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全球推广民主自由价值的外交政策

一九四二年，在珍珠港事件半年后，马歇尔将军对对西点军校毕业生说：“我们决心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结束前，我们的国旗被全世界公认为既是自由，也是压倒一切的力量的象征。”六十年后，在同样的地方，布什拓宽了马歇尔的寓意：“无论我们高举国旗到何处，它不仅代表我们的力量，也代表自由。”按照布什的构想，美国仅仅将国力用于确保作为自由之恩典范例的美国的生存和繁荣是不够的，还有必要将美国的国力用于促进和保护他人的自由这一任务——“我们国家的事业历来比保卫国家更为宏大。一如既往地为正义而战——那是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和平。……我们还决心在各大洲建立自由和开放的社会，以推广和平。”

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因地理环境（两个大洋的包围）而形成“天然屏障”已经不复存在，美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孤立主义”传统也寿终正寝了。世界和平的观念正在改写之中：在基辛格主持美国外交政策的时代，所奉行的是一种近代欧洲自梅特涅以来的“势力均衡”策略（此基本思路一直影响到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里根政府是其间惟一的例外）。以此所达成的和平，往往只是一种短暂的、不稳定的且缺乏正义根基的和平。美国参与签署出卖东欧诸国的雅尔塔协定、在苏联镇压捷克和匈牙利人民起义的时候保持沉默，以及尼克松与毛泽东之间的“亲切交谈”，即是其无视人权的功利主义外交手腕给整个自由世界带来的难以抹去的耻辱。

当今政局对于新总统来说，乃是一个创造“新典范”的时机。于是，布什提出了“创建正义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新思维。他认为，一种稳定的、长久的和平，必然建立在民主、自由价值得到普遍的、广泛的认同的基础上，“我们不能以乐观的期望来保卫美国和我们的朋友。我们不能信赖暴君的话——他们庄严地签署了防扩散条约，而后又有步骤地撕毁它。如果我们任凭威胁完全成为事实，那就为时已晚了。”赖斯说得更加形象：“我们不能让冒烟的枪变成蘑菇云。”布什政府抛弃了对极端主义者和专制政权不切实际的期望，不再徒然地向他们抛出得不到任何回应的橄榄枝。因对黎巴嫩和以色列问题的出色报道而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弗雷德曼精辟地分析说，恐怖分子留下的纸条明白无误地写着：“我们想要毁灭美国，先从军事和金融中心开始。”由此可见，“恐怖分子并非在努力地寻求一种与我们共存的生活方式。他们想要的只是我们的不存在。”一厢情愿的和平主义不可能改变那些被邪恶的宗教思想和意识形态洗脑的恐怖分子，亦无法最终赢得和平。绝对的和平主义者深深陷入了一种理性的傲慢之中，如果它成为美国政府的决策依据，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正如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奈伊论述的那样：“有些人仇视我们是因为我们开放的价值观和变革的机会。但他们不可能成为多数，除非我们自己无法保护和实践我们的价值理念。有些专制者和原教旨主义者总是会痛恨我们的，我们除了通过更有效的反恐怖主义政策来对付他们以外别无选择。”

布什的西点讲话不失为建立以美国国力为核心、以传播自由为目标的国际新秩序的奠基性文件。布什及其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文明”只有一种，没有其他的“人类进步模式”，自由价值必须被“普遍化”。这不是一种美国式的傲慢，而是出于对自由的深切认识：当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都接受了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多元主义（即本•拉登的生活方式与美国的生活方式没有是非善恶之分）的时候，新保守主义者却坚信自由是成功的基石，也是文明世界的力量，专制产生的软弱使其在自由面前不堪一击。因此，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单边主义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同时，武力也是必要的和必须的。美国的军事存在有力地保障了世界和平。奈伊论述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军事力量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其次，我们也因此成为稳定的重要源泉。例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相信东亚地区十万美军的存在有助于保持地区力量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又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基石。”那些一味批评美国在全球驻军、搞“霸权主义”的人士不妨假设一下，假如美国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世界将会变成怎样？

布什是冷战结束之后最热衷于向全球推广民主自由价值的美国总统，当然“九•一一”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但即使没有发生此事件，布什也绝对不会满足于当一名守成的总统。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在《美国大战略》一书中阐述说：“美国人高度重视民主，因为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理念。扩展民主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目标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而且美国在追求民主扩展的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美国人相信，民主的政府形式是政治治理的最好形态，其他民族一旦给予自由表达见解的机会，也会同意这种说法的。”布什是此一传统的坚实执行者，他多次称赞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后来担任过以色列内阁部长的夏兰斯基所著的《民主的例子：以自由的力量消除暴政和恐怖》一书。夏氏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必然也是对于尊重人权的最好保证。民主隐含着对生命、财产和自由的尊重和保护，而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真实人权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如果唤醒人类被压制的自由本能，由此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也就能够最好地保证政府不对本国人民或他国人民采取大规模杀戮与屠杀的行径。这样，国际安全与和平也就有了永远的保障。显然，这也正是“布什主义”的真义所在。

宗教信仰是其力量的源泉

世贸大厦倾覆之后的第三天，九月十四日，星期五。布什总统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为死难者和失踪者举办的仪式结束时发表了一篇演说。他的讲话非常坦率：为死者哀悼，为幸存者祈祷，拯救活着的人，坚定地与敌人作战。这一讲话内涵着一种对林肯就职演说间接的、恰当的摹仿。法学家安德森评论说：“这一天，布什终于继承了总统职位的衣钵。作为一个宗教仪式，它在其宗教经文、布道和圣歌中有着明显的传统性。”

布什是一名并不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本身便排斥极端主义思维。英国保守党政治家黑尔什姆勋爵说过，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兴趣根本不在于政治，而是在于“宗教、艺术、学术、家庭、乡村、朋友、音乐、乐趣和义务”。保守主义主要地是一种态度，间接地是一种政治信条。尽管布什本人在同性恋、堕胎、死刑等问题上观点鲜明，但他并没有顽固到反对一切世俗思想的地步。许多美国人喜欢布什，不是因为他出身豪门，相反乃是因为他身上浓郁的平民气息，“他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曾经为布什担任撰稿人、并长期与之相处的弗鲁姆描述说：“布什是一个好人，却不是软弱的人。他有许多缺点：缺乏耐心，容易发怒，有时说话随便，甚至较真；往往没有足够的好奇心，因而对一些事情了解不多；思考比较接近于常人，也许不大像一个领袖。然而比这些缺点重要得多的是他的优点：正派、诚实、端庄、勇敢和顽强。”确实，布什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但能够使用民众都听得懂的语言传达信息，他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精英分子。布什的性格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是一位温和的保守派。他的力量来自于美国传统深厚的、却一直被东岸知识精英所蔑视的乡村文化，更来自于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

基督信仰是“布什主义”的根基和磐石。布什在未能获得多数西方盟国支持的前提下毅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其勇气和力量来自于“正义之战”的信念。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布什主义”的两次实践，尤其是后者极富争议。但这两场战争自有其神学支撑。布什尽管收回了“九•一一”刚刚发生之后关于“圣战”的激愤的表达，但他并不讳言这两场战争的意识形态色彩，他指出：“反恐战争需要有决心和耐心，因此它也需要有坚定的道义目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斗争类似于冷战。我们现今的敌人跟过去的敌人一样，只崇尚权力而不顾人的尊严。他们都企图迫使人们默默俯首听命，控制每个人的生活和全部的生活。”这两场战争完全不存在“我们为何而战”的困惑。天主教神学家、经济学家麦克•诺瓦克指出，伊拉克战争是“符合传统的正义之战的教义”。普林斯顿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乔治也支持这种信念：“正义战争论是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共同的传统，与犹太教传统对战争与和平的教导一致。因此，根据正义战争论，以军事力量对抗采取罪恶行动的恐怖分子网络与政权，当然有其正当性。”与其说发动战争的理由来自于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深奥的理论，不如说来自与布什每天阅读的圣经中大卫王的《诗篇》。

毫无疑问，美国并不是一个“神道”国家，但它作为一个由清教徒创建的国家，基督教隐然成为一种“公民的宗教”，美国文化亦深受基督教文化的洗礼。保守主义之“保守”，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便在于保护教会和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英国保守主义学者斯克拉顿指出，没有宗教，法律和道德即失去了权威，宗教观念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当代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人们许多自然倾向和传统习俗与成见的源头。当代保守主义者的任务即是回击自由主义对宗教的抨击，维护以宗教观念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布什便是这样一位在信仰饱受攻击的时代里持守信仰的实践者：他在一次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中公开承认，他相信耶稣基督是有原则生活的最佳典范，也是他最崇拜的人。布什从来“不以福音为耻”。从一九九七年开始，联邦法令准许在政府机构中进行宗教活动，只要确保未信者不受到压力。在布什担任总统以后，白宫的查经和祷告活动达到了高潮。即便在出访路途中，布什也不忘参加主日礼拜。有一次他们在空军一号上做礼拜：将近四十名官员和随从涌进飞机上的会议厅，由父亲是长老会牧师的国务卿赖斯带领敬拜，最后以诗歌《奇异恩典》结束聚会。有位白宫官员指出：“没有人把白宫当作教会，但我们都知道我们持有的这个政治异象，乃是以信仰为基础。在白宫里有晨间祷告会和午餐查经班，整个国家都会蒙福。”可以说，如果抽空基督信仰来研究影响布什决策的因素，如果抽空基督信仰来分析“布什主义”的来龙去脉，无异于缘木求鱼。

无疑，当今的世界格局并非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那么乐观：国际恐怖主义结合了危险的现代技术，“九•一一”事件只需要几十个亡命之徒运用几十万美元便可以成功；地区性的独裁国家的态度咄咄逼人（如中共、伊朗和北韩），其统治者不时制造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挑衅西方世界；而西方（尤其是欧洲）深受福利制度之拖累，以及自由派“政治正确”观念的束缚，日渐习惯和满足于采取绥靖政策应对。在此背景之下，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以及“布什主义”的应运而生，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有力地改变着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状貌。【全文完】

－－原载：《观察》，2006-12-04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1608&ad=12/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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