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職業籃球，中國的孩子並不認為是什麼了不得的夢想。我也不是從小就夢想成為籃球運動員。小時候我夢想有朝一日成為名人，不論是政治家、科學家或者將軍都可以。我想成就一番大事業。

　　美國孩子長大後能打職業籃球的很少。中國孩子，這種機會就更小了，中國孩子多，而全國卻只有14支甲A職業籃球隊（級別再低一些的就很難稱為職業球隊了）。中國球員的薪酬要比NBA球員低得多，要想發財是異想天開。NBA發展聯盟（NBDL）球員的年收入3萬美金，中國的頂級球員年收入也並不比他們高。中國球員像所有職業運動員一樣，退役時遍體鱗傷;而他們還得另謀一份工作。你最擅長的只是彈跳、投籃，你能找到一份什麼更好的差事嗎?正因為如此，我父母以前從不想讓我成為職業球員。儘管我爸爸曾經打了9年職業籃球，我媽媽曾效力於國家女子籃球隊。我爸媽不想讓我再走他們的路，想讓我過上更好的日子。

　　我很小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肯定會長得非常高，他們這樣想:身高超過2米10，找常規的工作會很困難，所以，把書讀好就更重要了。

　　中國人有這樣的習慣———在孩子很小的時候用X光照他們的手，測量骨頭以預測未來的身高。我10歲的時候1米65，X光照過後說我會長到2米21。開始的時候我非常興奮，幾年後我大一些就開始想自己這麼高會有多麼麻煩，比如說找不到女朋友。我還擔心自己的孩子會長得更高，因為孩子一般都比父母高。

　　我對於自己的身高我從來不舒服，在這一點上父母幫且了我。在學校里媽媽和我走在一起，當我沒站直的時候，媽媽會拍我的背，對我說:“挺直你的背。”當然，有些孩子拿我尋開心，但這並沒有讓我煩惱，反正每個人都有被取笑的時候。

　　至於衣服倒不是問題，我可以穿爸爸的舊衣服或者買大人裝。等到我比爸爸高的時候，耐克公司已經跟我簽了約提供衣服給我。我不需要太多衣服，反正大多數時候我穿T恤衫和運動衣。

　　長得太高的唯一代價是乘巴士。在中國超過一定身高就要買票。1米20以下的兒童免費乘車。我不記得自己有免費乘車的時候，我上幼兒園的時候已經1米47了。

　　我的個子比同齡人高一頭。在區體校時，籃球出身的校領導認為我是好苗子，並向主管中國籃球的領導推薦，以爭取經費。她們竭力說服我媽媽，並陪着我去面見領導。那時，我12歲左右。我不知道卻那裡幹什麼，他們讓我轉身，向前走，再走回來，就是那麼簡單的一個測試。然後他們聊着籃球的事。

　　這位領導對於成名已久的王治郅所具有的出色籃球天賦極為欣賞，向我們詳盡描述。對我卻並不看好。最終，這位領導還是一次性撥了一萬元人民幣給我們區體校，校領導則在這一年每月給我一百元人民幣的營養補貼。過了幾年，我已加入了東方大鯊魚隊，初步成名，父母將這段往事告訴我。

　　媽媽並不介意我不能成為優秀的職業籃球運動員。聽到我很難成為一個好的籃球手的時候並沒有感到失望。若我想成為職業籃球手，他們不會反對，但他們希望我另有所長。媽媽最大的願望是讓我念大學。在中國，要成為職業運動員，十二、三歲就得開始訓練，每周去學校3次，每次三四個小時。在美國，你可以今年做這樣明年做那樣，或上着大學邊惦記着做職業球員。而在中國，你必須二者選一，一旦決定自己所走的路，就很難改變。媽媽認為如果我念大學的話，就可以在城市裡找一個工作，總之能過上好日子。我的父母打籃球都不是因為他們喜愛籃球，是領導安排的。

　　媽媽跟我講過文革時期打籃球的事，至今我都覺得難以置信。那時候最受尊重的三類人是工農兵，全國的口號是向工農兵學習。體育運動被認為無足輕重，但毛澤東喜歡籃球，因為籃球需要刻苦和集體協作。那時籃球的水平不怎麼樣，因為外國的教練和訓練都不被准許。毛主席當然不願意美帝國主義跑來教打球，以免中國人的心靈受到毒害。

　　心中裝着這樣的口號，運動員去工廠勞動，或者去建築工地背磚頭。這是他們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工廠工人、農民和建築工人會指導他們。運動員上午勞動，下午訓練，但並不能保證有訓練場地。文革期間比賽也很少，只是很多訓練。打球是為了學習怎樣成為一個好黨員、好公民，打敗另一支球隊不是目的。不管你從事什麼工作，打籃球、唱歌、做記者、當兵，你做的事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文化大革命服務。

　　最難以置信的是，領隊會邀請工人、農民和士兵來觀看訓練。訓練結束後，他們要問工農兵的意見，哪些方面需要改進———更多的投籃?改進運球?還是加強防守?工農兵對籃球懂得不多，他們通常告訴運動員們要更刻苦地訓練，永不放棄。

　　聽上去很滑稽，但我覺得不應該嘲笑那時候的人。他們懂的不多，只知道做別人讓他們做的事。雖然工人們不懂籃球，但感到自己身上的責任，既然被叫去看球，就要盡力幫忙。

　　也許他們的建議很奇怪，但他們很努力地在幫忙。我覺得歷史和我們中國人開了一個玩笑。

　　姚志源（姚明父親）:我20歲開始打籃球。我是工人，在工廠錘接電機部件。文革時那會算不錯的工作了，因為工人的社會地位最高。其次是農民，第三類是士兵，然後才是科學家，商人地位最低。我知道有些人說我兒子現在也算是商人了，我並不這麼看。不管怎樣，年代不同了，現在的時代好，我很為姚明驕傲。那時政府官員見我個頭高，就建議我打籃球，更好地為國家服務。就這樣我去了上海籃球隊。

　　球打了只有兩年，我的左膝就出現問題，被迫讓右腿承受更多壓力，六年後右腿也受了傷。29歲時我退役了，他們給我在上海港安排了一份工作，檢查要停泊的船隻。這樣，我不用掄錘子了，而是蓋蓋批准章。我一直在那裡工作，直到為姚明的新人年來到美國。現在一年中一半時間在休斯頓，一半在上海，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工作。那可是一份有權力的工作，沒有批准，船隻不能靠岸，而你要是不想讓它靠岸的話，總能夠找到理由。

　　我得到那份工作很幸運。中國許多運動員退役後得從底層開始做起。他們通常沒有任何技能，比其他早開始做一樣工作的同齡人，落後太多了。任何體育項目都不能讓你賺足夠的錢，使你退役後無須工作。我們不希望姚明像那樣，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不想讓他進體校。

　　我9歲的時候，上了我所在區的少年體校第一次玩真的籃球。我4歲或5歲的時候，爸爸給過我一隻玩具籃球，但我覺得不很帶勁，我更喜歡其他玩具。我很小的時候他們帶我去看過哈萊姆親善籃球隊（HarlemGlobetrotters）。很好看，但我不是因為他們才想打籃球的。

　　在中國，9歲的孩子可以去區裡的兩種學校———普通小學或者少年體校。入選少體校不需要展示某項體育專長，只要你父母高或壯，或者測試說你會長得高大或強壯，少體校就會邀你加入。我父母都很高，而且打到很高水平，我知道自己一定會被少體校邀請的。剛開始父母不希望我去，不過最終還是允許我去了，希望我在學校的體育系統打球，然後念大學，而不是加入職業聯賽。聽起來似乎矛盾，但如果你在少體校打過籃球的話，上大學的機會更大，高考時可以加分。我聽說美國高中也是這樣，如果學習成績不好，搞體育對大學錄取也沒什麼幫助。除非你是個特別好的運動員，那樣的話就比好成績管用得多。所以父母讓我上初級少體校———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對上大學有幫助。區少體校為9到12歲孩子辦的，與普通學校沒有什麼兩樣。市少體校招收全市這個年齡段、領導確信能成為職業運動員的孩子。市少體校設施、教練、訓練場地都更好。我本可以去的，但爸媽不想讓我去。

　　劉煒（上海大鯊魚隊、國家隊隊員，姚明最要好的朋友）:我和姚明第一次見面是在中學的籃球場上，我們是對手。我們都沒上市體校，因為我們的父母都不希望我們成為職業運動員。那時我比姚明球打得好。他已經很高，差不多兩米了，但打球並不很好。他的水平直到去了東方青年隊才真正提高了。好笑的是，因為我和姚明一起長大，我一直不覺得他特別高。他從未一下躥很高，只是從小就比其他孩子高，然後一直穩步地長。

　　我們成為朋友後常一起打電子遊戲。我玩打鬥或戰鬥遊戲絕了，而他老是贏射擊遊戲。

　　我們沒太多錢，每個禮拜帶着攢下的錢去遊戲廳。那時候最喜歡的遊戲是“街霸”。

　　我13歲半的時候知道自己有機會當職業籃球手。那時大鯊魚隊邀請我試一下他們的青年隊。當時他們還不叫大鯊魚，而只是上海籃球隊，一支乙級隊。在我加入大鯊魚的前兩年，他們在乙級聯賽中拿了第二。前兩名升級，後兩名降級，這樣上海隊升入甲級，成為了大鯊魚隊，因為甲級隊必須有別名。你知道那年乙級聯賽的冠軍現在已被降到了丙級。他們的資金用光了，好的球員都離開了。

　　球員可以加入CBA任何一支球隊，但大多數人選擇離家近的球隊。很長一段時間裡，八一火箭隊占據優勢，因為他們作為軍隊球隊可以在全國物色球員。球員要做的就是同意入伍，進了八一隊既不用為錢操心，也無須去打仗，待遇很不錯。我12歲的時候，八一火箭隊寫信給我媽，問我知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兒打球。我本可以進八一隊的，但媽媽還是不想讓我去。

　　她仍希望我留在家，念上海的大學。

　　八一火箭隊招收球員方面的優勢，是他們贏得最初的五次CBA錦標賽的重要原因。但現在的形勢不同了，至少是因為有了上海大鯊魚隊，八一火箭隊不再獨占這種優勢。90年代中期，當甲級隊伍日漸壯大時，上海隊與其它地方隊一樣，只有本地球員。現在大鯊魚聲名在外，上海又是個現代化大城市，球隊很有吸引力。加入東方青年隊的球員，如果最後不夠好打不上職業籃球，隊裡會讓他念一所好的高中或是大學。大鯊魚有這樣的本事，不是每個球隊都辦得到的。所以現在許多家庭都希望兒子去大鯊魚隊。

　　對我父母而言，讓我加入東方青年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時青年隊的教練是我父母的朋友，他竭力勸說他們讓我打球，並保證說不會浪費我的時間。如果我不想入大鯊魚或者不夠好的話，他會幫忙把我弄進一所好大學。凡事我喜歡一步步來，不要跳過步驟，所以我對沒上大學這件事還是蠻失落的。其實我是上海一所大學的榮譽學生，儘管一天課都沒上過。我還是希望進大學，也許我退役後去吧，去學國際商務關係，或者類似的專業。

　　當我被邀請加入東方青年隊的時候，我並沒有考慮這些。達到那個水平已經是很高的榮譽了，那也是進國家隊的唯一途徑。我還不敢奢望去NBA打球，但一直夢想進國家隊。一個原因是我知道的第一個名人是李寧，1984年奧運會體操比賽上，他贏得六枚獎牌———三金二銀一銅。在我孩提時代，真正的榮譽是為國家作出很大貢獻，比如說贏得奧運會獎牌，或者成為偉大的軍事領袖。中國雖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在與別國的體育競技上取得的成績還遠遠不夠。中國人都意識到這一點。因此，有人在國外取得成功，就是巨大的成就。但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機會到國外比賽，甚至是沒有機會走出亞洲去比賽。加入青年隊後，上學時間就很少了。前6個月，我們每天訓練10個小時，一天4堂訓練課———6:00—7:30，8:30—11:30，2:30—5:30，6:30—8:30。6個月後教練說:“好吧，現在開始一天只要練4小時。”其實那還是很多的，但10個小時都練過了，這就不算什麼了，我們好高興。

　　劉煒（國家隊隊員）:我試着不去想早期青年隊的日子。我只記得我們不停地跑，不停地練。連續6個月，我的頭髮都沒有幹過。不過姚明和我兩個人來自同一區，打到最高水平，不是偶然的事情。我們倆互相依靠和促進，那種幫助是很大的，別的球手就沒有那樣的幸運。姚明去了NBA之後，我在大鯊魚，有一次連輸5場，他打來電話，讓我冷靜下來，告訴我該怎麼做。此後我們5連勝。

爸媽幫助我成為一個好的球手，儘管那不是他們的初衷。我在青年隊的時候，打球很軟。我不去三秒區，只想從外圍投空籃，作後仰式跳投。不過那是不行的，我是中鋒，如果我不走內線，其他人不能找到投空籃的機會。

　　我記得15歲時，有一次跟父母一起看大鯊魚打球。那時我還在青年隊，而大鯊魚也還是乙級隊，那場的對手是北京鴨，中鋒叫單濤，幾年後巴特爾加入北京鴨後兩人並稱“雙塔”。那是在聖安東尼奧的“雙塔”大衛·羅賓遜和蒂姆·鄧肯成名之前，休斯頓火箭雙塔哈基姆·奧拉朱旺和拉爾夫·桑普森成名之後。看來我們需要些新的綽號給隊中的雙中鋒。回到單濤，他比巴特爾略高，有一個3秒區內籃筐兩側靠近底線處的動作，用他的肘。他會轉身舉起球，伸出肘部，防守隊員不得不退開，不然胸部或者臉就會被單濤的肘部擊到。單濤因此贏得更多的空間來做跳躍鈎射投籃，不被阻擋。我媽拉着我的手說:“看到沒有，知道自己‘軟’吧?”

　　我說:“是，我看見了。”

　　“以後試着那樣做。”她說。當媽媽說你“軟”時，你自然會聽。這以後我開始逼近罰球圈。

　　爸爸也教了我很重要一招，所以我不會長時間持球，也不喜歡別人在罰球圈裡那樣做。

　　爸爸說拿球時如果沒有機會投籃，傳球後就要快速移動，因為防守者會盯着球看一會兒，就是說他們的注意力不在你身上。在那兩秒種左右的時間，你可以移動到更有利的位置。這是一小點，但非常重要。我一直那樣做，現在還那樣。

　　從每個教練那裡我都至少學到一點。我爸有個隊友王至光，只有1米93，但他帶個子很高的隊員，是個很棒的教練。他教了我許多中鋒的技術，可惜他教得太早，我大些後才領會他所告訴我的。他是第一個告訴我這一點的人:防守的時候，對進攻對方的估計，要和拿球時判斷他們的防守一樣。他還教我防守和進攻一樣可以做假動作。更重要的是，不管在球場哪一頭，都要讓對方擔心你對他們做的動作，而不是考慮他們想對你做的動作。

　　我在大鯊魚的第一年常常坐板凳，沒有人喜歡做替補，但王至光讓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他說，有時候比賽開始時坐板凳有好處，因為你可以趁機觀察對方的進攻隊員。你可以看他們喜歡怎樣打，發現他們那些打法是好是壞，看出他們的弱點。這樣，當你上場的時候，他們對你一無所知，而你已經對他們瞭如指掌了。

　　方鳳娣（姚明母親）:姚明他們贏了2003年亞洲錦標賽冠軍，獲得2004年奧運會資格時，姚明被問到對錦標賽冠軍的感受。他說，他幫助許多沒有機會參加奧運會的隊員實現了夢想。他還提到前任國家隊教練王非，一年前王非因為中國隊在亞運會輸給了韓國而蒙羞。姚明說，王非教的很多東西，他年少的時候不能領會，但來到NBA後發現這些很管用，他很感激王非在此前給他打開了一個世界。我聽了很感動，我很驕傲姚明常想着他人，有團隊精神，很敏感。他一直記得自己的根在哪裡，從不忘記幫助過他的人。

　　有人認為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造就了許多被寵壞的孩子，尤其是男孩，我們叫他們“小皇帝”。我們不是說兒子不是我們的寶貝，但我們覺得要把他培養成為一個有道德的、正直的、受到良好教育、對國家和社會有用的人，這非常重要。姚明今天的樣子是許多因素的綜合———他的個性，我和他父親的成長道路和經歷。我們家非常平等。我們像別的父母一樣深愛自己的孩子，但很難說我們做了些什麼，因為姚明一直就是一個那樣可愛的孩子。他的個性，從小到大，從沒有做什麼事情而讓我們狠狠地責罵他。

　　事實上，有人認為姚明太乖了。舉個例子，幼兒園的家長會上，老師把我叫去，跟我說姚明太憨厚，太天真。她說，“你得教他生存的本事。”因為他的個子，姚明一直有某種大哥哥心態。班級出遊乘巴士，他會讓座。在學校擦窗戶，他會主動要求去做。也許因為他一直比別人高大，他相信他應該多做些事。他樂於助人，似乎因為高，就有這樣的義務。

　　老師擔心別人占他便宜。我對老師說，我們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帶大姚明，我們自己就是在這種教育中長大的。

　　青年隊的家長會上，領導們問我有什麼想法。我說，我惟一擔心的是我兒子不要養成什麼壞習慣。我知道職業隊的球員喝酒、抽煙、賭博、泡妞。姚明離開家的時候只有13歲，他沒有任何壞習慣，非常值得稱讚。

　　我真的沒機會寵壞姚明———我理解的寵壞是指嚴重的品格缺陷。姚明從沒有那些問題，他不泡酒吧，不會利用自己的高大得到什麼或者欺負別人。

媽媽說我小時候多麼好，不知道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或者她不願意說。我10歲的時候第一次去遊戲機房，很快就迷上了電子遊戲。但沒有錢。所以我偷了媽媽的錢，她兩年裡都沒發現。一開始我只拿1塊錢，1塊錢可以打3次。後來我拿1塊5，再是2塊，慢慢地越拿越多，最後一次拿了100塊。這下媽媽發現了，那以後爸媽開始每月給我零花錢。我猜想是他們認為我愛打遊戲不算什麼過錯。總的來說，我的父母沒有中國大部分父母那麼嚴厲。

　　中國父母都命令孩子放學後學這學那———音樂、繪畫、跳舞。孩子們沒有選擇的自由，父母說了算。我媽從不命令我做此類的事，她讓我嘗試做自己喜歡的任何事。她只要求我不要做壞事，或者用錯誤的方式做事。但對於學校日常的功課，他們態度就不同了。我不做功課的話，爸爸會打我。媽媽也逼我在家裡閱讀和學習學校未教的東西。要照她的話做其實也不難，因為我對歷史和地理本來就有興趣。我渴望了解中國以外的世界，渴望了解中國很久以前發生的事。

　　即使我去了體校打球，父母從不對我說:“你一定要拿第一”，“你一定要得冠軍”或者“你一定要做到最好”。有些孩子對父母說:“我得了好分數。我考試考了95分。”而父母則問:“為什麼沒有得100分呢?”或者“你們班第一名是誰?”如果孩子說誰誰誰分數更高，父母就說:“你一定要打敗他們。”

　　我父母從不這麼說。只有一次，我考了不及格，他們才說了我。然後我還挨了一頓打。

　　所以我到現在跟父母住在一起都不為難。我跟他們在一起時很放鬆，不必擔心他們說我做錯了這事那事，應該這樣或那樣打球。當我回家關上門時，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我會得到安寧。

　　在中國，父母說，“你要這樣做。”在美國，似乎父母給孩子許多選擇，讓他們自己作決定。我們來美國前我父母就已經這樣做了，他們並不存心學美國父母，他們本身就是那樣的。從我的切身經歷，我可以說我父母選擇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在我成長的時候，有許多時間不是在父母身邊度過的。進入上海青年隊後，我開始與隊友們住在訓練營里，周六晚回家，周日晚返回隊裡。從13歲一直到17歲都是這樣。17歲時我去了北京國家青年隊訓練營，那以後每三四個月才回家一次。

　　我是1980年出生的，那時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已經結束。但當時人們仍能感到文革給經濟生活帶來的影響。毛主席曾說:“人多力量大。”或許也應該想到是:人多，消耗的糧食也多。

　　我很小的時候，每件東西都是定量供給的。政府發糧票購買食物。糧票不同於美國的食物券，因為還是要付錢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買得到糧食。你得有糧票，同時在有糧食剩餘的時候才能買到。如果票用完了，就算有錢也沒辦法。什麼東西都要票———食物、布、收音機。不過我記得我家一直都有電視。

章明基（姚明經紀人）:困難時期我在上海長大。1978年，我父親在單位的抽獎中彩，買了一台電視。政府把每種物品按照一定數量分配到每個單位。單位的領導會舉行一次抽獎，來決定誰能購買哪樣東西。抽到獎後，我父親要連夜在商店門口排隊，因為不能保證每個有票的人都能買到電視。結果，買到的是一台9英寸的黑白電視。我父母會把電視擺在外邊，以便讓更多的人觀看。有時有200多人聚在一起觀看這台9英寸的黑白電視。

　　1985年後就再沒有定量制度了，但有些人還是收集那些票，當收藏品。現在有些票很值錢。在國內有票證交易的場所。我小時候收集過一陣，但放棄了，沒耐心。當你看票上的圖片和文字時，你能想像出中國當時的情形和人們的思想歷程。曾經到處都能見到毛主席的畫像，到處都能聽到他的讚歌。對於很多中國人，他像一個神。至今還有很多人懷念着他。

　　我住的第一個地方是上海一套很小的公寓，跟爸爸媽媽及外祖父同住。外祖父99年過世了，是我第一次打奧運會的前一年。爺爺奶奶住得不遠，每個周日只要有時間我就去看他們。我跟他們聊天，看電視。大多數時間我看他們和鄰居打麻將。

　　7歲時我生了場病，我的腎有問題得吃藥。但他們給錯了藥，我病得更厲害了。藥物產生副作用，我的左耳聾了。我開始還不知道，直到有一天電話響。爸爸拿起電話，是媽媽打來的，他把話筒給我，讓我跟她說話。那時我總是把聽筒放在左耳的，我問爸爸為什麼媽媽不說話。

　　我就這樣發現自己左耳聽不見了，之前沒發現什麼異常。到今天，我也不覺得這是個問題，只是我同別人坐下談話時，我讓他們坐在我的右側。打比賽時，教練或隊友說什麼的時候，我總是轉過頭聽他們說話。也許我真正學會的第一個英語單詞是“Eh?”這個詞在任何語言中意思都是一樣的。

　　姚志源（姚明父親）:我們帶姚明到醫院，看有沒有辦法恢復他的聽力。醫生給了我們一絲希望。醫生說耳管堵住了，等他大一點可以清除。他們說問題不大。姚明大一點時，我們定期帶他去醫院作治療。他們向他的耳朵充壓縮空氣，說儘量讓耳道變寬。但每次測聽力都只有60%。並沒有好轉，醫生希望慢慢會改善。但當姚明上中學的時候，已經太晚了，不能改變了。

　　我12歲開始學英文。那時中美關係良好，學英文很合情理。許多美國人到中國訪問，而很多中國人開始移居美國。媽媽說為了我的將來，我必須學英文和電腦。人們學英語好進入商界，或者去美國讀書。媽媽覺得我可以將英文用於商界。那時她沒想着籃球，也沒想到我會去美國。

　　第一個單詞，不算“eh?”的話是“cake”。小時候我每天都喝很多水，所以媽媽教我說“I want some water”。我不知道哪個詞是水，每個詞是什麼意思，只知道這4個詞一起說我就有水喝了。加入大鯊魚之後，我真正開始學英文了，我們有許多美國球員，有機會用英文。98年夏天我在美國呆了2個月，英文沒有太大提交，但學會了說“籃球英語”———pick and roll，pick and pop，the paint，bounce-pass，back-cut等等。

　　我仍然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大家覺得美國不是個好地方，我是聽着“打倒美帝國主義”長大的。別人跟我說，美國是個不好的地方，特別是因為朝鮮戰爭。也許有些美國人不認為中國是朝鮮戰爭歷史的一部分，因為中國派的是志願軍而不是常規軍。但朝鮮跟中國很近，中國領導人說他們那樣做是為了保衛祖國。除了我們是好人，美國人是壞人，我們幫了朝鮮人之外，我對朝鮮戰爭知之甚少。美國人也覺得自己是好人，中國人是壞人，他們幫了朝鮮人。我小時候看了許多電影，戰爭片都把美國人拍得很壞。美國士兵總是逃跑，或者像膽小鬼。我不知那些演員是不是美國人，或者長得像美國人而已，因為他們都化了很多妝，看上去樣子很怪。孩子看電影什麼都以為是真的。

　　有一個電影《英雄兒女》據說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故事講的是一名中國志願軍戰士王成，在朝鮮戰爭結束前夕的一個陣地上，他是唯一的倖存者，戰友們都犧牲了。當敵人衝上來的時候，他用報話機指示炮兵說:“向我開炮!”然後他拿了爆破筒，衝進一群美國兵中。炮兵於是利用他為目標開火，他犧牲了。中國的英雄是這樣的。現在你知道我為什麼不覺得自己是英雄了吧。教科書裡也有許多關於美國不好的東西，但當我十三、四歲時，那些東西就越來越少了。我的思想變化和這些變化有些關係。

　　也就是那時，中國開始轉播NBA了。我們可以看到看台上的美國人，他們的外表和舉動一點都不像以前被描繪的那樣。從前有人告訴我們，美國人都很貧困，缺吃少穿。但電視中他們看上去很快樂，面帶微笑。你可以慢慢地感覺到，他們並不像傳說中的那麼糟糕。所以那是個開端。我開始意識到不同國家的人民可以存在差異，不能說誰的方式是正確的，誰的方式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