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妞不牛: 習近平同山伢子的忘年交

送交者: 阿妞不牛 2014年05月01日21:18:3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這不是俺的《山伢子傳奇》的續篇，而是節外生枝的外一篇。   這個山伢子，不是俺那個韶山沖隔壁的上高中就有文章出書，可是連抄書都不會的半文盲。這個山伢子，出生在城裡，卻連高中也沒上，初中畢業後就在農村撥拉土疙瘩啃苞谷棒子。可是他卻又象俺的范健那樣犯賤，不安生撥拉土疙瘩，卻一邊看山羊亂草，觀察小姑娘大嫂子倔老頭，一邊博覽群書，還用破鋼筆一筆一划寫文章寫小說，當真的作家。他也同俺的山伢子一樣，遇上一個跟他一樣撥拉過土疙瘩的知己小弟。這個小弟小他十歲，也是聰敏好學，不但成為了大學生，也成為了博士，而且扶搖直上當了大官——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官：名片頭銜要印一本冊子的中國國家主席。 俺的山伢子沒有這個山伢子那樣的福氣——俺的山伢子至今還被俺關在農場勞改沒放出來，將來俺也不會安排他跟國家主席做知己。但是，這個叫賈大山的山伢子也沒有俺的山伢子的福氣——雖然跟俺的山伢子一樣當上了政協委員，但是俺的山伢子後來腰纏萬貫，而賈大山卻兩袖清風，而且在創作和名望如日中天之際，被食道癌奪去生命，年僅54歲。   賈大山這個山伢子，跟俺的山伢子一樣，性格古怪命運不濟。雖然俺還沒有完全交代出俺的湖南山伢子的古怪命運，賈大山這個河北正定縣的山伢子的命運，只要幾筆勾畫就可以讓人萬千感慨。 賈大山於1943年出生在萬惡的舊社會，階級出身是河北正定小縣城的一個小鋪子生意人家庭。由於這個反動的資產階級家庭出生，初中畢業後在階級鬥爭颱風再起的文革前夕，就被剝奪繼續上學的機會下放到農村刨土疙瘩，成為了象范健和習近平一樣的山伢子。雖然他生長在河北平原，這個賈大山卻是真的鄉下山伢子，長得象座山一樣結實，也象山中石頭泥塊一樣固執。可是他那山伢子的固執土帽中透着范健習近平一樣的機靈好學。刨土疙瘩的同時他還泡書寫文章，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寫了一篇小說《取經》，一鳴驚人，獲得1978年全國首屆短篇小說獎。後來成了脫產幹部，當上了縣文化館的副館長，成為全國知名的業餘作家。他後來繼續勤奮寫作，陸續發表短篇小說和散文，許多都是享譽文壇的優秀作品，有名篇還被選入中學課本。而他卻在生前沒有出版過一本專著或者選集，成為罕見的沒有一本書的著名作家。當然，他也就沒有賺到什麼稿費了。他一沒入團二沒入黨，卻也當了官，當了正定縣文化局長。當了局長，他為正定縣的文物古蹟修復爭取到幾千萬元的經費。他掌管着這個天文數字的經費，可是他連旅差費都沒有在這些經費里報銷過，更別提去海吃一頓了。這絕對不是因為他患有食道癌不能吃——他的食道癌很可能就是因為從來不吃公款而得的。誰見過那些海吃海喝的大官得了食道癌？黃菊都不是得食道癌遇難的呢。   這個呆在正定小縣城的全國知名大作家，跟一個來到這個小縣城的全國不知名的小青年習近平呆在一起了。1982年春，習近平年方28，從中央軍委辦公室“下放"到正定當縣委副書記進行培養鍛煉。賈大山這個山伢子已經是全國知名大作家，已快進不惑之年。習近平對這個大作家早已如雷貫耳，立馬登門拜訪。賈大山雖然是作家，也是肉眼凡胎。當老熟人介紹這位新來的縣委書記見面時，他居然說，“呵呵，派了個嘴上無毛的來管我們呢!”而且，這山伢子恐怕當時也不知道這個小習跟中央的那個老習有什麼關係，甚至他還很可能不太知道中央還有一個什麼老習呢。 可是這個山伢子和嘴上無毛一見面就是相逢恨晚，成了知心朋友。一起喝着碎末花茶，一起抽着廉價香煙，吞雲吐霧海闊天空。他們都有着因家庭歷史問題被迫中斷學業下鄉刨土疙瘩的經歷，都有着對社會和人生的相通相近相似的觀察看法。甚至都還有着山伢子般半大小子的率性：走路神聊過了大半夜，到縣委大院門衛睡着了，就互相踩着脊背翻越鐵柵欄進院子。 賈大山和習近平作為知交，他這個局長當然不會一直不知道這個嘴上無毛的頂頭上司的背景。他們在正定縣的交情友誼也是公開的秘密。兩年後習近平調任廈門，分別時互相淚花閃閃的場景，習近平的親筆回憶絕對是真實的。不要說憑着一個知名作家的觀察力，就是俺那個韶山沖隔壁山伢子的領悟力，賈大山也知道他遇到的這位忘年交知己，是一位大貴人，將來要大紅大紫的大貴人。   蹊蹺的是，賈大山在習近平這個縣委書記的賞識提拔下當局長，卻一直不入黨。這不會是習近平不動員甚至親自介紹他入黨。因為習近平自己回憶，他和縣委一直在物色文化局的骨幹領導，一直看中賈大山。而當時幾乎沒有非黨員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的先例。賈大山是經過勸說，並且提出自己的條件才接受文化局長這個重任的。條件之一，就是要給他真正的權利。如果不是黨員，哪怕當了局長，上面還有一個局黨委書記頂頭上司。讓賈大山立即入黨，一下子擔任文化局黨委書記兼局長，不就得啦？可是習近平回憶中說，他們開了一個先例：賈大山這個非黨人士擔任文化局長，全盤全權負責文化局的工作。這就是說，那個文化局當時的黨委書記，實際上是賈大山的副手，甚至聾子的耳朵。這裡的邏輯推理就是，賈大山擔任文化局長的另一個條件就是：不入黨。原因是什麼，誰都沒有明說，但是包括習近平在內的許多人的回憶證實，這是賈大山的信仰問題：他“鑽研佛教”。這應該證明，俺兩年前偽托習近平給中央常委的信里說的這一段話，不是空穴來風： “如果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恰好又是一個具有特殊科研甚至組織領導才能的人，甚至除了敬佛，對我習近平卻遠遠不當菩薩敬的人，為什麼不可以當院士甚至科學院院長？我們不要用黨性來要求他不拜佛，但是我們可以用科學家和國家公務員的道德規範法律要求他不能用公款和公務員身份給寺廟奉獻巨金，不能聽由寺廟長老指點迷津來決定科研項目。”  蹊蹺之二是，賈大山在跟習近平惜別之後，從來沒有主動跟習近平保持聯繫。哪怕習近平一直念舊，從福建一直給他寫信寄禮物賀年卡，這位仁兄大作家卻連回信也不寫，甚至習近平一再邀請他到南方來玩玩看看，他也一直沒有答應。這絕對不是賈大山對習近平沒有感情，人走茶涼。也絕對不是賈大山不知道習近平是棵好大的樹。但是賈大山讀過白居易，對《有木名凌霄》倒背如流：他不願意做攀援大樹的凌霄藤。   習近平是棵大樹，也是個仁義之人。他遠在南方牧民一方，還要攻讀博士學位，真正日理萬機。可是他一直沒有忘記這位山伢子忘年交。不但經常寫信打電話問候，還多次專程到正定看望賈大山。賈大山患病住院，習近平也專程來病床前看望。在賈大山去世之後，習近平還寫了專文悼念。這篇悼念紀念文字，不但是俺所見到的習近平難得的情感真摯文筆流暢直抒胸臆的文章，而且是俺所讀過的幾乎所有黨國領袖中不是唯一也是罕見的真情流露質樸實在的好文章。並且，俺可以斷定不是出自秘書之手——中共要員的秘書，連陳伯達胡喬木都寫不出這樣真情質樸的文字。連俺這樣的業餘高九段洋墨水黨八股寫手，可以冒他名寫信騙胡錦濤溫家寶江澤民，可是絞盡腦汁也創作不出來這樣的文字打動普通民眾。   可是，賈大山死的太早。習近平的紀念文章也發得太早：1997年的習近平，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會成為偉大領袖。他所傾入真情描述紀念的一位故友，一個非共產黨員的黨的好幹部人民的好作家，那時候在中國已經非常難找到。哪怕有一個遠在南國他鄉的高級幹部來紀念，也沒有在中國引發幾乎任何反響，更沒有人來跟着學習，甚至尋找這樣的異類。   隨着正定縣的習書記成為了中南海的總書記，正定就成為了革命聖地延安。正定的名勝古蹟，除了隆興寺，就是習書記原來的辦公室；歷史名人，除了秦漢時期南越國王趙佗和三國名將趙雲，就是習近平，和中宣部到全國軍民在習近平當主席之後考古新發現的這個土疙瘩平原上的一個山伢子，習近平的忘年交，一位幾乎被人忘記的大作家小幹部賈大山。中國的各種媒體開始高調報道重發習近平對賈大山的紀念文章，也開始挖掘報道賈大山同習近平的忘年交故事，並且開始讓賈大山其人和作品重新出土，在他死後多年開始出版他的作品集，並進行熱心高調的宣傳。   老實說，俺對賈大山的作品雖然有過涉獵，但並沒有認真細讀過。粗略的印象是，賈大山是他的河北同鄉孫犁那樣一類的作家，有着清新的文筆，寫着可讀性很高而且接地氣，但是合乎黨的要求規範的作品。而且，他還是比孫犁高出一頭。不但他筆下的人物很生動，他的主人公也不是高大全一類革命戰士，而是向黨提出大膽指望要求，讓黨覺得可憐而又可愛的"進步”而不反革命的群眾。他們對於改革開放滿懷信心和指望，同時向黨溫和委婉地提出似乎非分但並不冒犯的要求。通過這些作品，俺覺得，賈大山就是在告訴習近平：我就是這樣的人。你如果把我當朋友看，就看我的小說，但是不要把我當幹部：我幹不了步。   下面俺來簡要介紹一下俺所讀過的賈大山的三篇小說。 《取經》 發表於1977年《河北文學》，當年即被《人民文學》轉載，並獲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篇作品，是賈大山成名作，也可看作是賈大山的代表作。小說寫的是上世紀70年代末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國農村在華國鋒的新式學大寨“農業現代化新高潮”中的一幕。農田基本建設現場大會上，李黑牛介紹經驗，而引出王清智的臉紅，王清智為什麼臉紅，而引出張國河、趙滿喜的介紹。小說以小標題的形式層層推進，不僅布局構思上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行文自然流暢，用白描手法娓娓道來。而這些藝術形式之外，讓人震動的是小說試圖表達的一個核心：農民總是在被上面瞎糊弄，可是他們已經開始反糊弄了。小說中的支書王清智反思道，今天咱向李莊學習的經驗，正是去年李莊向咱學習的經驗，人家所堅持的，正是我們所扔掉的。這是為啥呢？當然，“四人幫干擾破壞”是主要原因。可是，李莊呢，不是處在同樣的干擾破壞之下嗎？老王繼續找結論，或者是作家幫他找原因，第一層，“我這個人善於務虛，人家黑牛善於務實”；而第二層，也就是這部小說的結尾，老王冒出一句泥腿子詩句：“要學參天白楊樹，不做牆頭毛毛草”。不要小看了這句泥腿子詩。這是賈大山在當時政治制度條件做出的最大膽而又不反黨的深刻反思：他在對“隨風倒”的人物做評判的同時，更意在尋找這種“風源”和風頭。俺相信，包括趙紫陽萬里習仲勛甚至鄧小平們，即使沒有讀這篇小說，也在反思共產黨這種指令計劃大呼喊大呼啦大忽悠的“學大寨建設現代化農業”的荒唐荒謬，開始要徹底拋棄這種大呼啦大忽悠，推行“包產到戶連產記酬”進而廢除人民公社的農村大改革了。這樣的小說，雖然在展示人性的永久性文學內涵主題上並不十分深刻生動，但是在當時對推進中共的改革開放，尤其是農村改革上，對共產黨是有着醍醐灌頂功效的。這就是賈大山這篇小說獲獎的時代背景。它打動了黨內高層，打倒了華國鋒陳永貴們。   《花市》 這篇小說描述一種中國特定製度社會中權利對市場公平交易的蠻橫，實質上指向共產黨代表與掌握的權利深入最底層的對人與物的一種占有和支配，表達作家對一種不畏權勢反抗這種占有支配的人性的追求讚美，一種在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的價值堅持。這種價值觀的追求與堅持，在賈大山後來多篇小說中都得到體現。 《花市》寫一個縣城賣花的姑娘，“不過二十一二歲，生得細眉細眼，愛笑，薄薄的嘴唇很會談生意”。小說圍繞着一盆令箭荷花，先是老大爺與姑娘討價還價，兩人從15談到10塊，又議價12塊，而半路殺出個年輕幹部，他看上了這盆花，要以12塊成交，並與老大爺爭了起來。如果只是價格之爭倒也罷了，關鍵是這年輕幹部竟然意圖動用行政手段，他問老大爺是哪個村的，村支書是誰。小說寫到這裡，有這樣一段文字，“這一回，人們沒有笑，鄉下人自有鄉下人的經驗，他們望着年輕幹部的臉色，猜測着他的身份、來歷”，繼而紛紛勸老大爺將盆花讓給年輕幹部，“只當是學雷鋒哩”。年輕幹部趁勢交過來了錢，但是賣花的姑娘不幹了，她“冷冷地盯着他”。這時，老大爺為維護自己的尊嚴願出高價買花，年輕幹部也不停地加價。姑娘好像生了很大的氣，瞪了老頭一眼說，"你干一天活，掙幾個錢，充什麼大肚漢子呢！十五不要，十四不要，十二也不要了，看在你來得早，憑你那票子新鮮，依你，十塊錢搬走吧！記住，原產墨西哥，免得叫人再拿扇子拍你！"”短短的對話，將一個不認錢也不認權的女孩子，刻畫得活靈活現。而小說結尾，當那位企圖仗勢欺人的年輕幹部用扇子指着姑娘的臉說不出來話時，姑娘的反應也甚是乾脆，“我叫蔣小玉，南關的，我們支書叫蔣大河，還問我們治保主任是誰嗎？” 看到這裡，俺突然為賈大山捏了一把汗，想起了幾年後作為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在1986年學生騷動之際，復旦大學一個學生公然在大會上向江澤民提出帶有挑戰性的問題。江澤民不回答這個學生的提問，用手指着這個學生鼻子問：你是那個單位的？！叫什麼名字？！你的系主任是誰？！ 更在多年後，湖北省長李鴻忠更是對提問的《京華時報》記者喝問：你是哪個單位的？你是《人民日報》記者嗎？你是黨的喉舌嗎？你的領導是誰？我要找你們的領導去！並且一把在眾目睽睽之下奪走這個記者的錄音筆。   《花市》這部小說曾選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一年級語文課本。我想，它的用意，並不只在於對於人物描寫與人物對話的語文教學，而在於對於告訴中國的學生娃子，江澤民喝問學生單位以及李鴻忠搶記者的錄音筆並且要其“單位領導”整治這樣的小民刁民，是子虛烏有的事。共產黨或許有底層官吏素質不高，但是即使這樣的底層官吏，也是對人民很敬畏的——他們也不敢動輒找支書和治保主任整治一個賣花的村姑。當然，孩子們長大之後一定會知道，要是惹上了市委書記和省長不高興，村支書和治保主任是自家叔伯也不管用的。 不知道賈大山是不是同意語文老師這樣對他的作品進行講解。俺甚至懷疑，是不是賈大山看見一個被某位科長強行低價買走鮮花之後，這個賣花姑娘被老頭辱罵而哭哭啼啼的真實生活場面，而進行的反向文學加工再創作。 小說結尾頗具詩情畫意，“她笑微微地站在百花叢中，也像一枝花，像一枝挺秀淡雅的蘭花吧？”這朵小蘭花，應該是賈大山用來向習近平呼喚憐香惜玉吧。   《勞姐》 小說從1975年清理農村超支欠款，老杜負責董家灣寫起。董大娘勞姐的女兒家有困難一時還不起，勞姐設法去找老杜說明，沒想老杜面對面時裝作自己不是老杜。但是勞姐仍抱有信任，她說，“我雖沒有見過老杜，可我聽說過老杜。當年縣大隊裡有老杜，土地平分有老杜，辦社也有老杜。共產黨起事，紮根立苗就有老杜。只要我摸着老杜，把情況說明了，看哪個小子再敢欺侮我！”這個勞姐就是把共產黨幹部當作靠山。然而老杜不為所動，照樣非堅持逼迫她女兒交款。勞姐傷心地哭了，她刨了棗樹，賣了麥子還了款。但在有人貼大字報整老杜的黑材料時，勞姐卻將棗樹與麥子一事隱藏了起來，保護老杜，決不對老杜落井下石。當外孫女事後問姥姥你怎麼撒謊時，勞姐的一席話讓人動容，“我雖沒有摸着老杜，可我聽人說過老杜。他不好，興老百姓罵他，不興他們苦害他……”而當十年浩劫結束，老杜又恢復了工作並想借住勞姐家完成對董家灣的蹲點時，勞姐卻以“不認識”給拒絕了。小說的結尾意味深長。老杜說，“現在不留我們不怕，好在是和平環境嘛。”賈大山的筆鋒在此透出了他的犀利，“在勞姐心目中，老杜是黨的人，是老百姓不能缺少的領導人；可是，在老杜的心目中，她占據着怎樣一個位置呢？”   賈大山最令人折服的思想與語言，是他沒有或者不敢在作品中寫出，但是私下裡對友人說出的話。據友人回憶，有次友人問他：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賈大山脫口而出：有賊心無賊膽的，是好人。有賊心還有賊膽的，就是壞人。 不知道幾乎無話不談的賈大山和習近平之間是否有過這樣的對話。俺估計沒有。一是習近平不會問賈大山這樣的傻問題。二是賈大山再傻也不會對習近平作這樣的回答。假如習近平問賈大山：你有沒有賊心？賈大山一定如實招認：我有，但是沒有那個賊膽。 假如賈大山問習近平呢——如果給了你天大的膽加本事，你做不做賊？   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 有賊心無賊膽的，是好人。有賊心還有賊膽的，就是壞人。 為了防止中國的老百姓看懂這樣直白的反動話，俺用現代古文故弄虛玄高深翻譯一下： 人皆有賊心，人非皆有賊膽。賊膽之有無，在於得逞之難易，代價之高低。做賊之難易在於代價之高低，賊之多寡在於人人可否假定別人為賊而設防，且人人可否善待他人為無膽之賊。懲罰最嚴者，懲家賊也；設防最嚴者，以防國賊民賊狗官也。而令賊喪膽之設防，在於民之制約監督制裁也。若無此等民權制度制約制裁，民被賊治，人皆為賊也。是故齊奧塞斯庫據國為家不為竊，狗官“考布上校”名正言順授銜冊封，齊氏夫妻終亡於彈，而金大盜世家之國道不拾遺，竊鈎者殺無赦，神州天國賊官前腐後繼不絕也。   附錄：習近平追憶大山   賈大山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他去世以後，在他的家鄉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個春秋的當代文壇，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認識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們，無不在深切地懷念他，許多文學界的老朋友和他家鄉的至交，懷着沉痛的心情，寫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紀念文章。一個雖然著名但並不算高產的作家，在身後能引起不同階層人士如此強烈的反響，在文壇、在社會上能夠得到如此豐厚的紀念文字，可見賈大山的人格和小說藝術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離開中直機關到基層鍛煉，被組織分配到正定任縣委副書記。那時，賈大山還在縣文化館工作，雖然只是一個業餘作者，但其《取經》已摘取了新時期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桂冠，正是一顆在中國文壇冉冉升起的新星。原來我曾讀過幾篇大山的小說，常常被他那詼諧幽默的語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實優美的描述和精巧獨特的構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後，更是經常聽到人們關於賈大山的脾氣、性格、學識、為人的議論，不由地讓人生發出一種欽敬之情。特別是我們由初次相識到相熟相知以後，他那超常的記憶、廣博的知識、幽默的談吐、機敏的反應，還有那光明磊落、襟懷坦蕩、真摯熱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後，第一個登門拜訪的對象就是賈大山。 一個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員陪同下來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問候之後，便開始了漫無邊際的閒聊，文學藝術、戲曲電影、古今中外、社會人生，無所不及，無話不談。雖然第一次見面，但我們卻像多年不見的朋友，有說不完的話題，表不盡的情誼。臨別時，他還拉着我的手久久不願放開：“近平，雖說我們是初次見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後有工夫，多來我這兒坐坐。”他邊說邊往外送，我勸他留步，他像沒聽見似的。就這樣邊走邊說，竟一直把我送到機關門口。 此後的幾年裡，我們的交往更加頻繁了，有時他邀我到家裡，有時我邀他到機關，促膝交談，常常到午夜時分。記得有好幾次，我們收住話鋒時，已經是次日凌晨兩三點鐘了。每遇這種情況，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為了不影響機關門衛的休息，我們常常疊羅漢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頭，悄悄地從大鐵門上翻過。   1982年冬，在眾人舉薦和縣領導反覆動員勸說下，大山不太願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長的重擔。雖說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當起領導來卻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層、訪群眾、查問題、定製度，幾個月下來，便把原來比較混亂的文化系統整治得井井有條。在任期間，大山為正定文化事業的發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護、維修、發掘、搶救，竭盡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劇院、新華書店、電影院等文化設施的興建和修復，隆興寺大悲閣、天寧寺凌霄塔、開元寺鐘樓、臨濟寺澄靈塔、廣惠寺華塔、縣文廟大成殿的修復，無不浸透着他辛勞奔走的汗水。 作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會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獨特視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華橫溢、析理透澈。對人們反映強烈的一些社會問題，他往往有自己精闢獨到、合情合理的意見和建議。因此，在與大山作為知己相處的同時，我還更多地把他這裡作為及時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為我行政與為人的參謀和榜樣。 大山是一位非黨民主人士，但他從來也沒有把自己的命運與黨和國家、人民的命運割裂開。在我們黨的政策出現某些失誤和偏差，國家和人民遇到困難和災害的時候；在黨內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發生局部動亂的時候，他的憂國憂民情緒就表現的更為強烈和獨特。他利用與基層民眾水乳交融的關係，充分調動各種歷史和文化知識，以詼諧幽默的語調，合情入理的分析，樂觀豁達的情緒，去勸說人們、影響人們，主動地做一些疏導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時，他更沒忘記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責任，用小說這種文學形式，盡情地歌頌真、善、美，無情地揭露和鞭撻假、惡、丑，讓人們在潛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強明辨是非、善惡、美醜的能力，更讓人們看到光明和希望，對生活充滿信心，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 我在正定期間，不論是在工作上還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幫助，我們之間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誼。記得1985年5月我即將調離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個晚上，我們相約相聚，進行了最後一次長談，臨分手時，倆人都流下了激動的淚水，依依別情，難以言狀。 我到南方以後，曾經給大山去過幾封信，只是大山甘於恬淡寂寞，不喜熱鬧，未有及時回應。以後我也因工作較忙，很少給他寫信了，只是偶爾通個電話，送上衷心的問候和祝願。我還曾多次讓人捎信兒，希望他在方便的時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總是說我擔子重、工作忙，不願給我添麻煩。雖然接觸聯繫少了，但我們之間的友情並未隨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與我聯繫較多的同志探詢，密切關注着我的工作情況和動向，我也經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詢問他的身體、工作和創作狀況。每次見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請他們給他帶去一些薄禮。每年春節前夕，我總要給他寄上一張賀卡，表達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願。   1991年春節，在離開正定6年之後，我受正定縣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經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鄉——正定。我抽時間專程到家裡看望大山。那時他已主動辭去了文化局長職務，到縣政協任專職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樣豁達樂觀、詼諧幽默，依然那樣身板硬朗、精神矍鑠，並依然在擔任領導職務的同時堅持着他的小說創作。那年，他還不到50歲，正當精力充沛、創作欲望非常強烈的黃金時期。他告訴我，什麼小說在哪個雜誌發表了，什麼小說被哪幾家刊物轉載了，正在構思或寫着什麼，顯得非常興奮。那次相見，由於時間關係，我們沒能長談，便依依惜別了。 1995年深秋，我從一個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並已做了手術，儘管說手術相當成功，還是給關心他的人們心頭蒙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我不時打聽着他是否康復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樣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見好轉，卻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後來，聽說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擴張治療，能吃進一些流食了。再後來，聽說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協和醫院做診斷檢查。剛好，我那幾天正在北京開會，便抽空到醫院去看望他。見到他時，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樣，只見他面色憔悴，形體枯槁，蜷縮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兩隻深深凹陷進去的眼球，還依然閃耀着流動的亮光。他看到我進來，立即掙扎着從床上坐起，緊緊握住我的雙手，激動的淚水早已奪眶而出。稍微平靜些後，他就給我述說病情的經過。我坐在他的床頭，不時說上幾句安慰的話，儘管這種語言已顯得是那樣的蒼白和無力。那次見面，我們兩人都顯得非常激動，因為我知道，惡魔般的細胞，此時已在大山的肝臟、胰臟和腹腔大面積擴散。我不忍心讓他在病疼之中再過於激動，為了他能得以適度的平靜和休息，我只好起身與他揮淚告別。臨走，我告訴他，抽時間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農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去看望大山。這時的大山，身體的能量幾近耗盡，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體愈顯瘦小，聲音嘶啞，眼光渾濁，話語已經不很連貫，說幾句就要歇一歇。此時我心中已有一種預感——恐怕大山的駕鶴西去為期不遠了。至此，一股悲愴的情緒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緊緊握住大山的手，淚水溢滿了眼眶。這時的大山，卻顯得非常平靜，倒是先安慰起我來。我提出再和他照張合影，他笑着說：“我已瘦成這樣，不像個人樣兒了，叫人看見怪嚇人的呀！”他雖是這樣說，可還是掙扎着坐了起來。這張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別人最後的一張合影。 2月21日，在我剛剛離開正定才十來天，突然接到電話告知——著名作家賈大山於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歲。 噩耗傳來，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個好朋友、好兄長。我多麼想親自去為他送行，再看他最後一眼哪！無奈遠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樣匆忙，走得是那樣悄無聲息，但他那憂國憂民的情愫，清正廉潔、勤政敬業的作風，襟懷坦蕩、真摯善良的品格，剛正不阿、疾惡如仇的精神，都將與他不朽的作品一樣，長留人間。 （習近平此文發表於《當代人》雜誌1998年第7期） 相關鏈接： 俺老公鍍了土豪金：山伢子傳奇 將獨裁者送上斷頭台只要七天 習近平“失蹤”期間致中央常委與元老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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