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陳慶港：中國西部農民是如何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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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不說，他的《走出北川》如何獲得52屆荷賽突發類新聞一等獎、《中國慰安婦》如何獲首屆國際新聞攝影大賽金獎、《灰度空間—抑鬱症》如何獲第三屆國際新聞攝影大賽金獎、《拉薩刻石者》如何獲第四屆國際新聞攝影比賽金獎、《山村教師》如何獲第五屆國際新聞攝影比賽金獎……此刻要說的，是他的攝影紀實文學作品《十四家》。

此刻，如果《十四家》辣了你的眼晴，那不是作者，而是生活。

是的，呈現在這部作品中雲南、貴州、山西與甘肅四省的七個村裡的十四戶農民，在苦熬。你可以認為他們涵蓋不了中國農民——有些地方的有些農民，確實過上了“體面而尊嚴的生活”；但是，你卻無法把陳慶港作品中的十四戶農民作為孤島來看待，他們早已與中國農民這一大陸板塊聯結為一個整體。面對這樣客觀存在的縮影，即使流着淚水，你也無法不正視它；良知使你轉不過臉去。這正是陳慶港《十四家》的力量。

以非虛構文本觀照當代社會生活，已經成為各類藝術中最有力量的形式。陳慶港從2000年到2010年，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行程幾萬公里，跋涉在中國西部的山川溝壑之間，與那裡七個村的十四戶農家，吃、住和勞作在一起，傾聽他們的訴說，體察他們的艱辛，見證他們的悲喜，用鏡頭，用文字，用心血，用淚水，記錄他們的生存狀態，思考他們的命運流變。

透過《十四家》，在感受到陳慶港執着與堅忍的同時，你可以深切體悟到藝術家的悲憫與大愛，這便是對於中國農民生存苦難真相的正視。

直面真相，你會看到什麼？2000年，車應堂69歲的母親杜徐貴，仍然要出門討飯；車換生患病的妻子包明珍，稍好後也要出門討飯；連五元錢一雙的鞋子也買不起的張玉萍，目送兒子李根泉穿着破鞋去學校過“六·一兒童節”後，與大女兒李雙環要繼續出門討飯；65歲的郭霞翠與43歲的兒子張國雲，即使過春節，依然要討飯。

討飯，是讀者翻開《十四家》後，接觸到的中國西部農民生存真相的第一關鍵詞。作品告訴我們，討飯在當地還有另外的說法，叫做“討生活”或者“出門”。或許有人認為，出門討生活，也許是當地人謀生甚至致富的手段。隨着閱讀的延伸，相信讀者湧起的類似念頭會像肥皂泡一樣消弭。

因為我們看見史銀剛飢腸轆轆的兩個兒子，已經為爭奪一隻窩窩鬧得不可開交；王天元衣不蔽體的兩個女兒，正在為一塊補褲子的藍布補丁爭得面紅耳赤。車換生家裡飯碗不全，妻子包明珍隨手將餵豬的塑料盆擦擦，遞給丈夫為自己盛飯。很多人家裡吃了上頓沒下頓；來了客人，甚至要到鄰家去借被子。

貧寒不是因為中國農民不勤勞，而是因為西部勞動力價值超低。車換生和車應堂進城拉車，一天能掙2元已經算是幸運。車應堂因為少吃了半塊饃，車子把控不住，所拉的磚轟然倒下，壓傷了自己，令人不由想起傑克·倫敦的著名短篇小說《一塊牛排》；但《十四家》不是虛構。

李文福和李文定哥倆合夥買拖拉機為客戶拉石頭，山石滑坡滾落，把拖拉機砸成了廢鐵。外出打工情況如何？一是收入少得可憐；二是被騙或受傷害後，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史銀剛的兒子史東平，12歲即不得不去縣城飯店打工，月薪不足百元。王五午死後，孤兒王想來支着病腿跟牛喜叔四處打工，掙下1000元全部用於治腿；錢花完了，腿並沒治好。

李文福被工頭騙到黑磚窯，苦熬了四個月，分文未得；幸虧天降暴雨，磚窯停產，才逃出人間地獄。車鎖軍等一批青年農民到山東打工，講定年薪萬元，卻遭遇年末老闆卷資逃逸、政府打官腔、職能部門不作為、只能空手而歸的不幸結局。

最悲慘的是村民田兵紅，甚至連一隻完整的手也未能帶回家：他的手指被編織機壓斷，本來可以接上，卻因需要多花醫療費，“廠長從車鎖軍的手裡拿過那截斷指，朝着黑暗中扔了出去。”車孝軍打工運玻璃傷了手，就此失去活動能力。翟益偉服務的老闆本無駕照，硬要自駕，導致車翻重創翟益偉；要錢治病，老闆卻數次“人間蒸發”。

重複展示作品所追蹤人物的不幸，不是這篇推文的重心與目的。活着或生存，本來就是一本艱辛的大書。陳慶港《十四家》的震撼力量，不僅在於他直面農民生存苦難真相的勇氣，還在於他在書中構建了多維認知的角度，探索和挖掘了中國西部農民的生存何以如此艱辛，癥結究竟在哪裡。生存的真相固然觸目驚心，作品的思辨卻更令人矚目。

受急於發展的心理煎熬，GDP的幽靈正在中國大地徘徊，因此中國承受工業及後工業革命後果的速率，絕不遜色於世界上任何國家。近年來，大氣、海洋、河流、湖泊、森林、耕地不斷惡化，極端災害性天氣由反常逐漸演為常態，洪澇、乾旱、荒漠或沙漠化現象，對於中國西部生態已經構成嚴重影響。

製造後果的，反而擁有了不承受後果的條件；惡劣生態環境的受害者，只能是中國西部農民。《十四家》中追蹤的人物羅文秀，在給女兒王大妹孩子講的故事中，透露了當地人樸素的自然觀：“天是人的皮膚變成的；地是人的肉變成的；地上的草是人的汗毛變成的；山上的樹是人的骨頭變成的；岩崖是人的牙齒變成的；風是人呼出的氣變成的；溪流是人的血變成的……”因此一切自然，皆源於人。在羅文秀看來，“因為人的頭上可以冒出血，所以才會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但是，正像她與孩子驀然警覺的那樣，山上已經沒有水了。不但山上，坡上、地里都沒有水了。2009年以來，雲貴川乾旱已經達到百年一遇。

這樣，即使蔣傳本將水窯打得再深再大，也是無用功。乾旱缺水，莊稼自然歉收乃至絕收；退耕還林、恢復生態本意良善，但農民無地可耕或收成不好，政策補貼又不足以糊口，以討飯謀生，便勢在必然。這是《十四家》為我們揭示的中國西部農民生存困局的根源之一。

作品認為，中國農民生存困局的根源之二，是因病致貧，是醫療問題。在中國西部，農民生不起病，有病只能扛着：車虎生的妻子楊素花犯了病，即使痛不欲生，也只能以頭碰地；而丈夫的視若無睹不是不關心，而是無奈並已經習慣了無奈。

張國雲的母親郭霞翠，賣牛是為了治腿病；病未治好，耕地反而需要借牛。蔣傳本的兒子將厚忠，生癲癇病十幾年，一直無錢醫治。王五午患糖尿病，賣糧療病到無糧可賣；他的兒子王想來腿部患病背糧背水吃力，老人心疼兒子，賣了原想用於娶親的古木換了一匹馬；但為了治他的糖尿病，兒子最後又把馬賣掉；王想來的母親王琴花得了肺病，無錢醫治直到死去。

高發銀的母親李志英生闌尾炎無錢治療；女兒來探視，只能垂淚餵母親一口糖水減輕病痛。車換生兒子車鎖軍撿了個青黴素眼藥水瓶，包明珍便摻上清水晃晃，抹在孩子和自己的眼睛上。

作品中多次提示，農民在外地打工掙的錢，大多用來醫病。人有病，扛着；家禽、牲畜生病，更加無奈：車虎生妻子楊素花，早上、晌午、下午、傍晚，看見自己養的豬一隻只死去，連死50頭，只能手足無措，以淚洗面。

生存困局的根源之三，《十四家》將我們的目光引向了教育問題。在作品中，陳慶港追蹤的人物王實明，成為揭示問題的入口。這位擁有30年教齡的民辦教師，幾乎代表了中國西部農村教育問題的淵藪：環境艱苦，必然導致師資不佳；師資不佳，必然引起教育水平下降；水平下降與生存艱辛，只能誘發生源加速流失；而真正能夠堅守清貧、忠誠教育事業的，恰恰是許多像王實明那樣的民辦教師。

是他們在勸學，是他們在奉獻。但“民辦轉公辦”政策的“一刀切”，使王實明不僅失去了考試資格，還將失去飯碗，黯然出局，徹底成為政策的犧牲品。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再來看這位工資雖然只有公辦教師1/10、甚至有時只能用一根木頭充抵工資的民辦教師，依然認真地為學生削鉛筆頭，讓他們寫《未來學校的暢想》；依然讓女兒郭馮燕承繼父業，每月只領公辦教師工資的1/26，你不由不為王實明父女憂傷。

如果連這樣的教師也最終流失掉，結果只能是無文化的農民越來越多，出去打工，也將像王大妹的公公等許多人那樣，失蹤在廣州或其他地方，原因只有一個：他們是文盲。

那麼，國家“三農”及其他政策的曙光，有沒有照到中國西部？《十四家》告訴我們，有。2004年，農業稅和附加費不用再交；2007年，老人低保，每人每月90元；農村合作醫療政策推行後，每人每年交10元，可報銷藥費20％。

“5.12”地震後，車應堂家蓋房，還獲得了政府1萬元補貼；參加過解放戰爭的一等功臣李建堂，每月均有60元津貼。科技扶貧和捐贈，也讓史銀剛家第一次見到電視機。但是這些，對於艱辛生存的西部農民來說，勿庸諱言，杯水車薪。

《十四家》中揭示的農民生存困境的根源，遠非本文所列的幾點，正如社會變革所帶來的農民問題，不會由一部作品揭示殆盡。但是，《十四家》提示的問題癥結，不是虛構和想象的產物，而是陳慶港長期追蹤、深入體察的結果。作品啟示我們，“三農問題”在中國西部，已經互為因果，長期存在。

生存的艱辛與苦難固在，作品無從迴避，只有直面和探究。與此同時，作為一位心懷悲憫與大愛的藝術家，陳慶港在《十四家》中，還深入開掘與展示了中國農民在艱辛生存中保持的那份天倫的善良與人性的美好，對於幸福的嚮往和追求，從而使作品顯示出人文的厚度與人道的力量。

讓我們特別矚目於《十四家》中追蹤的三位母親形象。史銀剛的妻子馮凡梅，計劃生育一再失敗，生了五個孩子，手術後一直出血，無錢治療，終至病亡。她的臨終囑託令人心碎：一是叮嚀丈夫不要打娃，因為娃挨打會想娘；二是囑咐地里收的糧食要勻着吃，以備青黃不接；三是提醒家裡有了衣服，要先盡大了的女兒穿，不能讓她露胳膊露腿；四是關照小女兒還小，實在養不了，讓丈夫送人。果然就送了人。史蘇娟被送當天，鄉親關門閉戶，沒人忍心觀看生離死別的辛酸景象。

翟益偉的妻子李萍會，跟隨丈夫到浙江揀礦，在礦區邊商店，為留守在家的女兒翟莎、翟蘭看好了兩件衣裳，最終無錢購買，只扯了三尺彩帶；自己扎頭髮用了一尺，留給兩個女兒二尺。但直到被倒塌的礦井掩埋，給女兒扎彩帶和買衣服的心願都未能實現；與兒女陰陽兩隔，心願竟成遺願。

王天元的妻子羅文秀送小女兒王小妹出嫁時，萬般辛酸，因為王小妹嫁人，沒有一分錢陪嫁，也沒要男方一分錢財禮。送親那天，羅文秀陪女兒、女婿一路沉默無語，走出很遠，直到看不見身影，又買了一塊錢的紅頭繩追上去，為小女兒扎了個蝴蝶結，而後說：“走吧。”可憐天下父母心；青天有眼，大愛稀聲。這些酸楚的場景，陳慶港寫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令人幾度落淚。

天倫親情，在陳慶港眼裡是那樣美好；即使貧寒人家百事哀，《十四家》還是記錄了許多令人唏噓扼腕的情節與細節。羅文秀聽說小女兒王小妹生產，帶了20隻雞蛋前去探視；離開小女兒家時，又拿走3個。因為她想念大女兒王大妹家三個孩子；前去看望，不能兩手空空。

蔣傳本與妻子汪繼英、女兒蔣原孝外出打工，提前一個小時坐到空車上。但蔣原孝一直望着車外烤攤上的油餅咽口水；在車開的剎那間，汪繼英又奔下車去買回一隻。孤兒王想來在一隻鐵盒子裡珍藏着母親的照片，因為照片能夠喚起童年的一次美好記憶：母親帶他去外婆家，在開遍白花的洋芋地里以土坷垃逗小鳥，母子一起開心歡笑。

最令人感慨系之的，是車應堂為母親杜徐貴送葬。母親討飯在外，客死他鄉。車應堂運母親遺骸回家，不僅付不起殯儀館冷藏費用，而且眼看乘客在車內通道踩着母親遺體打成的包裹，只能噤聲無語。運屍期間兩次撞車的過程起伏跌宕，令人切實體會到了車運堂內心的疼痛。但最終，車運堂還是讓母親穿上了新衣入土。

民間倫理與風俗，時常產生一種凝聚力量，這也是中國農民雖然歷經天災與人禍諸多磨難，卻始終能夠以群體方式生存延綿的重要原因。

一是信用禁忌，決不虧欠他人。郭霞翠與兒子張國云為治病賣了大牲口，耕種時只有借牛；為讓牛主人同意，張國雲先默默為鄰家削了一天紅芪。外出打工，牛喜總能夠信守承諾，即使負債也不欠薪。

史蘇花結婚，史銀剛忙前忙後，以公公的身份為親家做了婆婆該做的一切。郭霞翠討了一輩子飯，臨終用討飯攢下的錢為自己買了一口壽材，並且做了十年來的第一次新衣，不給病重的兒子張國雲增添一點負擔。李子學為兒子李文福與李文定分家，一個可分房屋，一個只能分地基。為避免糾分，他用抓鬮方式來了結。

在貧困中能夠信守言諾，令鄉鄰敬重；在市場經濟中人性異化，則令村民不齒。做了“先生”的高發銀，後來又做收費員。他被非議的原因不是由於做了“先生”，而是因為收了昧心錢。

二是血脈禁忌，不可數典忘祖。史蘇娟送人六年，養父去世，女兒回家，史銀剛先帶她給母親馮凡梅上墳，重新認同血脈。王光有上祖墳時，面對一排先人墳塋，一絲不苟、無一遺漏地做好所有祭祀紙幡。看到這些，我們不難明白，陳慶港所追蹤的人物的這些細節，是在昭示讀者，農民長期以來的禁忌與風俗，既是鄉村存在的倫理基礎，也是他們生存的自救手段。

當然，《十四家》裡的十四家，也並非一味黯淡，看不見一絲曙光，聽不到一聲歡笑。鄉村也有鄉村的快樂，比如陳慶港濃墨重彩地抒寫的殺年豬場景，那是鄉村和農民的節日，那是對於苦難生活長期隱忍的酬謝；而蓋房、買車、娶親，則更是農民艱辛生存中的奔頭，是火紅的希望。

所以，當我們看到李德元的長女李雙環最終嫁了好人家，過上了寬裕日子，我們會從內心深處發出笑聲，為李雙環們祝福。因為我們知道，天道人倫，生息繁衍，假以時日，總會有悲歡離合生成，惟有祈禱悲劇遠離人類，不嘆蒼天不公。

《十四家》是陳慶港十年追蹤採訪、拍攝與寫作的心血結晶。在遠山遠水追蹤採訪與拍攝一家農戶不難，難的是追蹤與採訪十四家；追蹤十四家農戶一年不難，難的是追蹤十四家農戶十年。十年的春夏秋冬，十年的雨雪風霜，陳慶港關注書中的每個家庭，每個家庭中每個成員的命運流變。

在這個過程中，《十四家》不僅讓我們真實地了解中國西部農民的生存現狀與生死歌哭，這部20萬字的書還打造了文學的一種新形式，即紀實攝影與紀實文學互文的形式。

在這裡，我們願意謹慎地將這種形式命名為紀實攝影文學。所謂紀實攝影文學，中心詞依然是文學，但它與通常意義上的報告文學不同，因為作品含有藝術家原創的大量紀實攝影作品；紀實攝影雖為定語，但作品文章絕然不是圖片註解，而是獨立成篇，因為書中每幅攝影均自配文字說明。

需要說明的是，陳慶港創造的這種紀實攝影文學，給讀者帶來的是一種複合性審美，即在閱讀紀實文學作品的同時，又品鑑了藝術家的攝影作品：書中的圖文相互呼應、映襯、滲透，是藝術家審美創造特質的統一顯現。

《十四家》中的文章與照片不僅以互文相得益彰，而且源出一人，這或許只有為數不多的藝術家才能做到，陳慶港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因為他不僅是眾多國際新聞攝影金獎得主，同時還是《中國慰安婦》《麗嘉則拉》《真相》《朝聖者》《岡底斯遺書》《歷史的深入》等作品的作者。他讓作品中的圖像與文字水乳交融，而不使之成為配以攝影插圖的報告文學。這樣一來，我們便可以對藝術家作品中表現出來的異秉細加考校、條分縷析了。

當我們讀罷《十四家》，把目光抬起來的時候，我們最該做的，也許是矚目中國的西部，那裡，陳慶港關注過的十四家，和由那十四家所折射的中國西部農民，正像本文開頭所提到的李文俊一篇文章題目所說的那樣，他們在苦熬。

苦熬，有的專家認為譯文詞彙里被動的意味多了些，謂福克納《喧譁與騷動》末句中的意義，有積極的一面。

實際上，李文俊翻譯那部經典作品末句的譯文是：他們艱辛地活着。確實積極了許多。

中國農民，艱辛地活着。

附：陳慶港的微博  

https://weibo.com/p/1035051790256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