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資本主義制度比西方工業資本主義制度成熟， 因為三元互相牽制結構只要不失衡變成兩元對抗結構， 國家就可以穩定繁榮。 而西方社會是典型的二元對抗結構， 資本勾結權貴導致資本集中的速度很快， 經濟危機周期很短頻率很高。 而中國三元結構只有其中一元失效的時候才會有經濟危機土地集中。

中國三元農業資本主義的毛病是創新不足， 因為穩定繁榮而導致百姓不思外出擴張搶劫， 也不需要殺人武器。 所以， 火藥在中國只能做煙花爆竹玩玩具， 西方拿去殺人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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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中國的社會形態是農業資本主義

           ——從歐洲的原工業化進程與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說起

獨立觀察員

西方學者的“原工業”或“原始工業”（proto-industry）的概念，基本上等同於中國學者的鄉村手工業、農村家庭副業。

“原工業化理論告訴人們，歐洲工業化啟動以前，城市手工業已走向衰落，重心向農村轉移，形成了許多原工業化的中心地區”（楊豫著《歐洲原工業化的起源與轉型》P9，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大多數原始工業化論者都認為，原始工業化產生的原因在於人口壓力，歷史現象表明，“高水平的工業化出現在人口密度最大、土地分散的地區”（轉引自彭南生著《半工業化——近代中國鄉村手工業的發展與社會變遷》P83，中華書局，2007年6月第一版）。

目前的研究認為，原工業化與工廠制工業化之間存在着連續性，“即它既是工業化的先決條件，又是工業化的必由之路”（楊豫，P262），但是，原工業化並不必然導致工業革命的發生，“有些原工業化地區由於不能成功地向工業化轉變，而重新回到以農業為主的經濟中去”，這種現象叫“原工業化的解體”。不過，“原工業化的解體和原工業化向工業化過渡的失敗是兩種不同的現象。在一般情況下，原工業化的解體發生在向工業化過渡之前，它有兩種前景，有的地區在原工業化解體後向工業化過渡成功了，但也有的地區過渡失敗了。但是，也有這樣的情況，某些原工業化地區向工業化成功地過渡了，但原工業化並沒有解體，而是演變成了工業生產的補充”（楊豫，P230），如：“即便是英國工業革命完成後的早期工業化時代，城鄉手工業不僅存在，而且與機器工業在若干工序上形成互補”（彭南生，P97）。

以西方的“原工業化”概念來看中國的情形，則可以說，在中國，同樣的“原工業化”過程，保守估計於明中期已然發生，我相信中國“原工業化”地區的分布數量及其經濟規模絕不亞於同期的歐洲諸國，但是我們也已經看到，中國的“原工業化”過程並未導致工業革命，這就是著名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

過去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之所以夭折，是由於鴉片戰爭以來的外族侵略打斷了這一必然的趨勢。

但國外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展開的原工業化過程之研究表明，即使在歐洲，並不是所有原工業化地區都能齊頭並進地與工廠制工業產生“直接銜接”（楊豫，P272）的， “原工業化向工業化過渡失敗的現象在歐洲大陸上比較普遍和嚴重。法國的西部和西南部，佛蘭德爾的部分地區，德國的威斯特伐利亞、黑森、符騰堡和西里西亞的原工業化在不同的程度上遭到了這樣的厄運。向工業化過渡的失敗不僅發生在歐洲大陸上的許多原工業化地區，就是在首先經歷了工業革命的英國，也有向工業化過渡失敗的地區。在英國10個重要的原工業化地區當中，4個地區成功地向工業化過渡，但有6個地區失敗了，最典型的是西部地區（West Counties）和東盎格利亞。這兩個地區本來是英國重要的紡織業原工業化地區，在英國發生工業革命以後，它們卻沒有演變為工廠制的工業中心。此外，在英國威爾德河流域的蘇塞克斯和肯特也是原工業化衰退的地區”（楊豫，P231）。

中國原工業化進程在鴉片戰爭後，面對外來工業資本和本土新興工廠制工業的壓力，也並沒有遽然崩潰或解體，“19世紀，英國工廠織造的機織布開始輸入中國，與中國的土布展開了劇烈的競爭。但令人驚奇的是中國的土布業對入侵的外國棉貨表現了極強的抵抗力，而這種抵抗是在毫無關稅保護之下進行的。土布對進口棉貨的抵抗隨後又推而廣之，變成了對境內現代化紡織廠產品的抵抗”（趙岡著《永佃制研究》，P87，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年11月），而英國的工業革命搖籃毛紡織工業中，“手工織機被逐出大企業之後，它仍然在約克夏農村地區存活了下來——在老式寬幅布貿易的故鄉西部地區更是如此”（彭南生，P97），——這兩種情形，何其相似乃爾！中國的農村副業與現代工業並存的現象，和英、法、德諸國在工業革命成功後半個世紀乃至更長時間“才最終消滅農村手工業”（彭南生，P100）的現象一樣，顯然無法以前述的“萌芽夭折”之因果關係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釋。

如果我們將原工業化進程視為資本主義萌芽，則我們是否可以問，那些向工業化過渡失敗的歐洲大陸地區乃至英國的西部地區之“資本主義萌芽”何以亦淪入夭折的境地？——這一發問，在方家們看來可能是很幼稚可笑的，但在我看來，下列問題亦可能令方家們尷尬：

全國性商品市場的形成、土地私有制及其發達的交易市場的存在、僱傭勞動的出現、世襲貴賤階級界限之消彌、科舉制、文官制的產生、手工業的民營化、財產繼承之諸子均分制、政權的世俗化、宗教信仰自由、大規模城市的興起、紙幣的出現與廣泛流通，等等等等現象，只要一出現在歐洲，就是確鑿無疑的資本主義曙光，何以在中國無論它出現多早卻始終是屬於封建主義的？！

關於中國鴉片戰爭之前的社會形態，許多學者皓首窮經，卻既受馬列主義的教條束縛，又受西方中心論的桎梏，提出了諸如早熟不成熟、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資本主義萌芽夭折等等解說，其之捉襟見肘、顧此失彼的窘境，令旁人視之亦不免難受。

對中國戰國以來、鴉片戰爭之前的社會形態之命名，除了越來越缺乏說服力的正統稱呼“封建主義社會”外，

傅衣凌稱之為“中國傳統社會”（“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趙岡、陳仲毅則說“我們認為二千多年來中國是一個市場經濟，……，不過市場經濟不一定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趙岡、陳仲毅著《中國經濟制度史論》P13 ，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

而杜車別先生則指稱為“資待社會”，即資本主義待孕社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1ca593010007p7.html

我說，中國戰國以來的社會形態就是資本主義的，確切地說，是農業資本主義社會！鴉片戰爭的失敗，是中國農業資本主義對西方工業資本主義的失敗，與中國的封建制度無關，中國的封建制度早在秦漢之前經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刀光劍影之激盪與衝擊，已然土崩瓦解了。

我們過去以為，資本主義只屬於工業社會、而封建主義只與農業社會發生聯繫，這種思維定勢，使得我們對資本主義在農業社會中的表現形態相當陌生，相同的歷史現象出現在中國與出現在西方會得到不同的標籤，——比如，租佃制在中國是封建地主的，而在歐美卻是資本主義的農場經營方式；凡事要討個說法，在中國是“健訟”的地區惡俗，而在西方卻成了市民意識覺醒的表徵；我們視《顏氏家訓》 、《增廣賢文》為冬烘先生的腐言朽語，而人家在同樣充滿宿命思想的新教倫理中卻發現了資本主義精神！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種思維定勢乃至有意無意的偏見，使得我們始終無法相信或不敢相信資本主義的曙光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照耀着神州大地，我們也因此始終懷疑“中體西用”的主張、五大臣出洋考察結果的歷史合理性，中西史學家們帶着思想桎梏與各自中心論的狹隘，終將的國主義66.03終終點站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帶入死胡同，也使西方的“原工業化研究”日益導向邏輯混亂。

其實，我認為兩者的研究對象都是農業資本主義形態下的工業經濟特徵，只不過，中國的所謂“萌芽”卻是農業資本主義下的工業常態，而歐洲的“原工業”才是農業資本主義的萌芽。

如果我們將歷史中國視為一個農業資本主義國家，則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夭折”只是一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失敗問題，正如彭著所說的“（歐洲大陸及英國）有些原工業化地區由於不能成功地向工業化轉變，而重新回到以農業為主的經濟中去”（彭南生，P97）一樣。

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夭折”與西歐的原工業解體及原工業向工業化過渡的失敗，可能都與人口過剩及其變動有關。

在中國，因為有着當時世界上最高生產水平的精耕農業，其所承載的人口數量與密度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但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農業的產出已經無法通過勞動力的追加投入而得以提高（邊際產出為零甚至為負數），從而在明清時期出現了數量穩定且日益增多的過剩人口，這是中國鄉村工業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來源。

歐洲的原工業化的出現，也與人口過剩有關，但由於農業的發展尚未飽和、對外殖民帶來商業機會對勞動力的需求等等原因，歐洲過剩人口的數量及其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分布並不均勻，所以，一部分地區，當原工業化的產出維持不了比農業所能給予的更高報酬時，勞動力就回流到農業，從而導致原工業的解體；而一部分地區，則由於原工業對工廠制工業的競爭失敗，使得他的熟練勞動力流向工廠制工業或加入殖民熱潮而導致就地過渡失敗，不是最終歸於解體，就是淪為工廠制工業的附庸，直至在工業革命成功的半個世紀後被工業資本主義徹底消滅。只有英國的部分地區，因着商業機會的充裕而採用了蒸汽織布機、因着產品質量的提高與穩定打開了市場，其自身從原工業解體的繭殼裡羽化而出，贏得了對農業、對原工業爭奪勞動力的勝利，從而使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而且也是唯一一個內生型的工業化國家”（彭南生，P96）。

對中國學者而言，原工業研究中，最有價值的，可能不是原工業的解體和原工業向工廠制工業的過渡，而是原工業在何種社會經濟條件下有着頑強的生命力問題。

趙岡認為，中國進入明清社會後，由於人地比例關係的逐步惡化，農村積聚了龐大的剩餘勞力，從而形成了持續時期相當長的過密型生產模式（過密型生產模式的概念是由黃宗智提出來的，趙岡認為該概念等同於經濟學上的“隱蔽性失業”disguised unemployment，《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三期），在與工廠制工業的競爭中，由於農村家庭副業的勞動力機會成本幾乎為零、勞動力的邊際成本低於最低生活維持費用，故而在非資本密集型或技術含量不高或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上（如織布），農村家庭副業相比工廠制工業，始終處於長期的競爭優勢，“直到20世紀中期，棉花及機紗全部被政府控制以後，中國的土布業才因原料斷絕而黯然退出舞台”（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P257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

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的鄉村工業之所以無法過渡到工廠制工業，或者說中國的鄉村手工業無論其分布的地區有多廣、經濟規模有多大，其所以不能引發工業革命，關鍵在於過剩人口無法找到創業與就業機會，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早已飽和，鄉村工業或家庭副業成為農業資本主義形態下吸納勞動人口的最後一塊海綿，而晚清之際，本土工廠制工業、外來投資工廠制工業又一時無法吸納龐大的過剩人口，所以在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上，兩者一直會僵持到20世紀的中期。在一個人口嚴重過剩的經濟體系內，任何節省或替代勞動力的技術與設備之採用，都是不經濟的，甚至於以僱傭取得勞動力的方式也在明末以降的江南農業生產中逐漸趨於消失（趙岡，《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P167，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這才是農業資本主義的中國所以不能內生型地走向工廠制工業從而完成向工業資本主義過渡的根本原因。

原工業化論者認為：“原工業化興起的必要條件是低廉的勞動機會成本。這個條件在歐洲從15世紀開始初步形成，到17世紀以後已經普遍形成”（楊豫，P114）。所謂低廉的勞動機會成本，實際上描述的是人口過剩現象。歐洲在原工業化時期，也曾出現過人口過剩現象，但並不嚴重，也不持久，所以她有機器生產替代人工生產的需求，這是工業革命的動力所在。而且緩解人口過剩的另一措施是移民。對於英國的成功，美國學者彭慕蘭認為“或許只是一種幸運的反常”，並且，“她認為，如果沒有美洲，英國很可能走上一條與中國江南地區發展相同的道路”（彭南生，P93）。

趙岡說中國傳統的諸子均分財產繼承制，“是中國農村過密型生產模式的泉源”，信然；但說“男子在析產分家以前，雖已成年，卻不願意離家出外就業，而要留在家裡等待分享父母的遺產”（趙岡，《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P127），以解釋中國農村過密型生產模式的剛性，可能並不確切，因為散見於館庋私藏的宗譜家乘所載之宗約族規，至今未發現有“出外就業”會被取消家庭財產繼承權的說法，而且這也無法解釋歷史中國人口始終處於較為充分的流動狀態和明清以來地方商幫何以形成的原因。

清朝政府的移民政策在中俄尼布楚條約後仍未予調整，則喪失了緩解中國人地關繫緊張的最後機會，民間自發的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等移民行動不僅沒有制度化、政策化，而且整整晚了兩百年，這既喪失了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演進的歷史可能性，也丟失了清廷入主中原時所帶來的大片妝田，——這種歷史的遺憾，怎不令人仰天浩嘆！

將歷史中國的社會形態以農業資本主義來把握，就能使許多歷史現象得到本質性的解釋，我們也不必隱懷着深切的自卑，對中西方相似的歷史現象總是試圖作出不同的價值判斷而後快，以致治史日久，困惑愈深（如，傅衣凌）。

歷史上，一個民族對自身社會制度的設計，必是對其所處之自然的、社會的乃至精神的各種條件允許或制約之體味後所作出的，其中有繼往之賡續，亦有開來之嘗試，尤其對綿延數千年的民族而言，這種選擇與探索，必有其當時的合理性，當然也有其無可奈何的局限性。對歷史中國而言，我們說她是一個封建主義社會，與說她是一個農業資本主義社會，其實都無法改變逝去的歷史事實，無非是哪一種說法更能便於今人把握歷史發展的胍絡、明了歷史與現代與未來的傳承關係而已。

當然，說中國戰漢以來的社會形態是農業資本主義，卻能改變我們對中國歷史對看法。五四以來，我們對歷史中國批判的多、苛責的多，幾乎使兩三代人失卻對本民族歷史的“溫情與敬意（錢穆語，《國史大綱》前言）”，我們的史學家恐怕難辭其責。

                                                二OO八年二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