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傻如顛誓願深，

無師無我卻修真，

蔣公仰慕馮公敬，

惟有山東武聖人。

十年前夏天的一個下午，我百無聊賴之際，借了本雜誌消遣，不料其中的一篇文章深深地吸引了我，讓我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翻來覆去看了幾遍，直到最後感動得淚流滿面。這篇文章就是當年馮玉祥先生所寫的武訓傳，據說馮公最最仰慕的就是武訓。後來有了電腦，在網上到處搜索這篇文章未果，好在國家早已給武訓恢復了名譽，這話題開了禁，小生就憑着回憶並參考其它資料，重新給大家寫一篇武訓傳，介紹一下武訓他那光輝偉大的一生。

武訓，1838年生於山東堂邑一戶赤貧人家，本無名，因排行而被人稱為武七。8歲父亡，姐姐給人家做了童養媳。9歲開始到處要飯。17歲給人打工，21歲時，雇主欺他不識字，不僅賴掉他三年工錢，反而造假帳誣他“詐賴”，將他吊起來毒打，再趕出家門。武七一頭栽倒在一座破廟裡，昏睡了三日。三天之後，他起來了，他並沒有憂憤而死，但精神上反而好象有點問題了，開始手舞足蹈地到處要飯，做零工。奇怪的是，這麼一個一字不識的文盲，經過三天的昏睡，居然一下子才華橫溢、出口成章，整日嚷嚷着他的誓願：“扛活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聲稱要讓讀不起書的孩子都能讀上書，面對別人的嘲笑、戲弄、拳打腳踢，他總能編出類似的歌詞來應付。鄉鄰以為他害了什麼“義學症”，就又把“義學症”作為他的渾號，他無動於衷：“義學症，沒火性，見了人，把禮敬，賞了錢，活了命，修個義學萬年不能動。”

於是他孤身一人三十多年來手拿銅勺，肩背褡袋，衣不遮體，邊走邊唱，“且傭且乞”，足跡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每天，他將討得的較好衣食賣掉換錢，而自己只吃粗劣、發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芋尾等，實在沒吃的，連磚頭也啃，連瓦片也吃，邊吃邊唱：“吃雜物，能當飯，省錢修個義學院。”，“吃的好，不算好，修個義學才算好。”，“食菜根，食菜根，我吃飽，不求人，省下飯，修個義學院。”，“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錢，修個義學不費難。”在行乞的同時，他還揀收破爛、織麻纏線，邊織麻邊唱道：“拾線頭，纏線蛋，一心修個義學院；纏線蛋，接線頭，修個義學不犯愁。”他還給人打短工，能隨時編出歌謠唱給主人聽，以討別人歡欣給兩個賞錢。他把自己當驢給人家推磨拉碾時，就高高興興地學着牲口的叫聲唱道：“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墊磨道。”他把自己當馬給人家的小孩騎時，邊爬邊唱：“爬一遭，一吊錢，爬十遭，十吊錢，修個義學不費難。”，“我要飯你行善，修個義學你看看。”就這樣一點一點地把錢攢起來。

他常採用譁眾的方式乞討，不惜出奇作怪。他把大辮子剪掉，只留一小撮頭髮，結成小辮，作出很滑稽的樣子拿大頂、學蠍子爬、打車輪，給富人子弟做馬騎。為引逗惡少們的興趣，人家叫他吃蠍子、蛇、磚瓦、喝髒水，他照吃不誤。為了積攢錢，武七到處吆喝着出賣苦力：“除糞鋤草，拉砘子來找，管黑不管了，不論錢多少。”他做過各種各樣的農活、雜耍、手藝、推磨、推碾、割麥、澆園、挑擔、拉車、紡線、豎鼎、做馬騎、吃蛇蠍、捻線頭、軋棉花、做媒紅、給農民小額貸款買地買牛……就這樣，他積累的錢越來越多，無處存放，使自己積來的錢被黑心的姐夫騙去。等他以後再討到錢，就打聽當地可以信任的仕紳，跪求那些住在深宅大院裡的有信譽舉人進士幫自己保管那些錢。

他從不違背自己的誓言把錢拿去照顧自己的親友，其兄長親友多次求取資助，他毫不理會，唱道：“不顧親，不顧故，義學我修好幾處。”但看似無情，卻極有情，他放下的是對親情的執着，遵循的卻是樂善好施見義勇為的理。鄉親真有困難他照樣不惜把自己的血汗錢拿出來資助，38歲那年，魯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到處有人餓死，他就買了四十擔紅高粱，托紳士替他辦理賑濟災民的工作。又如農民張春和外出十年沒有音訊，生死下落不明，家裡婆媳二人的生活全靠媳婦張陳氏做針線活或要飯來維持，武七聽說後，就送給她們十畝地。而他對自己卻連娶老婆的錢也不肯花，有媒婆看他只有進的錢，自己從來不花，認為他存錢為娶媳婦，想給他介紹個對象，他問娶老婆有啥好處？媒婆說：“娶老婆好處太多了，可以陪你說話，可以幫你做家務，可以給你暖腳。”他又問娶老婆會不會花掉錢？媒婆說，是得辦幾桌酒席，還得謝謝我這個媒人幾吊錢。他聽了馬上就不願意了，說還是一個人過好，不要老婆了。媒婆問：“你這吝嗇鬼，不討老婆存那麼多錢幹什麼？”他說“為了辦義學讓孩子們能讀聖賢書”，媒婆又問：“讀聖賢書有什麼好？”武七回答：“人不讀聖賢書就容易去做壞事，讀了聖賢書，就懂做人的道理了。”

武七一心一意興辦義學，為免妻室之累，一生不娶妻、不置家。有人勸他娶妻，他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到了他五十三歲名氣很響的時候，堂邑縣知縣勸他完婚，以安度晚年。他聽後唱道：“人生七十古來稀，五十三歲不取妻。親戚朋友斷個淨，臨死落個義學症”。完全放下了對親情愛情的執着，這才是真的無私。

同治七年（1868），武七將分家所得的3畝地變賣，加上歷年行乞積蓄，共210餘吊，悉交人代存生息，而後置田收租。他唱道：“我積錢，我買田，修個義學為貧寒。”光緒十二年（1886），武七已置田230畝，積資3800餘吊，決定創建義學。光緒十四年（1888），花錢4000餘吊，在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取名“崇賢義塾”。他親自跪請有學問的進士、舉人任教，跪求貧寒人家送子上學，分蒙班和經班，不收學費。每逢開學，武七先拜教師，次拜學生。設宴招待教師，而自己卻站在門外，給人磕頭致謝。他說：“我不敢同老師和諸位先生們坐在一起，我站在門外，覺得心安，覺得快樂。”等別人吃完，自己再進去吃些剩羹殘渣。

武七三十多年間乞討所得和經營所得，相當於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當於當今的800萬至1000萬元，千萬富翁啊。要是現在有的人，要有了這筆錢，肯定立即過上老太爺的生活，和街上一夥地痞流氓日嫖夜賭吞雲吐霧，還要娶幾房小老婆來滿足自己的淫慾，今天要吃這個“帝王宴”，明天要穿那個“貴族襯衫”，把自己孩子送到美國去念哈佛，自己再捐個官來光宗耀祖，有權有勢起來，再也不會有人看不起他，絕不可能去把那麼多素不相識的孩子送進課堂，自己至死都過着乞丐一樣的生活。

而武七總共興辦了三所學校，平時，他常來義塾探視，對勤於教事的塾師，叩跪感謝；有塾師中午貪睡，誤了上課時間，他就一直跪在床前，等教師自己醒來後慚愧不已，從此再無敢教師誤時了。對於貪玩不認真學習的學生，他也下跪大哭着勸道：“讀書不用功，回家無臉見父兄。”，“我沒機會上學讀聖賢書，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就這樣白白耽誤了一生，你有聖賢書讀，為什麼不去讀呢？”在這樣的感召下，師生無不嚴守校規，努力上進。相比之下，我們現在有些“心為物役”的所謂的校長，不僅要把孩子從學校里騙出來去搞什麼充滿低級趣味的“選秀”、“超級男聲”、“超級女聲”，還欣欣然教導孩子從小學會以作弊的方式搞“拉票”、“證實自己”的本事，與之對比，簡直有天壤之別，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為自己的誤人害己的行為感到一絲汗顏呢？畢竟現在的校長們自己也是沒讀過聖賢書的“野人”，雖然現在學校教的什麼數理化、政治、外語一類的技術課程無法和聖賢書相比，但這麼做也是不對的。

武七作為三所學校的創始人、“董事長”，卻不肯占用學校一間房，依舊過着漂泊無定的流浪生活，到處去要飯。學生們勸他別再要飯了。他說：“我辦義學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的生活享受，完全為了使我們這群窮孩子們有機會念書！我過的生活自己並不覺苦，只要你們努力學習，我比什麼都快樂。”逢年過節學校打牙祭，他作為“董事長”自然跟學生們一樣分得饃饃和大鍋菜，仍捨不得吃，跑到莊外的磚窖上換了幾塊新磚或幾個錢回來獻給學校，自己仍吃些殘菜剩飯。

這樣三十年如一日厲行的人格力量遲早要進入社會的核心層面。這樣一個最底層的中國人三十年來做着孔子墨子的事業，那種力行示範不僅得到了鄉鄰們的承認，也最終獲得了社會上層人士的尊重同情。在這樣的人物事跡面前，任何有心人都是富有成效的傳媒，迅速地讓他進入全社會的視野中去。有人把他的事跡呈報給知縣郭春煦，郭大為驚奇，到義學視察，對武七崇仰不已，不僅贈銀十兩，而且把他的事跡轉陳山東巡撫請予嘉獎。

山東省巡撫張曜知道後，邀見武七，按我們現在人的想法，去見首長一定得軍裝筆挺、軍靴鋥亮、神采奕奕、容光煥發，見到首長，腳後跟“啪”的一個立正，行個軍禮：“嗨依！Hitel！”，然後說幾句準備好了的拜年的話，而武七眼裡根本沒有官民之分貴賤之別，照樣大大咧咧地去見巡撫。張曜見他瘋瘋顛顛的樣子，以為他害過什麼重病，他說：“我不瘋，我不病，一心只害義學症。”張曜又見武七談話時魂不守舍，手裡不知道在搞什麼東西，仔細一看，才明白武七邊和他談話，邊不斷地捻着線頭，準備捻好了去換兩小錢呢。張巡撫大為感動，助他二百兩銀子作為義學的基金，下令免徵義學田錢糧和徭役，並給武七賜名“訓”。

武訓的絕世奇行被張曜轉奏朝廷，轟動朝野，雖然當時清廷自己已是大廈將傾、搖搖欲墜，仍令國史館為武訓的事跡立傳。《清史稿》宣統本紀記載：“己未，予積貲興學山東堂邑。義丐武訓事實宣付史館。” 光緒帝頒以“樂善好施”匾額，授以武訓“義學正”名號，賞穿黃馬褂。

武訓並不因為“國家”給了自己這些榮譽稱號，就覺得高人一等而到處炫耀，相反仍一心一意從事義學事業，繼續過着從前一樣的生活，在他58歲成立第三所義學那年後，終於積勞成疾，得了重病，而他作為“董事長”，只是躺在學校屋檐下邊休息，最初幾天他不吃飯也不吃藥，每天只喝幾口開水，但只要聽見學生們朗朗的讀書聲，他那病弱的臉上就有着無限愉快的神情。他捨不得花錢看醫生，自己從坍塌的房屋中揀了幾顆發霉的藥丸吃，結果中了毒。光緒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訓病逝於御史巷義塾。根據《清史稿》的記載：“（武訓）病革，聞諸生誦讀聲，猶張目而笑。”武訓含笑離開了世界，享年59歲。出殯之日，堂邑、館陶、臨清三縣官紳全體執紼送殯，遵照武訓遺囑歸葬於堂邑縣柳林鎮崇賢義塾的東側。各縣鄉民自動參加葬禮達萬人以上，沿途來觀者人山人海，一時師生哭聲震天，鄉民紛紛落淚。據說當時即有人相互低聲議論：“誰說武訓沒有兒子？”

很多人的“正確認識”只是被掩埋了起來而已，所以會做錯事，一旦受到感召，“正確的認識”就會破土而出，武訓就感化了無數的中國人。段承澤本來是一個軍人，曾在孫傳芳手下當過師長、副軍長等職。1927年，當他駐軍泰安的時候，聽到朋友們談起武訓的故事，深受震動，當時立定了“退贓贖罪”的志願，決心將自己的財產捐獻出來。1930年，河北河南鬧水災，段將軍把災民移殖到包頭，依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實行集體生活和集體生產，以期造成共同勞動平等享受的新社會。1933年又開辦了武訓小學，實施生活教育，創造新農村，建立新文化。段承澤去世後被人稱為“榮軍之父”。1950年代以前，武訓的興學事跡還被列入學校教科書中。全國共有七省三十多處學校以武訓名字命名。特別是“大量辦義學，急務此為最”的馮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間，在山東創辦了十五所武訓小學。全國甚至出現了武訓出版社、武訓街這樣的名稱。江蘇南通的一所師範學校還將武訓像與孔子像並列。山東民眾甚至直呼武訓為“武聖人”，在國外，武訓被稱為“無聲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洋人對孔子的態度是尊敬，而對武訓是恐懼，武訓乞討辦“義學”的故事傳入英租界。英總督感到了一陣陣從未有過的恐懼和震撼。他重新審視了一番世界地圖，仰視着這隻昂首挺胸的“雄雞”，喃喃自語道：他使我看到了一個不死的民族！我們永遠不可能戰勝它！是的，只要有這樣的義人存在，中華文化就不會亡，中華就不會亡，宇宙乾坤都不會有絕期。

蔣介石說武訓“獨行空前”，汪精衛說：“廉頑立懦！”于右任說他“匹夫而為百世師”，蔡元培說“武訓先生提醒我們我國有普及教育的必要”，段祺瑞說：“丐金以興學難於捨身以衛國是遊俠傳之，雄而非卑田院之客億萬斯年式以民德”，馮玉祥說：“特立獨行百世流芳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楊虎城說：“風興百代”，張學良說他“行兼孔墨”。

這個聖者，拒絕了塵世和未來的一切物慾享受：“有你們人世的筵宴口腹之慾我不願意去，有你們所謂的天堂我不願意去，有你們所謂的黃金世界裡我不願去。”這個聖徒的精神有如另外一個聖雄，將會讓後人長久地驚奇，如愛因斯坦說：“在未來的時代，極少有人相信，這樣一個血肉之軀曾在地球上匆匆走過。”是的，一個血肉之軀的人，要成神，不吃盡的人間所有的苦，不放下一切私心雜念，怎麼可能成神呢？他雖無宗教信仰，也沒有藏在道觀或廟裡，而和大家一樣生活在社會裡，卻已在道中，這才是最最難的，成就的是神是道。而不是象現在的明星和官員貌似虔誠地跑到廟裡去向佛要這要那，去尋求空虛寂寞後的精神寄託和人身財產的保護，神鄙視的正是這些人勝過於那些根本不信神的人。更多的人讀懂了他並不只是代表着“好人”、“善人”，而是人生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然而在全宇宙的一片讚譽聲中，甚至在最殘暴最腐朽的滿清朝廷都能分得清對錯的事情上，惟有來自湖南的一個辣伢子對電影《武訓傳》深惡痛絕，他嬉笑怒罵地挖苦道：“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並大罵武訓是：“殘酷剝削農民，甘作封建統治階級孝子賢孫的大地主和大流氓”。

按照這種邏輯，武訓該他把那些乞討得來的錢吃喝嫖賭揮霍掉，成為苦大仇深的無產階級，才算是辣伢子所說的好人？按照這種邏輯，在教育已經產業化而很多學生和家庭必須面對“高額學費”、“家教”、“貧困生”、“教師工資”、“失業大學生”的今天，在人們多在抱怨自己一年不吃不喝難以買到一平方米的房子時，是不是我們應該停止自欺欺人的“希望工程”，停止對失學兒童們的資助？是不是該按照辣伢子說的去“觸動觸動”下“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幾根毫毛”？

1951年，在辣伢子定了調之後，多少醜惡的靈魂一夜間便馬上見風使舵掉轉槍口，也跟着批判武訓，小將們瘋狂地跑到山東掘了武訓的墓，把武訓挫骨揚灰。直到三十年後，武訓才被人們小心翼翼地想起，今天我權且借胡喬木1985年說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經發生過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可以負責地說，當時的這種批判是非常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認為基本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