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維的七言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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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大學學報：社科版貴陽61-67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邱瑞祥)
 
　　內容提要：七言律詩肇端於六朝，唐初，沈ｑｕáｎ＠①期、宋之問完成了律體定型化、規範化的任務，宣告了七言律體的誕生，後經盛唐諸詩人的努力創作，把七言律推向成熟，至杜甫，則將七律的創作推向了頂峰。在唐代七言律體的發展中，王維是一位中間過渡性的人物。他的七律創作，既有對初唐七律應制詩風承襲的一面；同時，又有所創新與拓展。這種創新與拓展，本文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表現領域的擴大；二、極力塑造高遠的詩歌意象；三、追求章法的變化。王維七言律的這些創新，突破了初唐七言律的格局，給予七言律體真正的文學生命，可謂是通向杜甫七律的一座橋梁，在唐代七律發展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價值。　　　　　

　　七言律詩在六朝時期已肇開其端，沈約、庾信諸人的七言儷句，已近律體。至唐初，沈ｑｕáｎ＠①期、宋之問力主“回忌聲病，約句准篇”［①］，完成了律體定型化、規範化的任務，宣告了七言律體的正式誕生；唐玄宗開元初年，蘇ｔǐｎｇ＠②、張說諸人又大力創作七言律詩，將七言律體推向前進。然觀其時諸人之創作，就其題材來看，主要以君臣游幸、唱和及同僚間的酬答為其表現對象；就其形式來看，又大都注重詞語的華麗、精巧、典雅，而其情調又大多是歌功頌德、雍容華貴，典型地表露出宮廷詩的風格。例舉蘇ｔǐｎｇ＠②的《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一詩，便可考見一斑：“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煙。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細草偏承回輦處，飛花故落奉觴前。宸游對此歡無極，鳥弄歌聲雜管弦。”此為一首典型的應制詩，完全具備以上之特點，近人高步瀛稱其為“冠冕華貴”。［②］被人譽之為“燕、許大手筆”之一的蘇ｔǐｎｇ＠②尚且如此，其餘諸家，便可想而知。從文學本身的發展來看，此種不注重個人情感的發抒，不注重對詩歌意境的追求，甚或在章法、句法上未見出嚴整與變化，可以說，是為一種歷史的局限，當然這不能歸咎於其時諸公。這一歷史的缺陷，開始在盛唐詩人的創作中逐步得到克服與釐正。審視盛唐諸家之七言律詩，不難發現，在題材上，雖未能完全脫離君臣宴遊、唱和的格局，但詩人們已將對身世的感慨，對人生的領悟，對山水的賞愛，對離別的吟嘆等等屬之於情感世界的東西，表現於七律之中，顯示出了創作領域的拓展，同時，亦展示出詩歌意境的擴大與高遠。而在形式上，詩歌的格律、章法、句法更趨向於嚴整，更趨向於規範化。其時詩人，堪稱名家者，後之詩論家列為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諸人。［③］而王維的七律諸作，在詞雅調穩之中，顯出意境的高遠及章法的變化，尤高於眾人。明人高ｂǐｎｇ＠③在其《唐詩品匯》中，將王維列入正宗，並贊道：“王之眾作，尤勝諸人。”［④］近人高步瀛亦持此論，其認為“七言今體倡於初唐，至盛唐而極。王摩詰意象超遠，詞語華妙，堪冠諸家。”［⑤］意象超遠，正見出王維之七言律對初唐七言律格局之突破；而詞語華妙，又可見出對初唐詩風的承襲。從七言律詩的發展來看，初唐七言律興起，至盛唐而成熟發展，至杜甫，則將七言律創作推向頂峰。王維，正處於這一發展過程中的過渡性人物，其七言律創作，正顯露出承上啟下的特點。

　　考王維詩文集，其七言律詩共二十首。［⑥］就其內容來看，擬可分為如此幾類：“其一，應制、酬答；其二，送別；其三，述懷；其四，遊覽。此四類詩，應制、贈答類共九首，其餘三類十一首。這九首應制、酬答詩幾占其七言律詩的一半，極明顯地表現出對初唐詩風的承襲。其典型者，可以《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睹，聖恩便賜宴樂，敢書即事》。為其代表：

“欲笑周文歌宴鎬，遙輕漢武樂橫汾。
豈如玉殿生三秀，ｊù＠④有銅池出五雲。

陌上堯樽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
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⑦］

　　宮殿柱旁生出芝草，宮池上出現祥雲，是否與國運昌盛、興隆有關，當然無從查考。據現代人看來，這僅只是一種自然現象而已。但其時的人們，卻認為這是上天垂像，顯示祥瑞，昭告君主的聖明及天下之大順，乃大喜之事。史官將其載入史冊，群臣們請加皇帝尊號，［⑧］並寫詩表示慶賀。這樣的背景，也就決定了這首作品歌功頌德的格局。作品的首聯，不作任何的過渡，即以“笑周文”、“輕漢武”來表達作者自己對當今皇上的讚頌，頷聯方寫出之所以“笑周文”、“輕漢武”的原因，在於玉殿上生出芝草，龍池上出現祥雲。此種先寫結果，後表原因之寫法，乃為王維慣用之法。如其《觀獵》一詩中的“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之“桃源一向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等等皆類此。這種逆寫因果關係之手法，使作者的主觀情識表達得極為鮮明、突出，極容易給讀者一種強烈的感受與印象。此首作品用此手法，也正是收到了這樣的藝術效果。頸聯則引用“堯樽”、“舜樂”之典故，一方面，關合題目中的“聖恩便賜宴樂”，描寫皇家宴會之奢華與歡樂，而另一方面，則又將當今聖上比況為堯、舜，其讚頌之意，洋溢在字裡行間。故結句便直抒胸臆：“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直接展露自己對聖明君主的忠誠不二之心。縱觀全詩，作者以頌揚為其主調，以歡快筆觸，描述了這一祥瑞之事，語詞華麗而典雅，正是典型的宮廷詩人的風格。這種風格，在王維的其它應制詩中，保持得非常的整齊、同一。如其《敕賜百官櫻桃》：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蘭。
總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
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便頻傾赤玉盤。
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⑨］

　　同前首作品相較，此詩更益顯得平庸。這一類的詩，除了向後人展示其時群臣對君主的態度，以及表露出應制詩的體制與面目外，實在沒有什麼思想情感內容可言。要指出的是，這類作品，並非為王維之前創，實是其對歷史的承襲。其淵源，當可追溯到初唐的沈、宋。

　　《新唐書·宋之問傳》云：“魏建安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ｑｕáｎ＠①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准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可見，作為宮廷詩人的沈ｑｕáｎ＠①期、宋之問在繼承沈約、庾信等人講求音韻婉附，屬對精密的同時，又追求語詞的靡麗以及格律的允當。在其應制詩中，明顯地表現出以上的特點。姑以沈ｑｕáｎ＠①期之《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一詩為例：

“芳郊綠野散春晴，復道離宮煙霧生。
楊柳千條花欲綻，蒲萄百丈蔓初縈。
林香酒氣元相入，鳥囀歌聲各自成。
定是風華牽宿醉，來晨復得幸昆明。”［⑩］

　　誦讀全詩，讀者當不難發現音韻的委婉、鏗鏘，詞語的靡麗、工致，還有那應制詩特定的頌揚基調。所以，明人胡震亨認為：“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ｑｕáｎ＠①期首創工密。”［①①］王維的七言應制詩，若與沈詩相較，音韻的婉轉，詞語的華麗，以及頌揚的基調，可以說是一脈相承，只不過王維詩中的語詞，在華麗中滲入一份典雅，在頌揚中現出一份持重，此是其與沈詩異同之大較也。故胡應麟又明言：“七言律以才藻論，則初唐必首雲卿（ｑｕáｎ＠①期字），盛唐當推摩詰。［①②］透過這些贊語，我們可以說，王維應制一類的詩，確是對初唐詩風的承襲。

　　初唐七言律的此種格局，畢竟是一種歷史的局限，隨着文學本身的演進、發展，它必然會受到合理的揚棄。這在王維七言律的創作中，就已經明顯地展露出了新的變化。此種變化，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考見：

　　首先是題材的擴大。在對王維七言律的分類中，就可以讓人看見，他把送別、遊覽、述懷等較為寬廣的社會生活、人生感受攝入自己創作的視野，以此來抒情言志，從而突破了應制詩的束縛，給七律一體注進了情感的血液，使其具有一種新的文學的生命。這些情感內容，包括：（１）對友朋遭貶謫的同情、關心與勸慰。如《送楊少府貶郴州》：

“明到衡山與洞庭，若為秋月聽猿聲。
愁看北渚三湘近，惡說南風五兩輕。
青草瘴時過夏口，白頭浪里出湓城。
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吊屈平。”［①③］

　　詩中用虛實交替的手法，極力渲染、烘托遭貶之地的荒涼，遭貶之人心境的淒冷，遭貶路途中的險惡，以及作者對遭貶之人的勸慰，充分體現出詩人對友朋一片關心、同情的深厚之情誼，從而使作品透露出一股濃郁的情感力量。（２）對世態炎涼的感慨與不平。如《酌酒與裴迪》：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
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
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
世事浮云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①④］

　　這是詩人歷經人事滄桑之後，對社會人情的一種總結與概括。世態炎涼，人情冷暖，早已有之，只不過詩人用此體裁將其表露出來，似給人一種新的感覺。詩的首聯，便直接揭露世態炎涼的社會現實，頷聯則對此社會現象作進一步的渲染，頸聯又通過自然物象來比附自己險惡多舛的處境，以物托情，顯得意味豐厚而深遠，結句的“世事浮云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是詩人對此社會現實的一種認識與態度，以今人觀之，當涉消極之嫌，然，這卻是作者真情的自然流露，不做作，不誇飾，而其中又襲用古詩中的“努力加餐飯”，［①⑤］這一切，均使整首詩的情味顯得是那麼地濃烈而厚重。（３）對邊塞風光及邊塞戰爭的描寫，如《出塞作》：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
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
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渡遼。
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①⑥］

　　此是王維在中年時，以侍御史的身份出使塞上時的作品。邊地雄奇瑰麗的自然風情，邊地將士浴血疆場的英雄氣慨，極大地激發了詩人的創作激情，他以飽滿的熱情，贊頒邊地的自然風光，嘔歌唐朝將士們保家衛國的英雄氣慨。這次出塞所寫下的作品，大都寫得氣勢奔放，神采飛揚，直可視為高、岑邊塞詩之同調。此詩正是這一風格的典型代表。詩的前四句，作者極力寫出秋日塞外邊地少數民族射獵的雄闊景象。白草連天，野火燎原，在暮雲飄蕩的空曠的大沙漠，駿馬馳騁，那一望無際的秋日平原，正是射鵰之大好時節。在這裡，塞外雄奇的自然風光與邊地民族雄悍強勁的民族性格渾融一體，突現出廓大的場面與氣勢。詩的後四句，則描繪唐軍英勇作戰的英姿，歌頌他們立功邊塞的豪情壯志，從而展現作者希望建功立業的抱負。縱觀全詩，真箇寫得是神情高揚，氣勢宏放。所以清人方苞贊道：“前四句目驗天驕之盛，後四句侈陳中國之武，寫得興高采烈，如火如錦。”［①⑦］（４）表達作者自己歸隱山林之志，及優遊自然山水之樂。前者如《早秋山中作》：

“無才不敢累明時，思向東溪守故籬。
不厭尚平婚嫁早，卻嫌陶令去官遲。
草堂蛩響臨秋急，山里蟬聲薄暮悲。
寂寞柴門人不到，空林獨與白雲期。”［①⑧］

　　後者如《輞川別業》：

“不到東山向一年，歸來才及種春田。
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
優婁比丘經論學，傴僂丈人鄉里賢。
披衣倒屣且相見，相歡語笑衡門前。”［①⑨］

　　前作主要表現在李林甫把持朝政、排斥異己的黑暗政治統治下，不得已，而作出的歸隱山林之舉。“無才不敢累明時”的自責與自嘲，把一份憂讒畏譏之情表露得是那麼地委婉與深沉；“草堂蛩響臨秋急，山里蟬聲薄暮悲”，則又要將詩人當時的心境描述得如此的淒清，“寂寞柴門人不到，空林獨與白雲期”，卻又是將歸隱之後的生活寫得那樣的孤寂。如與陶淵明那種“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的真心歸隱，“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的歸隱後的喜悅，以及“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的徹悟相較，可見王維在這裡所宣稱的歸隱，實在是一種迫不得已之舉，它曲折地反映出其時的政局時態，以及在此政局變化中，文人們的心理狀態。而後詩卻用濃烈的筆觸，渲染輞川自然山水的絢麗與可愛，表達詩人對大自然的讚美、嚮往之情，以及自己歸隱山林之樂。與前詩相比，此詩的情調要顯得歡快、明亮得多，不再有前詩那種淒清與孤寂。此種變化，正是禪學理念給於王維一種心理調節作用的產物。“專注內修，不主外求”的禪學宗旨，導引着王維以另一副眼光與態度來對待所謂的仕與隱，“理事俱如”，“無可無不可”的人生態度，使他因政局變化而傾斜的心理，又復歸於平衡，自然山水也就剔除了那份淒清、孤寂，而展現出絢麗、歡快的另一面目了。

　　正是由於詩人將上面這些寬廣的社會生活內容和深厚、複雜的人生情感表現於七言律體之中，擴大了七言律的表現領域，顯示出它所具有的抒情言志的功能，因而，使其獲得了文學的生命，而邁進一個新的發展天地。

　　其次，在題裁擴大的同時，王維又充分調動他的語言表達能力，極力塑造高邁、深遠的詩歌意象，擺脫了應制詩中的貧乏與淺薄，表現出十分深厚的人生內涵以及豐富的藝術意味。這些高遠的詩歌意象，在他的送別、述懷、遊覽幾類作品中，屢屢可見，有的已經成為人們千古傳誦的名句。如《酌酒與裴迪》中的“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表述一種普遍的人生體驗；《送楊少府貶郴州》中的“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吊屈平”，顯示出詩人對友朋的關心與慰解；《出塞作》中的“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寫出了塞外雄奇的風情，表現出一股豪邁之氣；《積雨輞川莊作》的“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一白一黃，一色一聲，展現出無限恬靜、安寧的田園風光；《輞川別業》中的“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通過絢麗、明亮的色彩對比，渲染出一派濃烈的春意與生機，表達出詩人對大自然無限賞愛之情。這些詩句，一方面飽含着詩人豐富情感，另一方面，寫景、狀物、言理無不生動、精練，遂使整首作品生色不少。比起那些四平八穩，典雅工致卻豪無生命的應制詩句來，其藝術價值之高低，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要指出的是，這種高遠的詩歌意象的塑造，時或也出現在他的一些應制詩中，其主要表現為對大唐帝國、盛唐氣象的讚頌，最典型者，為《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ｐèｉ＠⑥聲歸向鳳池頭。”［②⑩］　　　　　

　　此一題目，為四人同時而作。賈至始創，王維、岑參、杜甫三人和作。從四首作品來看，賈、杜二人之作，意境較為平庸，仍不脫應制詩之窠臼，故為後世詩論家們所訾。在此略而不論。唯王、岑之作，能於舊傳統中寫出新氣象，為後人所推許。然王、岑二人之詩，亦各占擅場。岑詩云：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
金闕曉鍾開萬戶，玉階仙杖擁千官。
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
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②①］

　　明人胡應麟嘗評王、岑二詩之異同，云：“細校王、岑二作，岑通章八句，皆精工整密，字字天成。頸聯絢爛鮮明，早朝意宛然在目，獨頷聯雖絕壯麗，而氣勢迫促，遂至全篇音韻微乖，不爾，當為唐七言律冠矣。王起語意偏，不若岑之大體，結語思窘，不若岑之自然，頸聯甚活，終未若岑之駢切；獨頷聯高華博大，而冠冕和平，前後映帶，遂令全首改色，稱最當時。大概二詩力量相等，岑以格勝，王以調勝，岑以篇勝，王以句勝，岑極精嚴縝匝，王較寬裕悠揚，令上官昭容坐昆明殿，窮歲月較之，未易墜其一也。”［②②］胡之品評，極準確道出岑、王二詩的佳處。岑詩以篇勝，通篇講究章法，結合“早朝”與“和作”而落筆，全詩渾然一氣。王詩卻於意境上用力，頷聯之“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不僅寫出大唐皇帝的尊貴、威嚴，以強大的氣勢振起全篇，而且在結構上，又起着承上啟下的作用。所以胡應麟才稱其：“高華博大，而冠冕和平；前後映帶，遂令全首改色。”此種在詩歌意境上用力，力求其“高遠”的作法，在王維其它作品中，也出現了類似此詩中的佳句。如《奉和聖制從蓬萊向興慶宮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一詩的“雲里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兩句，極寫出大唐國都的雄偉壯觀，以及大唐百姓們富庶、安樂的生活，正表露出詩人對大唐帝國的讚頌。《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湯寓目》中之首聯：“漢主離宮接露台，秦川一半夕陽開”，明人楊慎曾言：“予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詩。夫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台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②③］詩中的反諷之意，於尾聯之“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云才”而托出，楊慎之見不誤。然其言“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將原作中的誇飾認為實寫，把詩意理解得太過質實、膠滯。細察原作，實是作者的一種誇飾之詞，“秦川一半夕陽開”者，乃是極寫宮室之多，且又襯托出宮室的輝煌與壯麗；在含意上，則以漢文帝不修露台之儉樸與唐帝大營宮室之奢華作比，已暗含諷諫之意。所以此兩句詩，寫境闊大，寓意深遠，故為後人所讚譽。

　　從以上例句可看出，作為一位藝術大家，王維極力運用其高超的語言表達能力，塑造出高遠的詩歌意象，表現出極為豐富的藝術意味，此正是高步瀛所言的“意象超遠，詞語華妙，堪冠諸家”之處。

　　再者，王維的七律諸作，更益講求章法的變化。七律四聯八句，並非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句子排列。恰恰相反，在八句之中，最要講究開合變化，形成跌宕起伏的節律美，為表情達意服務。古人用“起、承、轉、合”來概括這種結構要求，並具體對這四者作出了規範與要求。胡震亨《唐音癸箋》引楊仲弘語云：“七言律有起、有承、有轉、有合。起為破題，或對景興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題起，要突兀高遠，如苹風初發，勢欲卷浪。承為頷聯，或寫意，或寫景，或書事，或用事引證，要接破題，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轉為頸聯，或寫意，寫景，書事，用事引證，與前聯之意相應、相避，要變化不窮，如魚龍出沒ｈｕī＠⑤濤，觀者無不神聳。合為結句，或就題結，或開一步，或繳前聯之意，或用事，必放一句作散場，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知此，則七律思過半矣。”［②④］依楊氏所言，七律四聯八句，在這“起、承、轉、合”之中，本身就顯現出一種跌宕、迴環、曲折的節律，表現出一種內在的結構美。大凡好的律詩，都必須做到這一點。從唐代七律來看，這種節律美，只有在杜甫的七律中，才表現得淋漓盡致，爐火純青。初唐及盛唐初期的七律，在結構上還顯不出太大的變化，像沈ｑｕáｎ＠①期那首有名的《古意》（“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也不曾見出那跌宕起伏的節律。至崔顥那首被人稱之為唐七律“壓卷之作”的《黃鶴樓》詩，於此也可謂為闕如。但在王維的七言律詩中，我們已經可以發現這種跌宕起伏的節律變化。可以舉其《送楊少府貶郴州》為例。起句“明到衡山與洞庭，若為秋月聽猿聲”，就緊扣題目而起，首用衡山之險峻與洞庭之闊大，烘托出貶所之荒僻與貶途之險難；次句則從主觀情感上着筆，用秋月與猿聲的意象，渲染出淒清、哀怨之意境，再冠以“若為”二字，作強烈的主觀抒情，傳達出詩人對遭貶者的無限同情之意。頷聯之“愁看北渚三湘近，惡說南風五兩輕”，則承上聯之貶地而來，更進一步襯托貶所的荒涼及環境的惡劣，亦更進一層展示詩人的關切之情。頸聯為轉，筆調從遠至近，從貶地轉寫貶途，進一步襯托出遭貶者的不幸及詩人的關心之意。尾聯為合，作者拋開遭貶之現實，“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吊屈平”，在反用歷史典故之中，對友朋之遭貶作出勸慰，既充分表現了送別之意，又一掃前面之淒冷、陰暗之色，總攬全詩，確實收到言盡而意不盡的藝術效果。在這“起、承、轉、合”之間，已然見出了變化。與結構上的此種變化相應，其情感的運動亦是起伏跌宕。首聯之第一句，出以冷靜之敘寫，情緒是為平緩，第二句則作強烈的主觀抒情，情緒為一漲；頷聯之“愁看”句情緒稍伏，而“惡說”句情緒又為之一起；頸聯是為客觀之描述，情緒又為一伏；尾聯反用典故作勸慰語，情緒又為一起。這情感的起伏運動，滲入到“起、承、轉、合”的節奏變化中，使作品表現出七言律那特有的節律美。當然，此種節律美，在杜甫的七律中才達到頂峰，而王維，正是一位從發端至頂峰之間的人物。

　　以上，我們從題材的拓展、意境的塑造、講求章法變化諸方面考察了王維在七言律詩創作中的創新。但他畢竟是一位過渡性的人物，反映社會生活，抒發情感的博大深沉，意境的沉雄超邁，以及章法之變化，格律之精工，他是萬不能與杜甫相比擬的。就是在句法的嚴整上，他的七言律也顯出許多不足。古人對此也早已有評。如胡應麟就明確指出：“右丞‘早朝詩’，絳幘、尚衣、冕旒、袞龍、ｐèｉ＠⑥聲，五用衣服字；‘春望詩’，千門、上苑、雙闕、萬家、閣道，五用宮室字；‘出塞詩’，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兩用馬字。”［②⑤］等等，均為律詩所不容許。

　　綜上所述，可見出王維的七言律詩在唐代七律的發展史上處於中間過渡階段。作為這一特定的人物，他的七言律，繼承了初唐七律在內容及風格上的某些方面；同時，他的創作，又擴大了七律的表現領域，賦予它深厚的人生體驗及豐富的情感內容，使七律一體逐漸擺脫初唐詩風的局限，成為一種在真正意義上的表情達意的體裁。同時，王維憑藉自己的人生體練以及高超的語言表達能力，極力塑造出高遠的詩歌意象，不論在抒情、寫景、言事諸方面，均改變了初唐以來詩歌意象淺弱的缺陷。另外，他還注意到七律在結構上的特點，盡力去表現那種跌宕起伏的節律美。但，從另一方面看，他在句法與聲律上，還未完全達到精美的境界，他那些不嚴整的句法、用語，仍然顯示出古體向近體演進的痕跡。宋人張戒在其《歲寒堂詩話》中曾說：“世以王摩詰律詩配子美，古詩配太白，……雖才氣不若李、杜之雄傑，而意味工夫，是其匹亞也。”。此正表明，王維的七律，正是通向杜甫七律的橋梁，在唐代七律發展史上，應有着不可忽略的價值。

　　①《新唐書·宋之問傳》：“魏建安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ｑｕáｎ＠①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准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
　　②　⑤　①⑦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卷五。中華書局１９５９年５月版。
　　③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箋》卷十中云：“盛唐名家稱王、孟、高、岑，獨七言律祧孟，進李頎，應稱王、李、岑、高雲。”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５月版。
　　④《唐詩品匯·七言律詩敘目》。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８月版。
　　⑥據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６１年８月版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統計。
　　⑦　⑨　①③　①④　①⑥　①⑧　①⑨　②⑩　②①　②③：《王右丞集箋注》卷十。
　　⑧《舊唐書·玄宗紀》：“（天寶七載）三月，大同殿柱產玉芝，有神光照殿，群臣請加皇帝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許之。”　　　
　　⑩《全唐詩》第二函，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縮印康熙揚州詩局本。
　　①①　①②胡震亨：《唐音癸箋》卷十。
　　①⑤《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云：“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②②　②⑤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五。中華書局１９５８年１０月版。
　　②④《唐音癸箋》卷三。
　　　　　　　　　　　　　　　　　（作者單位：貴州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