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在東歐和北越的影響（一）

作者:程映虹

－－對“雙百方針”和“反右”運動的再考察

1956和1957年的“非斯大林化”標誌着冷戰時期全球共產主義陣營的第一次嚴重危機，其間發生了很多重要事件。赫魯曉夫在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上關於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震動了整個共產主義世界，在很多國家導致對共產黨體制的挑戰，特別突出的挑戰是1956年底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他東歐國家雖然基本上未發生由政治抗議引發的大規模暴力事件，但黨內辯論和異議知識分子的聲音還是非常普遍，同時也發生了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在亞洲，中國知識分子對共產黨體制的批評――尤其是在1957年春天的“整風運動”中的批評是眾所周知的。在北越，知識分子直接向黨國體制挑戰，在1956 年秋發起了“《人文》、《佳品》”運動，同時北越義安省農民發動了反抗越共“土改”和整個農村政策的武裝暴動，在城市也發生工人和學生的騷亂。

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11月，當蘇聯坦克開進布達佩斯鎮壓了匈牙利革命之後，整個蘇聯東歐的政治氣氛發生了根本變化。但在中國，中共繼續允許知識分子批評政府，這不但給蘇聯造成了壓力，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了東歐黨內改革派發出自己的聲音。“匈牙利事件”發生後不久，北越政府鎮壓了義安省的農民暴動，用取締報刊和發起批判壓制了知識分子的異議；但到了1957年春，隨着中共對知識分子批評的寬容和鼓勵，越共的“反自由化”運動失去了勢頭，越南知識分子也恢復了對黨的批評；直到1957年初秋，越共尾隨中共發起了大規模“反右鬥爭”，結束了所謂的“自由化”。在東歐，中共的“反右”給了東歐一些黨內改革派勢力最後一擊，“匈牙利事件”後殘存的改革派人士最終在1958年初被清除，世界共產主義陣營的第一次大規模政治危機至此告終。

迄今為止，有關“反右”的研究基本以中國國內政治為主要背景，本文選擇一個不同的角度，把中共的“雙百方針”和“反右”運動放到國際共運的大環境中觀察，着重分析1956年至1957年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在東歐和北越的影響。由此可以發現，中共的“雙百方針”和“反右”運動之決策，不僅服務於國內政治目的，而且與中共的國際目標有重大關係；“雙百方針”的提出，不單純是為了“引蛇出洞”，也是中共在國際共運陣營里爭奪領導地位的舉措。如此才能充分認識 “反右”運動的由來和毛主義的實質。

一、“莫斯科中心論”和“中國聯繫”

在敘述和分析“非斯大林化”或自由化運動時，人們常遵循“莫斯科中心論”。在這個模式的敘述中，處於邊緣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初對蘇共批判斯大林的反應是震驚和困惑，但很快一些國家的黨內外人士就利用這個機會發出那些通常不被允許的改革之聲，由此出現了一場自由化運動。考慮到蘇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及一些重要事件的先後順序，“莫斯科中心論”基本上符合歷史真實，但有必要注意“莫斯科中心論”的一些盲點，其主要缺陷是，忽視和低估了那些並非起源於莫斯科的政治變化，這常常導致對一些複雜歷史事件和對各國共產黨之間相互關係理解的簡單化。

“莫斯科中心論”還有一個重大缺陷，它強調在這場自由化運動當中受到挑戰的主要是“斯大林模式”，卻忽視了“毛澤東模式”實際上同樣受到了挑戰。在中國和北越，“土改”、“鎮反”、“整風”、黨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對文學藝術創作的嚴酷控制，這些相似的政策與其說是“斯大林模式”的產物，還不如說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發明創造。這些做法通過思想、組織和人事方面的渠道至少對北越的共產黨革命產生了重大影響。1956年到1957年期間，這些毛主義的產物不但在中國“右派”的言論中，而且也在北越知識分子中受到了挑戰。

今天回顧20世紀的國際共運史時很多人以為：“斯大林模式”(以農業集體化、工業化和黨內清洗等為代表的建立極權主義體制的道路)在50年代中期受到了清算；而毛主義(以“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用“不斷革命”來鞏固和發展極權體制)的被批判始於70年代末，是“文革”的災難性後果引導着人們開始否定毛主義，但毛主義關於“民主革命”和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很多政策還是“符合實際”的。這就是所謂毛澤東的“早年”和“晚年”之區別，也是其個人功過“三七開”的主要根據。然而，回顧1956年到1957年的歷史，在國際共運陣營清算“斯大林模式”的同時，這個被“七分肯定”的毛主義實際上也受到了批判，儘管在程度和影響上與蘇聯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還不可同日而語。

本文從中共與北越黨和一些東歐黨的關係（中國聯繫）出發，考察共產黨國家在50年代中期由“非斯大林化”引發的自由化，並強調“中國模式”或毛主義在這場政治巨變中的作用。這是一個至今被“莫斯科中心論”所忽視或低估的問題，即使是在信息自由的西方學術界也是如此。[1]

“中國聯繫”的內容非常複雜，它包含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共的“土改”、“鎮反”、“整風”，以及經過“延安整風”形成的知識分子政策和文藝政策, 這些對北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結果是北越在1956年到1957年間的“自由化”實際上不是反斯大林主義，而是針對這些毛主義的產物。但毛主義的這個側面在東歐國家基本上未產生重要影響。第二方面是中共當時的“雙百方針”、從1956年初到“反右”前寬鬆的知識分子政策以及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內存在人民內部矛盾等。這些政策客觀上是對此前很多政策的修正，具有明顯的“解凍”或“自由化”傾向，在實踐中不但鼓勵了中國知識分子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且啟發、鼓勵了東歐和北越黨內的改革派和異議知識分子的活動。東歐把毛主義和“中共模式”的這個方面借用來作為對抗斯大林主義和蘇共強權的意識形態武器。而在北越，異議知識分子則用毛主義和“中共模式”的這後一方面來對抗其前一方面。從這個意義上看，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在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後繼續發揮着影響，直到中共發動“反右”運動為止。第三方面是毛主義和“中共模式”對其它國家共產黨處理危機的方式之影響，包括毛澤東的“引蛇出洞”策略的國外應用以及對自由化運動最終的鎮壓。中共的“反右”給了東歐和北越自由派知識分子和黨內改革派以最後和致命的一擊，從而宣告了斯大林死後共產黨陣營內自由化運動的終結。

應該指出，毛主義或“中國模式”的這三個方面在具體政策傾向上雖然有重大甚至原則性差別，但在兩個根本點上是相互聯繫且完全一致的。其一，在國內它們都是為了維護一黨專政這個目標，不同的僅僅是達到這個目標的手段和途徑。中共建政之初，還處於體制上的摸索階段，尤其是在處理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上更是如此，因此在一定階段內表現出靈活性。那也是毛澤東掌權的26年中唯一的一次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控制上表現出靈活性的時期；其二，在國際上，它們都服務於在國際共運中推廣“中國模式”和樹立毛主義的地位這個總方針。在斯大林去世並受到批判、蘇共領導地位受到“二十大”正反面影響的衝擊的形勢下，中共企圖通過推廣自己的模式來擴大它在國際共運中的影響、甚至和蘇共平起平坐。

本文討論的“中國聯繫”主要涉及兩個方面。其一是中共和東歐(一定程度上蘇聯也包括在內)從1955年到1958年初的關係；其二是中共和越共在相同歷史時段內的關係。通過分析“中國聯繫”，不但可以看到一個“莫斯科中心論”無法解釋的共產黨國家政治變化的源頭，而且可加深認識那個階段的歷史演變，進一步擴展分析的時間範圍，比如，有必要將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報告之前和匈牙利革命被鎮壓之後的諸多事件也納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和越南知識分子的抗爭實際上是一種不同于波蘭－匈牙利事件的政治抗議模式：波匈是有工人和市民大規模參與的政治暴力事件，特別是在匈牙利，政權更替成為公開訴求，知識分子最終被邊緣化；而中越始終以知識分子的抗爭為主，爭取言論自由始終是主要訴求。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