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全球推廣民主自由價值的外交政策

一九四二年，在珍珠港事件半年後，馬歇爾將軍對對西點軍校畢業生說：“我們決心在這場可怕的鬥爭結束前，我們的國旗被全世界公認為既是自由，也是壓倒一切的力量的象徵。”六十年後，在同樣的地方，布什拓寬了馬歇爾的寓意：“無論我們高舉國旗到何處，它不僅代表我們的力量，也代表自由。”按照布什的構想，美國僅僅將國力用於確保作為自由之恩典範例的美國的生存和繁榮是不夠的，還有必要將美國的國力用於促進和保護他人的自由這一任務——“我們國家的事業歷來比保衛國家更為宏大。一如既往地為正義而戰——那是有利於人類自由的和平。……我們還決心在各大洲建立自由和開放的社會，以推廣和平。”

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國因地理環境（兩個大洋的包圍）而形成“天然屏障”已經不復存在，美國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孤立主義”傳統也壽終正寢了。世界和平的觀念正在改寫之中：在基辛格主持美國外交政策的時代，所奉行的是一種近代歐洲自梅特涅以來的“勢力均衡”策略（此基本思路一直影響到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里根政府是其間惟一的例外）。以此所達成的和平，往往只是一種短暫的、不穩定的且缺乏正義根基的和平。美國參與簽署出賣東歐諸國的雅爾塔協定、在蘇聯鎮壓捷克和匈牙利人民起義的時候保持沉默，以及尼克松與毛澤東之間的“親切交談”，即是其無視人權的功利主義外交手腕給整個自由世界帶來的難以抹去的恥辱。

當今政局對於新總統來說，乃是一個創造“新典範”的時機。於是，布什提出了“創建正義的和平”的國際關係新思維。他認為，一種穩定的、長久的和平，必然建立在民主、自由價值得到普遍的、廣泛的認同的基礎上，“我們不能以樂觀的期望來保衛美國和我們的朋友。我們不能信賴暴君的話——他們莊嚴地簽署了防擴散條約，而後又有步驟地撕毀它。如果我們任憑威脅完全成為事實，那就為時已晚了。”賴斯說得更加形象：“我們不能讓冒煙的槍變成蘑菇雲。”布什政府拋棄了對極端主義者和專制政權不切實際的期望，不再徒然地向他們拋出得不到任何回應的橄欖枝。因對黎巴嫩和以色列問題的出色報道而兩度獲得普利策獎的弗雷德曼精闢地分析說，恐怖分子留下的紙條明白無誤地寫着：“我們想要毀滅美國，先從軍事和金融中心開始。”由此可見，“恐怖分子並非在努力地尋求一種與我們共存的生活方式。他們想要的只是我們的不存在。”一廂情願的和平主義不可能改變那些被邪惡的宗教思想和意識形態洗腦的恐怖分子，亦無法最終贏得和平。絕對的和平主義者深深陷入了一種理性的傲慢之中，如果它成為美國政府的決策依據，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正如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奈伊論述的那樣：“有些人仇視我們是因為我們開放的價值觀和變革的機會。但他們不可能成為多數，除非我們自己無法保護和實踐我們的價值理念。有些專制者和原教旨主義者總是會痛恨我們的，我們除了通過更有效的反恐怖主義政策來對付他們以外別無選擇。”

布什的西點講話不失為建立以美國國力為核心、以傳播自由為目標的國際新秩序的奠基性文件。布什及其所代表的新保守主義者認為，“文明”只有一種，沒有其他的“人類進步模式”，自由價值必須被“普遍化”。這不是一種美國式的傲慢，而是出於對自由的深切認識：當所謂的“自由主義者”都接受了文化相對主義和價值多元主義（即本•拉登的生活方式與美國的生活方式沒有是非善惡之分）的時候，新保守主義者卻堅信自由是成功的基石，也是文明世界的力量，專制產生的軟弱使其在自由面前不堪一擊。因此，在這樣一個不完美的世界上，單邊主義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同時，武力也是必要的和必須的。美國的軍事存在有力地保障了世界和平。奈伊論述道：“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我們軍事力量的影響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其次，我們也因此成為穩定的重要源泉。例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相信東亞地區十萬美軍的存在有助於保持地區力量的平衡，而這種平衡又是亞洲經濟增長的基石。”那些一味批評美國在全球駐軍、搞“霸權主義”的人士不妨假設一下，假如美國突然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世界將會變成怎樣？

布什是冷戰結束之後最熱衷於向全球推廣民主自由價值的美國總統，當然“九•一一”事件加速了這一進程，但即使沒有發生此事件，布什也絕對不會滿足於當一名守成的總統。美國學者羅伯特•阿特在《美國大戰略》一書中闡述說：“美國人高度重視民主，因為它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政治理念。擴展民主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外交政策目標是自美國建國以來始終不渝地遵循的，而且美國在追求民主擴展的過程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美國人相信，民主的政府形式是政治治理的最好形態，其他民族一旦給予自由表達見解的機會，也會同意這種說法的。”布什是此一傳統的堅實執行者，他多次稱讚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後來擔任過以色列內閣部長的夏蘭斯基所著的《民主的例子：以自由的力量消除暴政和恐怖》一書。夏氏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必然也是對於尊重人權的最好保證。民主隱含着對生命、財產和自由的尊重和保護，而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真實人權的三個核心組成部分。如果喚醒人類被壓制的自由本能，由此建立起穩定的民主制度，也就能夠最好地保證政府不對本國人民或他國人民採取大規模殺戮與屠殺的行徑。這樣，國際安全與和平也就有了永遠的保障。顯然，這也正是“布什主義”的真義所在。

宗教信仰是其力量的源泉

世貿大廈傾覆之後的第三天，九月十四日，星期五。布什總統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為死難者和失蹤者舉辦的儀式結束時發表了一篇演說。他的講話非常坦率：為死者哀悼，為倖存者祈禱，拯救活着的人，堅定地與敵人作戰。這一講話內涵着一種對林肯就職演說間接的、恰當的摹仿。法學家安德森評論說：“這一天，布什終於繼承了總統職位的衣缽。作為一個宗教儀式，它在其宗教經文、布道和聖歌中有着明顯的傳統性。”

布什是一名並不極端的保守主義者——保守主義本身便排斥極端主義思維。英國保守黨政治家黑爾什姆勳爵說過，保守主義者的主要興趣根本不在於政治，而是在於“宗教、藝術、學術、家庭、鄉村、朋友、音樂、樂趣和義務”。保守主義主要地是一種態度，間接地是一種政治信條。儘管布什本人在同性戀、墮胎、死刑等問題上觀點鮮明，但他並沒有頑固到反對一切世俗思想的地步。許多美國人喜歡布什，不是因為他出身豪門，相反乃是因為他身上濃郁的平民氣息，“他就生活在我們中間，是我們當中的一員”。曾經為布什擔任撰稿人、並長期與之相處的弗魯姆描述說：“布什是一個好人，卻不是軟弱的人。他有許多缺點：缺乏耐心，容易發怒，有時說話隨便，甚至較真；往往沒有足夠的好奇心，因而對一些事情了解不多；思考比較接近於常人，也許不大像一個領袖。然而比這些缺點重要得多的是他的優點：正派、誠實、端莊、勇敢和頑強。”確實，布什是一個有缺點的人，但能夠使用民眾都聽得懂的語言傳達信息，他並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精英分子。布什的性格和生活經歷決定了他是一位溫和的保守派。他的力量來自於美國傳統深厚的、卻一直被東岸知識精英所蔑視的鄉村文化，更來自於他虔誠的基督教信仰。

基督信仰是“布什主義”的根基和磐石。布什在未能獲得多數西方盟國支持的前提下毅然發動伊拉克戰爭，其勇氣和力量來自於“正義之戰”的信念。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是“布什主義”的兩次實踐，尤其是後者極富爭議。但這兩場戰爭自有其神學支撐。布什儘管收回了“九•一一”剛剛發生之後關於“聖戰”的激憤的表達，但他並不諱言這兩場戰爭的意識形態色彩，他指出：“反恐戰爭需要有決心和耐心，因此它也需要有堅定的道義目的。就這一點來說，我們的鬥爭類似於冷戰。我們現今的敵人跟過去的敵人一樣，只崇尚權力而不顧人的尊嚴。他們都企圖迫使人們默默俯首聽命，控制每個人的生活和全部的生活。”這兩場戰爭完全不存在“我們為何而戰”的困惑。天主教神學家、經濟學家麥克•諾瓦克指出，伊拉克戰爭是“符合傳統的正義之戰的教義”。普林斯頓大學法學教授羅伯特•喬治也支持這種信念：“正義戰爭論是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共同的傳統，與猶太教傳統對戰爭與和平的教導一致。因此，根據正義戰爭論，以軍事力量對抗採取罪惡行動的恐怖分子網絡與政權，當然有其正當性。”與其說發動戰爭的理由來自於奧古斯丁《上帝之城》中深奧的理論，不如說來自與布什每天閱讀的聖經中大衛王的《詩篇》。

毫無疑問，美國並不是一個“神道”國家，但它作為一個由清教徒創建的國家，基督教隱然成為一種“公民的宗教”，美國文化亦深受基督教文化的洗禮。保守主義之“保守”，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便在於保護教會和宗教在社會中的地位。英國保守主義學者斯克拉頓指出，沒有宗教，法律和道德即失去了權威，宗教觀念廣泛而深入地滲透到當代世俗生活的各個層面，成為人們許多自然傾向和傳統習俗與成見的源頭。當代保守主義者的任務即是回擊自由主義對宗教的抨擊，維護以宗教觀念為核心的傳統美德和價值觀。布什便是這樣一位在信仰飽受攻擊的時代裡持守信仰的實踐者：他在一次總統候選人的辯論中公開承認，他相信耶穌基督是有原則生活的最佳典範，也是他最崇拜的人。布什從來“不以福音為恥”。從一九九七年開始，聯邦法令准許在政府機構中進行宗教活動，只要確保未信者不受到壓力。在布什擔任總統以後，白宮的查經和禱告活動達到了高潮。即便在出訪路途中，布什也不忘參加主日禮拜。有一次他們在空軍一號上做禮拜：將近四十名官員和隨從湧進飛機上的會議廳，由父親是長老會牧師的國務卿賴斯帶領敬拜，最後以詩歌《奇異恩典》結束聚會。有位白宮官員指出：“沒有人把白宮當作教會，但我們都知道我們持有的這個政治異象，乃是以信仰為基礎。在白宮裡有晨間禱告會和午餐查經班，整個國家都會蒙福。”可以說，如果抽空基督信仰來研究影響布什決策的因素，如果抽空基督信仰來分析“布什主義”的來龍去脈，無異於緣木求魚。

無疑，當今的世界格局並非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那麼樂觀：國際恐怖主義結合了危險的現代技術，“九•一一”事件只需要幾十個亡命之徒運用幾十萬美元便可以成功；地區性的獨裁國家的態度咄咄逼人（如中共、伊朗和北韓），其統治者不時製造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並挑釁西方世界；而西方（尤其是歐洲）深受福利制度之拖累，以及自由派“政治正確”觀念的束縛，日漸習慣和滿足於採取綏靖政策應對。在此背景之下，美國保守主義思潮的崛起以及“布什主義”的應運而生，正在深刻地影響和有力地改變着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狀貌。【全文完】

－－原載：《觀察》，2006-12-04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1608&ad=12/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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