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八集反腐系列片《永遠在路上》（以下簡稱《路上》）。據介紹，為了拍攝此片，“攝製組先後赴二十二個省（區、市），拍攝40多個典型案例，採訪70余位國內外專家學者、紀檢幹部，採訪蘇榮、周本順、李春城等10余位因嚴重違紀違法而落馬的省部級以上官員，剖析典型案例，講述鮮活的監督執紀故事，具有很強的警示和教育意義。”《路上》想傳達給觀眾的中心思想是：中央反腐有決心有毅力且卓有成效，過去的共產黨又回來了。在“新中國”的歷史上，耗費巨資拍攝如此規模的反腐電視系列片是絕無僅有的；《路上》選在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召開期間播出，顯然是為了配合宣傳全會公報所提的“建設廉潔政治，堅決反對腐敗”的“重要任務”。然而，《路上》在論述上的自相矛盾、舉證案例時的避重就輕、聽得耳朵早已起了繭子的“思想教育”方面的老生常談，都是它的顯而易見的硬傷。

“靠人民起來監督政府”的世紀笑話

《路上》第一集開篇就提到：一九四五年七月，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就歷史上封建王朝剛建立時一片新氣象，但不久後就人亡政息這個歷史周期律，黃炎培問毛澤東：中共若執政，如何跳出這個歷史周期律？毛澤東回答“靠人民起來監督政府”，這是個世紀大笑話。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人民何曾有權監督過政府？中國人到現在都還沒有自由選舉各級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和政府領導人的權利；各級“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和政府官員，不是上級指定的，就是靠賄賂當選的，不少“代表”、“政委”還是已有外國國籍或綠卡的外國人，讓他們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是個比世紀笑話還大的笑話。《路上》沒有回答如何實現“靠人民起來監督政府”這個敏感然而卻是根本性的問題，而是巧妙地利用與延安有關的人物白恩培的一段“深刻懺悔”繞了過去。白恩培曾在一九八五年時擔任延安地委書記，但他的“深刻懺悔”與如何實現“靠人民起來監督政府”風馬牛不相及。其實，如果真正實現了“靠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又何需耗費巨資拍攝《永遠在路上》？

制度性腐敗、改革開放型腐敗與倒在它們腳下的無數高官

客觀地說，中共反腐的決心不可謂不大，力度不可謂不強。《路上》談到：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在北京舉行的APEC會議上，通過了《北京反腐敗宣言》，這是第一個由中國主導起草的國際反腐敗宣言，也是APEC歷史上第一次以一國首都命名的反腐敗宣言。《路上》還談到：二零一五年四月，中國向國際刑警組織公布了一百名中國外逃人員的紅色通緝令。在該組織近百年的歷史上，一個國家集中公布一百名外逃人員的紅色通緝令，還是第一次。

然而，中共下了大決心、花了大力氣剷除腐敗，《路上》卻沒有“下大決心、花大力氣”探討產生腐敗的根源、觸及導致腐敗的根本，以及如何從根子上即制度上剷除腐敗得以不斷滋生的土壤。它只是洋洋灑灑地羅列了一系列觸目驚心的腐敗事實，仍然把貪污腐敗主要歸咎於“黨員幹部的思想認識”問題，將腐敗產生的根源歸咎為官員對自身要求不嚴、放鬆了思想改造。各位貪官幾乎千篇一律的獄中懺悔，也都打着濃濃的官腔，沒有意識到或不敢深挖產生腐敗的根本和根源。

其實，中國之所以成為貪官輩出、無官不貪的國度，除了歷史沿襲，主要歸咎於現行的政治體制，主要體現為兩種形式的腐敗：制度性腐敗和改革開放型腐敗。

制度性腐敗 在至今仍由“黨天下”統治的中國，各級黨員官員權力過大，應承擔的行政/法律責任卻過小，更缺乏有效監督、制衡他們施政的機制，形成了《路上》中貪官所說的“權大於法、權大於制度的環境”。除非進行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否則這種因體制自身的缺陷導致的腐敗是無法遏止與根除的。 

改革開放型腐敗“改革開放”後中國推行的一系列新政策是導致全國性腐敗的另一根本因素。美國華裔學者裴敏欣最近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為他的新書《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政權衰敗的動態》舉行的發布會上，剖析了導致中國全國性腐敗的另三大起源：一：中國政府自1990年代開始實施產權改革後，逐漸放鬆了對國有資產產權的控制，以致從中央至縣級的各個衙門，都有權處置國有資產的產權，這為少數有錢有勢者無償獲得或以低價占有國有資產敞開了大門，並使平行型的官官勾結、利益輸送/回饋型的官商勾結成為無法遏止的滾滾濁流。二：1984年，中共改革幹部管理體制，將中共建政以來上級下管兩級幹部的管理體制改為下管一級，即改為上級可以直接任免直屬下級，這使買官賣官、構築官場上上下級之間垂直型官官相護的官僚體系成為可能。三：1990年後，中國經濟戰略向投資促經濟增長型轉移，涉及土地審批的基礎設施建設成為經濟建設的重心，這為大規模的官商勾結提供了良好機會。在兩種形式腐敗的大環境下造就的官場現實是：不腐敗者當不了官，不腐敗的官員會受到同儕的猜忌和排斥，官員不腐敗才是不正常的，新時代的《官場現形記》使舊時代的《官場現形記》望塵莫及。  

官員：現行制度的犧牲品 在《路上》在每一集的開頭，都有千錘百鍊打造中共黨徽的鏡頭，寓意中共官員都要經過各種各樣的嚴峻考驗。客觀地說，很多身陷囹圄的貪腐高官能位居高位，大都經過了很多考驗，也很有才能，如被稱為“中國高鐵之父”的貪官劉志軍；對貪官李春城，有華人在YouTube上留言：“作為一個成都人，客觀地說春城書記是為成都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他帶的一批幹部真的都是能力很強的能人。”人都是有缺點有私慾的，都有與生俱來的“原罪”，都容易“受環境的影響”，如果這些有能力的官員生活在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度，有良好的制度來監督和約束他們的為政操守和做人底線，而非僅靠人的思想覺悟來自我監督和約束，他們既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又不會在牢獄中度過餘生。所以，這些官員的沉淪，更應歸咎於中共的現行政治體制。

談腐敗避重就輕、“選擇性遺忘”

《路上》不僅不敢觸及產生腐敗的根源和根本，還避重就輕，將許多官員的落馬歸咎於“舌尖上的腐敗”。眾所周知，在中國官員腐敗普遍涉及的酒色財三者當中，酒（吃喝）是最細微的末節。在“舌尖上的腐敗”的搪塞掩蓋下，貪官們的貪腐金額、名下的各種財產不是不提，就是嚴重縮水，他們擁有的幾十上百棟房產別墅、眾多情婦和私生子女，以及幾億、十幾億乃至幾十億的巨額贓款，都被《路上》“選擇性遺忘”得乾乾淨淨。《路上》也沒有提及震驚世界的《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巴拿馬文件》等揭露的中國最高層家族腐敗的作品，更沒有提及習王大規模反腐的首要目的，是藉此把威脅自己執政地位的政敵拉下馬。

制度性腐敗和改開型腐敗：引領社會風氣腐敗

中共執政至今已六十七年，雖然年年提倡“學雷鋒”、學這個學那個先進典型，但社會風氣的全面敗壞卻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煙酒文化、走後門/關係文化、紅包文化等等瀰漫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斥在城市鄉村的每一個角落。社會風氣全面敗壞的根本原因有三個：文革使國人喪失了精神信仰；八九年六四鎮壓後國人對政治體制改革徹底喪失了信心；政府為了“維穩”，有意引導整個社會“一切向錢看”，而制度性腐敗、改開型腐敗是引領社會風氣全面敗壞的罪魁禍首。所以，中國政府在大力提倡反腐倡廉的同時，也應該為扭轉社會風氣的全面敗壞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工作。

趕考路漫漫，權力如何被關進籠子裡？

《路上》稱“反腐敗需要標本兼治，而治本的關鍵在於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這話雖然說得不錯，但如果關這個制度的籠子先天就有無法彌補的漏洞，又如何能長期地有效地把權力關進籠子裡？在全片的結尾，《路上》滿懷激情地說“今天，中國共產黨不會忘記，自己仍然走在趕考的路上”。如此清醒和謙遜的宣示自然值得稱讚，但更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趕考的路如此漫長，走了六十七年仍然走不完？什麼時候能到達趕考的終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共不實行三權分立、言論自由、輿論監督、給人民以選舉權的政治體制改革，那麼，隨着貪污腐敗分子“永遠走在貪污腐敗的路上”，中共也將“永遠走在反貪污腐敗的路上”，趕考之路將永遠沒有終點。如果習近平下台後反腐運動很快終止，“人亡政息”之下實現的“歷史周期律”，將是朝代更替的“偉大復興”。

（原載《爭鳴》2016年12月號，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