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從來不會白白地從天上掉下來。我曾經寫過一篇名為《弱女子撬動“潛規則”》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我向盧雪松和宋飛兩位年輕的女教師致敬：前者因為在其任教的吉林藝術學院向學生介紹記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而被停課乃至“取保候審”、“勞動教養”，後者因為揭露中國音樂學院的招生黑幕而面臨巨大的、無形的壓力。她們都如同“壓傷的蘆葦不折斷”。然而，中國學界的腐敗、中國知識分子的懦弱、中國社會道德的滑坡，卻需要由這兩位剛剛三十出頭的年輕女教師來改寫，這究竟是我們的光榮，還是我們的恥辱呢？

我一向認為，女性比男性更加勇敢，對於黑暗與光明、邪惡與正義的區分，女性也比男性有着更加直接和敏銳的判斷。她們靠往往能夠依靠直覺接近正義，這不是一個過於複雜的過程。在中國有盧雪松和宋飛這樣令人尊敬的女性，在西方也有像法拉奇（Oriana Fallaci）和阿揚-阿里（Ayaan Hirsi Ali）這樣令人尊敬的女性。她們給冰冷的世界帶來溫暖和光明，她們實踐了柔弱勝過剛強的真理。她們呵護着文明的底線，她們捍衛着人類的尊嚴。

在表面上，西方世界似乎不存在像專制國家那樣的“言論不自由”的問題——公民的言論自由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障，也成為一條不言自明的社會準則。一名知識分子一般不會因為表達了與主流社會背離或衝突的觀點而遭致迫害和歧視，更不會像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那樣因為“過於聰明”、“蠱惑青年”而被大眾投票處死。但是，在西方社會中卻存在着一種潛在的、隱秘的“言論自由的界限”，那就是深厚的“政治正確”的傳統，那就是“文化相對主義”的迷宮，那就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某些“不可以批評”的存在——其中，表現得最為突出的就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知識分子不敢或不願批評以蘇聯和中國為代表的共產世界的暴政，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向斯大林和毛澤東這樣的暴君獻媚。即便蘇東劇變、共產主義制度崩潰之後，西方知識界占據主流地位的左翼勢力仍然沒有消退。

在近年來與之相似的一種新的表現，便是西方知識界對伊斯蘭世界的專制主義和恐怖主義傾向保持死寂的沉默——許多博學多才的西方知識分子，太知道批評哪一些東西是沒有危險的、批評哪一些東西是有危險的，他們可以在咖啡館裡自由自在地、自得其樂地痛罵美國是帝國主義、痛罵小布什是希特勒，因為他們知道這麼做完全是安全的。他們卻不敢對伊斯蘭世界種種可怕的現狀說三道四，如文萊蘇丹將皇宮變成妓院、阿富汗塔利班砸毀巴比揚大佛、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用毒氣屠殺庫爾德人、伊朗悍然研製核武器等倒行逆施的行為，罕有勇敢者挺身而出表示譴責。這些過於聰明的左派個個都心知肚明：那樣做太危險了。

馬蜂窩是不能去捅的——英國作家拉什迪因為寫作《撒旦的詩篇》而遭到霍梅尼的死亡通緝令、不得不在此後十多年時間裡東躲西藏，誰敢重蹈其覆轍呢？甚至在 “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後，這些貌似公允的左翼人士仍然聲稱這是美國錯誤的外交政策釀成的慘劇，美國應當好好地反省。如此，他們便將真正的兇手輕輕放過了，卻不吝在受害者傷口上抹了一把鹽。這些固執而偏執的知識分子們明知玩弄“東方主義”把戲的薩義德在說謊，揭示第三世界國家“自我殖民主義”的奈保爾說出的才是真相，卻樂顛顛地跟在薩義德的屁股後邊，對奈保爾言說的真理不置一詞。

在西方知識界普遍的犬儒主義之中，在“反美主義”甚囂塵上的時刻，有兩個勇敢的女子站了出來。她們的身軀雖然瘦小柔弱，靈魂卻高貴挺立。她們像中國的盧雪松和宋飛一樣，向着那“不可以批評”的龐然大物說出了真話。與其說她們為美國辯護，不如說她們在捍衛自由價值。她們是真正的保守主義者。或許女性真有某種一眼洞穿“政治正確”把戲的慧眼和直覺。這兩個讓我肅然起敬的女子，就是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和荷蘭女議員阿揚-阿里。

法拉奇幾乎成了當代新聞界的一個神話。在她那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記者生涯里，曾經採訪過甘地、瓦文薩、基辛格、霍梅尼、卡扎菲、鄧小平等改變了世界的大人物。她那尖銳的問題讓某些貌似莊嚴的大人物們露出了“猴子屁股”，讓許多高傲神秘的暴君不知不覺地將其醜態暴露於全世界公眾面前。法拉奇嚴厲指控裝腔作勢的利比亞統治者卡扎菲是“以食死屍為生的土狼，是地中海地區的第二個墨索里尼。”作為蔑視暴政的正義的代表，她深知撰寫此類文章可能會帶來殺身之禍，但她仍然寫下這樣的話：“我知道卡扎菲的支持者和僕人們會說我必須為此文付出代價。他們知道如何找到我，如何伺機取我性命。過去就有人這樣威脅過我。面對這種威嚇，我的回答是：我可不害怕他。”此種超越生死的態度怎能不讓人肅然起敬？

在法拉奇的採訪經歷中，她曾直接追問鄧小平為何不將獨裁者毛澤東的畫像從天安門城樓上取下，並要求這個統治十億人的大人物有一點禮貌，不要在女性面前吸煙；她還在霍梅尼面前毫不畏懼地指出伊斯蘭世界中婦女權利被侵害的事實，兩人唇槍舌戰之際，她甚至將自己身上的披風扯下來，扔在這個固執的宗教領袖的腳下。這就是法拉奇，當她不畏懼任何事物的時候，那些看起來令人畏懼的事物便反過來畏懼她了。從基辛格到卡扎菲這些強悍的男人，都對接受了她的採訪深感後悔。因為讀者們閱讀了法拉奇的採訪之後，對被採訪者的看法直線下降——這就是法拉奇的力量，這就是法拉奇的魅力。

有一次，法拉奇正在貝魯特採訪，“伊斯蘭真主之子組織”發現了她的行蹤並企圖綁架她。極端的原教旨主義者從來就沒有原諒過她對霍梅尼和卡扎菲“無禮”的採訪，他們覺得她褻瀆了真主，準備用暴力來報復。這天早晨，一位記者衝進法拉奇旅館的房間示警。法拉奇身穿睡衣從床上跳起來，飛快地跟着朋友躲進了另外一個房間。她在那裡打電話給一名維和部隊的意大利將軍求助，將軍立即派遣了一個小分隊前去包圍了該旅館，然後護送她回到維和部隊的營地。事後她才知道，她先前居住的那個房間遭到了衝鋒鎗的掃射。

死亡的威脅沒有讓法拉奇改變其保守主義的立場，也沒有讓她保持沉默。二零零五年，法拉奇出版了一本名為《理性的力量》的新書。如果說四年前那本針對“九• 一一”的著作《喧囂與文明》以情感與氣勢見長，那麼這本《理性的力量》主要反映出作者冷靜深入的反思。“九•一一”之後，西方知識分子要麼不知所措，要麼裝模作樣地說是美國的“傲慢”遭致此攻擊。法拉奇是少數挺身而出譴責恐怖主義、捍衛民主自由價值的西方知識分子。她毫不掩飾地宣稱，美國是人類文明的堡壘，是自由的搖籃，她要與這個飽受攻擊的國度站在一起。

經過四年冷靜的思考，法拉奇得到了最終的思考結果，那就是堅定、公開、徹底的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立場。在《理性的力量》一書裡，她毫不掩飾對伊斯蘭教中的基本教義派的厭惡，她認為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派正在進行着一場征服並摧毀現代文明的戰爭。文明是需要人去保衛的，自由是需要人去爭取的，正義是需要人去持守的，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卻正在自掘墳墓。短視的西方政要們也對企圖撼動西方文明根基的挑戰毫無察覺或不以為然，他們在恐怖主義面前喪失警惕、步步退讓，任由國內的伊斯蘭勢力坐大。懦弱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教會也沒有勇氣正視面臨的挑戰，只會講些“對話”、“寬容”之類的空話。法拉奇在書中呼籲西方公眾團結起來，保衛自己的文明傳統。因為一旦在不知不覺之中失去了自由，再要尋找回來可就難於上青天了。

與《喧囂與文明》出版後的命運一樣，《理性的力量》一經問世，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就賣出上百萬本。法拉奇自己翻譯的英文版也已在美國上市，銷售勢頭強勁。對此，歐美左翼知識分子們又是一片譁然，對法拉奇口誅筆伐、群起聲討，因為她的言論太不符合左翼陣營“政治正確”的標準了——難道伊斯蘭國家不是弱勢的、值得同情的“第三世界”嗎？那些狹隘而陰暗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教徒們更是怒不可遏，二零零五年五月，意大利伊斯蘭聯盟主席史密斯就以“褻瀆宗教”的罪名，向法院起訴法拉奇。法拉奇，這位已經身患癌症的老太太，像舊約中的先知一般，卻在暴風雨中巋然不動。

與法拉奇一樣，出生於索馬里的荷蘭女議員阿揚-阿里也是一位西方世界中少有的呼籲伊斯蘭改革、反對虐待穆斯林婦女的勇敢者。阿里成功地逃離了那個非人的國度，在歐洲可以平平安安地做一個難民。但她並沒有滿足於這種“一個人的自由”，她深知還有那麼多的姊妹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她要為她們說話——在西方主流媒體上，幾乎看不到伊斯蘭世界中的婦女的聲音，她們是人口數以億計的“沉默的大多數”。

伊斯蘭世界中婦女的悲慘遭遇，其實大部分的西方人士多多少少地會知道一些。但他們很少給予真正的關注，他們害怕惹禍上身。有些善於作秀的歐美自由派人士，口口聲聲說要為婦女爭取基本人權，為本國的墮胎、娼妓、同性戀等事宜吵個不停，卻罔顧伊斯蘭世界中成千上萬被虐待乃至被殺害的婦女的命運，仿佛她們生活在另外一個星球上似的。這些政客和學者們甚至恬不知恥地打着“尊重多元文化和信仰”的幌子，心安理得地為自己的冷血和怯懦開脫。在這種可恥的觀點的背後，才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種族主義的思維：他們認為某些人生來就是奴隸，某些人生來就不配享有人的生活，那些幫助受壓迫者的行為統統都是“文化侵略”。

二零零四年，阿揚•阿里與荷蘭人梵高（畫家梵高的後裔）一起合作拍攝了一部揭露伊斯蘭世界虐待婦女的電影。這部電影中所呈現出來的穆斯林婦女血淋淋的慘痛遭遇，立即震動了整個歐洲，這是一個超乎西方人想象的黑暗王國。伊斯蘭恐怖分子們頓時惱羞成怒，發誓要殺死製片人。不久，梵高果然遭到極端分子殺害。當梵高的屍體被發現的時候，他的脖子幾乎被割斷了。殺手布耶里在凡高的胸口上釘上一封沾滿鮮血的信，指名還要向阿里“復仇”。兇手在信上說：“你的話里完全不掩飾你對伊斯蘭的敵意，你應該將自己打成碎片。”

梵高一案震驚了一向安寧平和的荷蘭社會，人們更為阿里的安危而擔憂。荷蘭警方先後破獲了兩起針對阿里的刺殺計劃。荷蘭人民從沉睡中醒來，上街遊行抗議恐怖分子對自由價值的威脅，呼籲政府制訂更為嚴格的措施來保護阿里的人身安全。三十五歲的阿里，在死亡的威脅面前沒有退縮。

阿里堅持認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來自於狂熱的偏見，這樣的宗教信仰是需要改革的。阿里自己有過如此的經歷：她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生長在動盪的索馬里的一個伊斯蘭家庭，她從個人的體驗出發——割禮、拷打和強制婚姻——這一切都是對女性的壓迫和殘害，講述了一種邪惡的信仰、文化和制度是如何戕害女性的肉體與精神的。這讓我想起了胡適說過的一句話，判斷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只需要看看這個社會怎樣對待女性和孩子就足夠了。阿里在荷蘭議會和其他若干公眾場合，多次現身說法地告訴大家說：我曾經是一名性奴隸，這就是數億穆斯林婦女的命運。再也不能讓我們的後代繼續過此種可怕的生活了，人們必須行動起來致力於改變此種狀況。

在阿里的倡議下，荷蘭警方對境內兩個城市中存在的虐待穆斯林婦女的案件進行了廣泛的調查，並在八個月內記錄了十一宗謀殺案——這些穆斯林婦女都因為“使家庭蒙羞”而被其男性家屬殺害。她們是男性的附屬品，她們的生命輕如鴻毛，即使被殺害之後也根本無人過問。

阿里在荷蘭的普通民眾當中獲得了相當的尊敬，但許多荷蘭政客和知識分子卻認為她走得太遠了。荷蘭是歐洲左翼思想的大本營之一，無論是議會中的中右翼政黨還是左翼政黨，都批評阿里的觀點過於“極端”。阿里侵犯或突破的，是另外一種長期存在於西方政界和學術界的“潛規則”——那些我們不肯說出來的秘密，你最好也不要說出來，否則你會讓我們失去面子，我們就只好打壓你這“出頭鳥”了。阿里就像安徒生的童話《皇帝的新裝》中那個說出皇帝什麼都沒有穿的孩子，說出這樣一個常識卻如此艱難。後來，阿里因為被揭露出在填寫入籍表格中存在部分不實之詞，而被取消了荷蘭國籍。荷蘭社會的犬儒主義在此事件中暴露無遺。阿里被迫離開荷蘭，此時向她伸出溫暖的雙手的是美國。美國的著名智庫“企業研究所”為她準備了一個研究員的職位，讓她能夠繼續發出那振聾發聵的聲音來。

在言論自由的維度上，中國的兩位年輕女教師盧雪松和宋飛挽回了中國知識界和文化界的榮譽，而法拉奇和阿揚•阿里則挽回了西方知識界和文化界的榮譽。法拉奇和阿里以她們女性的自覺和善良驗證了布什主義的正確。環顧西方知識界，男人們都到哪裡去了呢？他們怯懦地呆在窗戶後面觀看這場生死存亡的大搏鬥，甚至還要說幾句風涼話。

熱愛自由是人的本性，對是非善惡的判斷，其實並不需要多麼淵博的學識，有時僅僅需要直覺就夠了。邪惡就是邪惡，並不因為多元主義、相對主義、寬容等如花似玉的字眼和概念，就能夠掩蓋邪惡的本質。寬容當然是必要的，但我們不能毫無原則地寬容，以至於裝模作樣地去“寬容”那些剝奪我們的自由的力量。那不是寬容，那時怯懦和鄉愿。

盧雪松、宋飛、法拉奇、阿里，這四位勇敢的女性，以她們的純粹、剛毅和堅韌，擊敗了邪惡勢力瘋狂的進攻，守住了人類文明的底線。在與專制暴政和恐怖主義的鬥爭中，她們將是最後的勝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