的邊緣地帶，他應該與吳起不是同一支家族。吳芮所生之處，是夫差後裔流放之處－－徽州婺源（現屬江西），吳芮的興起，是與越國王族後裔攜手共進而成就功業的。

吳芮被封為王之後半年即去世。吳芮對吳氏文化的示範，可以說，就是不僅不記前嫌，還可以聯合宿怨，奮發圖強的精神。吳越兩國之怨，應該說到此為止，本來吳越之民就是同俗同氣、同音同語。

之後，在漢朝初年，越王后裔東甌王鄒搖先隨同吳王劉濞作七國叛亂，在叛亂失敗後又擊殺吳王劉濞。這事己與吳國王室了無干係，倒是越王勾踐助吳王夫差北上爭霸而後又擊殺夫差的歷史重演而己。這只是說明越國王室後裔在做人方面不夠成熟。這如同在當年，越軍攻吳，圍住姑蘇三年，不是攻不進去，而是為了讓城裡的人（包括吳王夫差）過三年困苦的日子，以解勾踐在吳國做三年苦役之恨，可見越王如此狹隘而深切的報復心。（好在這個魚米之鄉，雨水充足，即使在城裡，也可以得到充足的食物，姑蘇城內的民眾並未受到饑饉之苦）。也許，歷史就是由各種人包括不成熟的人所演繹的吧。

春秋時期的歷史，對吳氏文化以及吳氏後人的影響，可以表現在後世的吳氏名人身上。

東漢雲台28將之一的吳漢，其品質亮點就是包容與從容。在順境中，他包容賓客---就象吳國王室從壽夢開始一直熱衷於接納各國各色人等（後來因為賓客惹禍，吳漢外逃，以販馬為生，並因此走上友從軍征戰的人生之旅）。在逆境中，他表現出從容，成語“差強人意”的來歷就是出自吳漢的故事，在戰爭失利的時期，吳漢鎮靜與自信的神情與行為，給將士們以極大的鼓舞。

另外，從吳氏後裔的行為與事跡，也可以看到吳氏精神面貌的特點是從吳氏先祖那裡而來。

比如，一、對基層群眾工作的重視與到位---史中記載吳起“吮士兵的瘡”，吳廣“素愛卒”，吳玠吳璘“對民心的籠絡”，但到了吳佩孚這裡，就只靠督戰隊來維持士兵的戰鬥意向，這己是窮途末路。二、由“氣節”而引發出故事來---例如人們對吳三桂的爭議與對吳佩孚褒揚。三、有女子深深地參與到事跡中，引發出故事來---例如吳王夫差與西施、吳起“殺妻求將”、吳漢“殺妻”、吳玠吳璘“送女子給岳飛”、吳三桂與陳圓圓。四、在戰爭中，吳氏將領表現形式都是身體力行---如吳王諸樊冒死衝鋒，比手下的將士還要剛猛、吳三桂拿着長槍赤膊衝殺奔馳在戰場上、吳佩孚在雲南戰場上頭扎毛巾光着膀子在火線上打拼，等等。五、有對戰術的重視與戰鬥執行的冒失---例如公子光因懼而冒然出擊（公子光打贏了這一仗）、夫概擅自冒然出擊（夫概也打贏了這一仗）、吳漢那著名的一仗就是冒然偷襲（吳漢打敗了這一仗）。這些特點從2500多年前春秋時期的吳氏祖先以一直到現在的吳氏後裔

吳氏後代的詩詞書畫，成就卓越，這可能與季札的淡雅風格有關。吳均的《與朱元思書》，綺麗與淡雅高度結合在一起，吳道子畫作成就，也達到了傳神的境界，可謂是文化藝術方面的實力派人物，而文化藝術方面的偶像派人物更不在少數，如三國時期建安七子之一的吳質，唐代文體雄邁高雅的吳少微等等，還有吳剛吳猛的神話傳說，都是具有特色。

吳氏先祖的開拓精神在吳地並沒有留下什麼印跡，中原士大夫們給當地人們帶來的是偏安一偶安逸守成的精神面貌，至今對吳地民眾的影響仍然很大，遠不如閩越之地（浙江福建廣東）的人們對外開拓的進取精神。而吳氏先祖的開拓精神，卻被吳氏後裔帶到各地，比如吳權在越南自立為王，開創越南的獨立史，這是史實，而在日本，日本皇室為泰伯之裔是待考的傳說。

但是，吳氏先祖如后稷與泰伯遇困境而坦然、如季札面對富貴與權勢而淡雅的精神狀態，卻深深地影響着吳地的民眾，這從至今在吳地民間流傳的口頭禪上可以看得出來，與吳地的民眾打交道時，談到不太爽的事情的時候，常聽到這樣的兩個詞：“倒霉”、“討債鬼”。這兩個詞所表達的精神境界就是不責怪外界事物的自責精神，遇到不幸，首先說到的是自己倒霉，而不是指責帶來不幸的人或事，遇到帶來不幸的人或事逼過來，首先說到的是討債鬼來了，而不是對此展開驅逐與抗拒，如同遇到咄咄逼人的處境，就說句“就算我上輩子欠你的”。這種口頭禪所展現的精神，就是息事寧人、迴避矛盾、維持和諧的處世態度。而不是鑑別善惡改造世界的態度，這實際上正是佛教處世觀的精髓所在，這種態度如果在法制健全的地區，是一種非常積極的心態，但是如果在法制不健全的地區，這種心態可能會造成縱容惡劣從而導致劣勝優汰。這種心態在吳地是普遍現象，而在其它地方卻是不多見的現象，這確實是吳地文化的特有現象，這也是一種包容與從容的精神狀態，這也許就是現在蘇州可以大量引進外資的文化底蘊，哪怕所包容的是腐朽的事物（據說蘇州在引進外資前，首先就把外資老闆的二奶們的住宅---二奶樓建好了）。這也許與“吳越相爭的復仇故事”被當地民眾看透之後，所形成的“視復仇為無聊、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心態有關。這與越地民眾對外界事物所持的千方百計百折不撓從而達到千變萬化的戰鬥精神與工作精神以及處世態度大不相同---哪怕這種千方百計給開拓的地區與民眾產生了腐蝕性---這與越王勾踐陰謀人國的示範作用是分不開的。（這也是閩越之地的人們---浙南、閩、粵的人們---據有開拓精神的原因---無論是向海外開拓還是在內陸開拓，閩越之地的民眾總是走在前面）。另外，在吳越之地有句俗話：生在蘇州、長在杭州，也就是說，在蘇州出生，吳地的包容氣氛將使小孩得到良好的呵護，在杭州成長，越地的積極進取的民風將使青少年茁壯成長直至成才。說句題話，中國還有一句說法，老不入廣、少不入川，年老的人，不要到廣東（粵地），那是個拼搏進取的地方，老年人不必再去折騰了，而年少的人不要到四川去，那是個安逸散漫的地方，那裡的風氣不利於年少者的奮鬥。

總之，吳氏先祖中，從姜嫄到后稷，從泰伯到夫差，在順境中履行神跡、建立巨業，在逆境中安祥坦然，不記前嫌，是吳氏精神面貌的基本特徵。而接納包容、講究禮樂，重視形式與面子，則是較淺層次上的精神面貌特徵，更淺層次精神特徵便是輕死任俠（為成就他人而冒死拼命），並且有較強的安全意識與全局觀念，而且崇尚自由，愚忠不會成為他們自由精神的羈絆。甚至可以聯合宿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奮發圖強。這些精神面貌的形成，也就成為吳氏文化的特徵，在吳氏後裔的生命當中，起着積極的作用，同時也對吳地民眾的精神稟性產生影響，這就是吳文化的獨立特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