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困惑

大學以其承載全社會的獨立精神並匯集具有獨立人格的學者而受到公眾的關注，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規模擴招，更拉進了大學與普通民眾的距離，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大學不再是高不可攀與世隔絕的象牙塔，而是社會系統中真真切切的一分子。可是，大學褪去了令人目眩的光環之後，“醜聞”接連不斷，官學一體、販賣文憑、學術墮落、文人無形，凡是被社會唾棄、不齒的作為，總能在大學校園找到類似的版本，人們不禁要問：大學怎麼了？

大學的困惑首先源於自上而下過分集中的管理模式，這種權力傳導方式不止表現在一個學校內部，而是整個教育體系全局性的問題。具體表現為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掌握着教育資源調配的各項權力，民辦大學的設立、合資大學的創建、招生規模、學科建設等等都是垂直一元化管理。1999年高校擴大招生的時候，很多學者提出教育產業化問題，包括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先生在內的海內外學者，認為教育是產業，辦教育要像辦產業一樣，採取市場化的作法。

令很多學者意想不到的是，在某些職能部門看來，所謂產業化和市場化就是“揮舞”收費的大棒，向本來並不富裕的學生以及家長頭上“砍去”。大學費用日益高漲，遠遠超出了普通中國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而事實上，產業化的核心內容是放開教育市場的進入壁壘，允許民營、外資等各種經濟資源無障礙地進入；另一方面，產業化的意義在於拋棄固有的意識形態偏見，建設開放的、面向世界文明的無邊界的大學。可是，有關部門曲解了學者們的見解，僅僅抓住對自己有利的一面而對產業化的基本內涵視而不見。

垂直一體化的管理模式自然映射到了大學校園內。在國外，綜合性大學通常是以學院為核心的，大學當局一般是一個空殼或僅僅提供公共的信息服務，就像一個非常鬆散自由的聯邦，在共同的教育觀念和既定的辦學原則下，所有學院各行其是，各有風采，大有百花齊放、兼收並包的氣勢。國內的大學則相反，學院並不是獨立的法人級實體，而是隸屬於大學各職能部門的附庸，這種“君臨天下”一體化的管理模式，大大約束了學院一級的辦學熱情和創新精神，而合併之後越來越大的“大學”，因為管理手段的落後完全抵消了資源在更大範圍內流動所帶來的效益。大學與國有企業走到了一條非常相似的道路上，小學校沒有實力，大學校沒有活力，問題的癥結基本上可以歸結為集中統一的僵化領導。

可是，另一個引人關注的問題是，在集中統一的領導方式下，並沒有生長出具有協作精神的“規模化團隊”，而是漸漸蛻化為以個人為基本單位的“原子式”小組。在大學，“一人一題”（一個人申報一個研究課題），“一人一本”（一個人一個科研經費本）的現象十分普遍，教師原本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現在卻和傳統的農民一樣自給自足，獨自耕種着並不寬廣的幾分自留地，至於學院、學校共有的“土地”卻大片大片荒蕪着。

現代科學研究早已告別了“個人英雄”時代，進入大規模兵團作戰時期，可是中國的大學卻走了一條完全相反的路徑。個人作戰的弊端是十分明顯的，一個人精力有限、資金受限、觀察的思路和認識問題的知識結構也局限在一個非常單一的範圍內。單槍匹馬的結果是，幾乎每一個人都在重複前人作過的研究，等到看見了創新的曙光，研究者已經筋疲力盡止步不前了。由此而產生中國大學研究的“石林現象”------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風景固然幽雅，卻沒有產生令觀者仰止的珠穆朗瑪，原因正在於單兵作戰缺乏持續不斷的進步，每一個人都從頭做起，另起爐灶，始終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登高遠望，更上層樓。

當然，中國的大學也的確鮮有空前絕後的大師級“巨人”，因此，一段時間以來，媒體和學術界幾近形成了一個人所共知的共識——大學非謂據有高樓大廈者也，蓋有大師方成為大學。可是大師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標準？誰是大師？這些問題卻懸而未決雲山霧罩。就中國的科學研究體制而言，院士是某一學科最高級別的學術權威。於是，幾乎所有的大學都開始瘋狂“搶購”院士，之所以說“幾乎所有”不是有些院校可以例外，而是一些偏遠地區、小門獨戶的大學有自知之明------有限的院士是不可能被平均分配到每一個大學的。這其中，北京、上海和廣州等經濟發達城市以及國內一流大學可以說近水樓台占儘先機。可是，恰恰被人忽視的是，自由開放的學術環境才是學術進步、科學昌明、思想激盪、大師輩出的沃土。

最近幾年來的中國大學，所謂的專家已經壟斷了學術講堂，門派、學校、南方和北方各自劃定學術“特區”，不容他人涉足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不正本清源，從建設自由活躍的學術環境着手，卻迫不及待地供奉“准大師級”學術權威，顯然與科學研究的精神相去甚遠。而事實上，這樣的作為正在蔓延並擴散至更大的範圍之內，特聘教授就是這樣一個類似的案例。

楊振寧教授80年代歸國講學，中國科技大學一名無名後輩當堂站起來指出：楊教授，您講錯了。楊教授馬上請年輕後輩上台更正自己的錯誤，後輩少年意氣風發，令人稱奇，而楊先生虛懷若谷的大家風範更讓人讚嘆。但是，這樣的案例寥寥無幾，以至於可以作為傳之後人的永不泯滅的“口碑”，國內的學術禁錮到了怎樣嚴重的地步已經不容置疑。作者經歷的是，在大學三年級，曾經指出老師的內容有重複的嫌疑，老師一怒之下，將本人逐出課堂------我倒是很開心，因為這樣可以不必排隊輕輕鬆鬆吃午飯。由此觀之，健康的學術爭鳴環境遠比院士重要，自由的學術氛圍遠比大師重要，哪一邊是本，哪一邊是末，應該形成新的共識，在這方面媒體不要再一次比大眾弱智了。

大學的困惑還在於東西方共同遵循的學術規範已經蕩然無存了。在中國所有的大學都有“外來戶”和土生土長的“土著”，而且土著藉助於先天積累的資源優勢控制着幾乎所有的學術資源。大學、碩士直到博士，一個學生在一個學校一個系甚至一個導師名下連續工作十幾年，接着留校任教，繼續師生情誼，這樣的情況在中國幾乎是鐵打的慣例。南方某著名高校因為歧視外地考生而引發網絡“謾罵”，如今一種以“本科出生”確定是否前途無量的新理念又在不知不覺蔓延。大學的學術領袖幾乎是一種“世襲”的爵位，老師退休了，弟子接着干，弟子退休了，師兄弟坐莊，循環往復，容不得他人染指。尤其是在大學校園裡，也常看到夫妻店、父子兵，這些違背普通學術規範的現象在中國大學大興其道通行無礙。近親繁殖是遺傳學的大忌，是法定不准結婚的幾條原則之一，可是中國的學術圈卻演繹着繁殖近親的戲劇，這樣的學術圈能否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是大有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