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電掣風馳般地行使在堪培拉到悉尼的高速公路上。

　　車窗外，藍天白雲，碧草連天。

　　看到那藍天白雲下成群的牛羊，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同事，人稱“樸素主義美學家”牛傑的那句“羊大為美”的美學名言，我撲哧一笑，覺得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美的國家。

　　牛傑是二十年前我在國內省城A大學的同事，那時我們都住單身宿舍，牛傑住我宿舍隔壁。牛傑，人短小精悍，但牛皮吹得嘩啦響。文革時期，牛傑是省委寫作班子的筆桿子，是個大紅人兒，“四人幫”倒台後，牛傑被歸類為“三種人”，發配到A大學教中文，但條件是永遠不能提拔當領導幹部。

　　因為有案在身，牛傑在學校始終保持低調，夾着尾巴做人。但我發現他狼性難改，一聞到腥味，渾身即躁動不已。既然政治仕途氣數已盡，牛傑就琢磨着如何在商業上翻身，但當時教中文這個行當不怎麼吃香，而經濟財經類教師奇缺，錢特別容易賺，於是，牛傑就削尖腦袋往財經教師的行當里鑽。恰好，北京某大學辦個經濟類教師進修班，牛傑便去廝混了半年，回來後從中文系調到財經系，改行當了政治經濟學教師。

　　我所看到的牛傑形象倒符合他真實的性格，他對出頭露面的事情特感興趣， 可能是他又恢復了往日的自信, 但碰到真獵手，他准尿褲子。記得有一天讀《人民日報》有篇講美國總統里根的經濟政策的文章，其中，有一個術語我弄不懂，專門請教他這位經濟專家，他對我所問的問題不屑一顧，言下之意是我太簡單，太幼稚，於是他信口胡謅了一大套。我聽後覺得不對勁，便親自查資料做了一番研究，結果發現他真是胡說八道。當我找到他，與此這般地同他理論時，他滿面笑容，並不覺得丟臉面。末了，他還拍拍我的肩膀，說有好酒，邀我晚上和他喝幾杯。酒過三巡，牛傑借着醉意，稱兄道弟之後吐出真言：大家都在江湖上混，彼此不必太認真，還是都糊塗一點的好。

　　於是，牛傑的戲又接着演下去。有一天，他突然向我當輔導員的那個班級的團支書提出他要搞個美學講座，說要在“全民文明禮貌月”里儘自己作為老團員的一份義務。團支書請示我咋辦，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牛傑的那冠冕堂皇的請求，吩咐貼海報在校園廣而告之。

　　那天的美學講座我去聽了。牛傑在談到美學的基本概念及名家朱光潛、王朝聞後便話鋒一轉，問道：“大家知道中國古代美的涵義嗎?”，學生啞然。牛傑接着白話說：人的審美意識隨時代的變遷而變化，從審美的主體來看就是“識時務者為俊傑”;中國古代美的標準是“羊大羊肥為美”，在母系社會裡，漂亮女人見到捕捉到肥大山羊的壯實男人，便認為他們很“美”，紛紛擺出求偶的姿態，並以身相許，分得一份烤羊肉。你們看，“美”字是上下結構，即“羊”與“大”的上下組合，現代漢語裡“美”原來是象聲詞，其發音是從山羊叫聲臨摹來的。最後，牛傑學了一聲山羊叫：“哞--”, 即“美”的最初的發聲， 逗得同學們笑得前仰後合。

　　牛傑當時確實“看上去很美”，他大部分時間都在校外兼課撈外快。他沒有不會講的課，凡是別人不能講的，他都敢講。在學校里，他財源滾滾，確實是頭大肥羊。

　　牛傑腦子確實很靈，他邊學邊教，現炒現賣。有天晚上，他又來我的房間吹牛，這次是吹噓他的應變能力。他告訴我他白天差一點在課堂上出了洋相，因為突然發現沒有料子下鍋了。我問他這回又是怎麼“化險為夷”的，他說：“我對學生說：‘同學們，對不起，這會兒，你們自己先看看書，我要去方便一下。’”於是，他夾着教科書去了茅坑，在茅坑蹲了約10分鐘後回到課堂，又面不更色地侃將起來。

　　牛傑數學基礎其實很差，但他居然連“數理統計”這門難度很深的課也敢講。有一次，在講到“最小二乘法”原理時，他還像模像樣地在黑板上運用高等代數推導一番，數學公式寫了滿滿一黑板。現在回想起來，他當時在學生心目中的形象不亞於美國好萊塢電影“美麗的心靈”中男主人公，諾貝爾獎得主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納什教授。晚上我們喝茶聊天，我問起他的數學推導一事，他樂了，告訴我：“實際上，公式的推導都在教學參考書上，是我上課前我楞背下來的。”我問他：“要是學生要問起來怎麼辦?”他說：“這難不倒我，學生一般不會提問，萬一有學生提問，我會說，某某同學，你的問題實際上很簡單，你先想一想，如果還想不通，我們課後再討論，學生礙於面子，在課堂上不會再追問下去。”我又問道：“如果學生還想不通怎麼辦?”牛傑說：“他們一般都會想得通的，因為他們誰都不願意被老師看成是大笨蛋，這道理就像皇帝的新裝一樣。”

　　我在悉尼國際機場準時接到了馬教授。

　　馬教授是K大學物理學博導教授及“海王星工程”的首席科學家，是第一次來澳州。車出悉尼，馬教授看到高速公路兩旁牧場裡那雲彩般的肥壯和憨厚的羊群，興奮不以。為了逗樂，我又將牛傑的美學理論惟妙惟肖地搬出來講了一遍，馬教授大笑。

　　猛然間，馬教授若有醒悟，問道：“牛傑?你說哪個牛傑?”

　　馬教授說，他所在的K 商學院有一位紅得發紫的“著名的經濟學家”,

　　名牛傑，頻頻在新聞媒體布道，凡是一些熱門話題，如股市行情，國有企業的改制等問題，都能聽到他的聲音。就在出國的前一天晚上，電視還播放牛傑給省委黨校高級幹部研習班講授有關中國加入WTO後的戰略和對策和如何化解 SARS 的經濟風險等問題，侃得頭頭是道。因為是省領導人的博士生導師和座上賓，牛傑在其它城市也被捧得很紅，他演講的門票在市場上可以賣到上千塊錢一張。現在國內領導知識化程度越來越深，不少省長，市長都熱衷於攻讀在職博士，拜大名鼎鼎的牛大師為博導呢。

　　馬教授接着說，他本人及其他教授和牛傑還鬧過一次彆扭，那就是爭當學校“銀河計劃”首席博導教授。省領導為了使K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特地撥專款設立一個“銀河計劃”首席博導教授職位，擔任這個職位的教授每年可以得到額外10萬人民幣的津貼。消息一公布，教授中就炸開了鍋，昔日的窮教授們認為翻身的機會到了，誰都認為自己夠資格當選。但畢竟僧多粥少，為了當“銀河計劃”首席博導教授，教授們暗地裡相互拆台，開會時往日的那種溫文爾雅也不見了，有些人甚至撕破了臉皮。吵鬧了半年才確定下來一個競選程序，經過多輪篩選，最後只剩下商學院的牛傑和空間物理系的馬達維倆教授，於是倆人又比在過去上年裡論文和博士培養人數，結果牛傑以在三年之內發表論文102篇，專著10部，培養了50多個博士生的業績而勝出，馬教授的論文僅比牛傑少一篇而敗北。馬達維及一幫理工科教授不服氣，紛紛嚷着要跳槽到沿海待遇好的大學。學校領導為了息事寧人，另外又設立了若幹個類似的崗位，分別叫“火星工程”“土星工程”“木星工程”“冥王星工程”和“海王星工程”等等，留住了一些鬧情緒的教授。在學校領導的熱情挽留下，馬達維教授也只好屈尊當了“海王星工程”的首席科學家，另外還得到了一個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作半年高級訪問學者的機會。

　　馬教授說：“‘海王星工程’和 ‘銀河計劃’首席博導教授看上去差不多，但含金量卻不一樣，“海王星工程”經費由學校自籌，年津貼只有5萬人民幣。憑良心說，大學領導為了留住人才也是費盡心機，通過多種渠道動員社會資金設崗位，嘿，這裡頭還有段有關你們堪培拉的小插曲呢。學校“南極星工程” 據說是堪培拉的一著名華人企業家發起的，但錢還沒有到位，這位企業家就破產了。學校托人進一步打聽，什麼狗屁華人企業家，這位老兄的真實身份是開中餐館的小老闆，就住在你們堪培拉，但他人小鬼大，專門和國內大人物套瓷，拉生意，國內鬧薩斯(即非典)後，名目繁多的公費代表團和考察團不來澳洲了，這位老兄的生意也就毀了。”

　　說着，說着，馬教授的話語又回到了正題上來了。

　　“喬博士，你我是同行，同類事情才有可比性，這是小學生都明白的道理，干我們這一行的，有些人甚至在幾年內都弄不出一篇像樣的論文。他們文科論文算什麼玩意兒?我敢說，大多是垃圾，信口開河，他們的論文篇數怎麼能和我們的論文的篇數相比呢? 這事後來鬧到省高教局，省高教局請示分管文教衛生的副省長，這位副省長發話了，說什麼‘社會科學也是科學’。誰都知道，省里的許多頭頭兒都是牛傑的在職博士生，這裡頭政治學問可多了，什麼’計劃’,‘工程’，說到底還是上級領導的面子工程呵。”

　　馬教授越說越氣憤。

　　車到了堪培拉，我的思緒還沒有斷。

　　“是不是我認識的那個牛傑?”根據馬教授對那個牛傑的描述，幾乎就是那兔崽子，尤其是他頭上那塊洗刷不掉的“戈爾巴喬夫”胎記。

　　但我真不希望今日的牛教授即是昔日的那個牛傑。

　　我為家鄉父老鄉親禱告，同時也是為自己當年的沉默而內疚。

　　“不會那麼巧吧，天下同名同姓的多着呢。”

　　馬教授聽到我自言自語，似乎是在為我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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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6月初稿

　　2004年3月修改

　　原稿2003年以“肥仔牛傑”為題發表於澳洲華文文學刊物《堪京文苑》第2期並轉載於墨爾本《大洋時報》的“澳華文選”版(2004年3月4日，總5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