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路徑和轉型（摘編）

榮劍

這裡將重點探討中共的合法性問題、中國的改革和革命問題、中國的社會轉型問題。

一、中共的合法性問題

  中共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其現在的合法性。當下中國的一系列危機，歸根到底，是中共的合法性危機。習在不同場合曾多次講到，中共要防止陷入“塔西佗陷阱”（TacitusTrap），即陷入於政府不管說什麼，是說真話還是說假話，人民都不信的困局中。事實上，中國各級政府現在已經深深陷入在“塔西佗陷阱”中，政府的公信力已降到前所未有的低點。國家和社會分裂，官民對立嚴重，是執政黨的合法性出了大問題。

  從政治學的一般理論來看，合法性是指政治權力必須來源於人民的自覺認可和服從，來源於人民的授權，來源於人民的支持。以這些標準來看，中共政權有合法性嗎？中共顯然認為它是有合法性的，但中共這些年來對其執政的危機程度還是有足夠的估計，認為搞得不好會亡黨亡國，這是寫在了十八大報告裡。

  中共的合法性危機是不是已經到了它即將崩潰的程度？中共執政60多年了，一直面臨着合法性問題，它所主持的任何一次選舉都不是憲政民主制度意義上的選舉，由此判定它的合法性缺失，理由是足夠的，但由此認定中共會因為合法性的缺失而崩潰，理由則是不夠的，因為中共在歷史上經歷過多次合法性危機而並沒有走向崩潰。中共的制度之所以沒有因為它的合法性問題而崩潰，有它獲得長期存在的其他支持性因素。

  毛的時代，中共的合法性是建基於“槍桿子裡出政權”這個暴力革命的法則。國共兩軍對壘，以弱勝強，的確有民心向背的因素。1949年中共主持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達成共同綱領，建立聯合政府，民主黨派人士占據一半席位，所做的這一切就是要為中共新政權塗抹上合法性色彩，以顯示它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但這個合法性遊戲只玩兒了三年時間毛就不想玩兒了，1953年開始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農村搞合作社集體化，城市搞工商業改造。1957年的“反右”後，民主黨派徹底淪為政治花瓶。合法性遊戲不玩兒了，中共此時卻並未像匈牙利、波蘭等幾個東歐國家那樣陷於合法性危機中，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沒有上街，即使後來遭遇了三年大饑荒，毛在人民群眾中仍然享有巨大威望，中共的統治仍牢不可破。毛時代中共真正的合法性危機是由林彪事件啟爆的，這是對毛政治信用的巨大打擊，毛以往依靠暴力、意識形態和個人崇拜所塑造出來的合法性開始崩塌。

  鄧領導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發展開創了一條新路，同時也是為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注入了新的資源，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從閉關鎖國轉向對全世界打開大門，這些措施大大緩解了執政黨的政治壓力，並且為它後來克服和消解政治危機提供了一個現實可行的路徑。1989年的政治風波，大到了足以可以顛覆中共政權的程度，學生的和平抗議運動遭到了軍隊的血腥鎮壓，大凡經過這段歷史的人，在當時幾乎都有相同的疑問：這個政權還能維持多久？蘇東社會主義國家雪崩之後，這個疑問更加普遍和強烈。然而中共在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時沒有如人們預期的那樣，以蘇東的方式崩潰；這顯然是要歸功於鄧1992年的南巡講話，這個講話重啟改革進程，以市場的方式消解了政治壓力，由此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也挽救鄧本人。

  鄧南巡講話之後，是中國的黃金20年，當然，這是從經濟上來說的。在市場經濟的渠道被打通之後，政治就不再是知識人安身立命的唯一場所了，原來瀰漫於社會各個角落的不滿和抵抗情緒，既是被政治的高壓所消解，也是被商業化的大潮所稀釋。正是在這麼一個“和諧”的大環境裡，中國經濟幾乎是在沒有任何政治阻力的情況下得以高速增長。

  中國的經濟發展掩蓋了中共的合法性問題。不過在近十年裡，原來潛伏在體制深層的矛盾正在不斷地暴露出來，以前可以視而不見或可以暫時擱置的問題，現在已經無法迴避。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問題解決了嗎？從整頓腐敗、整頓吏治、整頓黨風和整頓軍隊這些領域來看，新的中央領導集團真能做些表面文章。但正如人們普遍認識到的那樣，解決這些問題並沒有着眼於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設，而只是限於重新建立個人權威，並依靠非制度化或政治化的方式來推進反腐運動。在最近四年裡，舊的問題沒有被根本解決，新的問題又被製造出來了。

  然而中國還沒有崩潰是一個事實判斷，價值判斷只能基於事實判斷。那麼，支持這個事實判斷的究竟有哪些因素？這是需要我們理性思考的。認識中國制度的性質必須基於四個維度，或者說是四個概念：合法性（Legality），正當性（Legitimacy），合理性（Rationality），有效性（Effectiveness）。從這四個維度來觀察中國，或許才能構成對中國的一個完整認識。

  合法性主要是基於法律的規定性，合法性是“正當性最普遍的形式”。可以對合法性和正當性做一個簡要的界定：合法性主要是一個程序正義的概念，正當性主要是一個實體正義的概念，有合法性必有正當性，有正當性未必有合法性，合法性和正當性可以是重合的，也可以是分離的。用這兩個概念來認識中國的制度性質，可以作出兩個判斷：一、中國現有的統治秩序沒有任何合法性；二、中國現有的統治秩序有部分正當性，基於傳統、感情和某種價值信仰，也基於這個統治秩序給人民所帶來的各種實際好處。

  合理性是一個工具理性的概念，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對制度安排和資源配置的科學評價，因此，這是一個價值中立的概念。中國帝制兩千年，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合法性，但有着現代意義上的合理性。當下中國的一大批優秀企業家很多都是來自於農民階層或城市底層，他們現在身價億萬，對中國影響巨大。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如果沒有合理性的觀察視角，那一定是有失偏頗。

  有效性概念是對制度的績效評價，現在人們經常在說的一句話是，中國用短短三十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國家在二百年時間裡才完成的事情，可見中國制度的效率之高是非常驚人的。

依據上述四個概念，我們是不是可以這麼說：中國的制度沒有任何合法性，但有部分正當性，有巨大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從這四個概念出發，中共沉重的合法性問題之所以沒能如人們反覆預期的那樣引發它的崩潰，是因為它開發出來的部分正當性、制度安排的某種合理性和有效性，大大緩解了它的危機程度。

  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一場“邊緣革命”，即改革是來自於一些邊緣力量的推動，比如小崗村的農民、鄉鎮企業家和城市個體戶，是他們而不是鄧小平實際啟動了中國的改革進程，鄧小平的貢獻僅僅在於“事後”批准而不是否決了這個改革。近三十年來，恰恰是中國社會不斷湧現出來的活力和創造性，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動力，同時也在不斷地稀釋執政黨日趨沉重的政治壓力。這個情況至今沒有變化，雖然現在許多人都在說，中國經濟的持續下行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意味着支持中共合法性的經濟因素開始衰竭，經濟危機必然會進一步加劇中共的合法性危機；但客觀地說，這個態勢目前還沒有出現。在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困局中，中國依然存在着三個巨大的比較優勢：巨大的市場，巨大的消費主體和巨大的商業機會。

  中國，正是因為社會在近幾十年裡獲得了充分發展的機會，除了在政治領域受到限制之外，在其他一切領域都有着廣泛的空間，因此，中共當前面臨的合法性問題，在別的國家或許早就引發了劇烈的政治動盪，而在中國則可能迅速被淹沒在洶湧澎湃的經濟大潮中。那些不問政治、對政治沒有興趣或對政治恐懼的人，是不會關心中共的合法性問題的，他們更多地會從正當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視角來看待和評價中國的現實。

二、中國改革和革命的二難選擇

  中國當下最大的挑戰是不確定性！這個不確定源自於中國不斷調整的政商關係。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包括60項改革的大清單，又於2014年召開四中全會，形成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兩個文件明確了兩個方向：在經濟上，繼續堅持和深化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在政治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市場經濟和建設法治國家，這是中國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所形成的最主要的訴求，中國的中產階級和外國的投資者普遍期待中國在新的十年裡，能夠創造出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和一個強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以此為中國未來建立一個憲政民主國家打下堅實的基礎。

  但在這兩個文件出台之後，中國的經濟和政治並未明確地呈現出向市場化和法治化方向發展的勢頭，相反，卻是出現了一系列和改革背道而馳的做法和措施。國企改革已經徹底停止，國企不是向民企方向發展，而是向黨企方向發展，黨委取代董事會成了企業的最高領導機構。

  倒退不僅發生在經濟領域，在司法、意識形態、大學教育、新聞出版、歷史研究、大眾媒體等一系列領域，可以說是出現了全面倒退的現象，毛時期的政治語言，甚至是文革景象，又捲土重來。從2013年起，持續不斷地加強意識形態控制，公開反憲政，公開與普世價值為敵，從原來的“五不搞”發展出“七不准”、“八不講”，最近四年的法治狀況沒有改善，反而是愈加惡化了。為了維穩這個大目標，最高當局一次又一次地放縱來自基層執法部門所製造的各種侵犯公民權利的惡行，以致使中國的法治目標看起來還是遙遙無期。

  因此，在所謂“新政”四年之後，中國如果還面臨着不確定性的挑戰，那就意味着有一個事實是確定的：改革已死。社會各界所期待的確定性是改革，是通過進一步改革以求達到市場化和法治化的目標，但他們在近四年看到的並不是改革，而是在改革名義下出現的對改革的反動和倒退。於是，問題來了，他們為什麼不改？改革曾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動力，為國家和社會創造出巨大的財富，同時也為執政黨的合法性注入了巨大的支持性因素，改革有這麼多巨大的好處，為什麼不改？

  執政黨改與不改有五個重大關切，或者說是改與不改的五個約束條件：一、改，有可能動搖國本，動搖現有的執政格局，至少是對現有權力格局的重大調整；二、改，有可能對現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形成巨大衝擊，至少是對現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三、改，必將意味着對重大歷史遺留問題的清算，這些歷史遺留問題直接關繫着原有統治體系的合法性問題；四、改，必將意味着傳統治理模式的重大調整；五、改，必將意味着傳統處理民族關係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將迅速終結。

  執政黨不改，很顯然是它無法突破上述五個約束條件。上世紀80年代，執政黨的改革動力大，願意主動改，改革從農村開始，逐步擴大到城市，從經營體制擴大到所有制，市場化程度越來越大，並在改革的同時，不斷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和廣度。執政黨那時之所以願意改，是因為利益包袱不大，需要打破的罈罈罐罐還不多，但經過三十年之後，改革讓權貴集團獲取的“紅利”之大超乎所有人的預料，大的權貴集團掌握的資產達上萬億，已經是富可敵國。有這麼大的一塊既得利益，豈是改革能夠重新調整？

  “我們就是不改，你們怎麼辦？”許多人回答說，不改革，就革命。這其實就是近年來年民間熱議的主題。大致相同的問題，讓國人又重新回到了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的前夜。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長的關係，在改革日趨失效時，革命熱情就日趨高漲。但是，一旦把中國當下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和晚清作全面比較的話，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當下遠遠還沒有達到晚清總體性危機的程度。從上層來看，現在中共掌握到的財力資源、人力資源、暴力資源和話語資源豈是晚清統治集團能夠相比？它可以說已是全世界最強大的統治機器。從中層來看，晚清時期的地方和民間勢力已經壯大，地方財政已經占全國十之八九，地方自治格局已經形成，民間社會已經有很大空間；而現在是中央完全掌控地方，既無地方自治，也無公民社會，言論空間受到嚴重限制，地方和民間根本不足以制衡中央。從下層來看，目前底層社會的無組織化和碎片化程度要大大高於晚清時期，鄉村的宗族約束和鄉紳治理已經被完全摧毀，市場經濟造成的人員流動和遷徙沒有形成良性穩定的底層結構。從合法性上看，晚清統治集團作為異族政權，在其晚期治理中因腐敗無能而徹底喪失了合法性，革命黨人以種族革命為旗幟能夠迅速取得合法性；而現在的執政黨重舉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大旗，依靠龐大國力轉向民生經濟，有可能重塑其合法性。從這四個方面來看，斷言中國現有制度及其執政集團必將重蹈晚清統治集團的覆轍，理由顯然還不充分。

  革命除了需要有客觀條件之外，還需要有主觀條件，革命的主體是誰？革命的領導力量在哪裡？革命家的作用何在？然而朝中沒有袁世凱，江湖沒有孫中山。改革已死，革命不能，中國未來的出路何在？

三、中國社會轉型的“福山路徑”

  改革一定是主動的，可選擇的，可設計的，或者可調節的，後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動的，不可選擇的，無法預計的，後果不可控的。在改革已死、革命不能的情況下，中國社會轉型會以什麼方式完成？在這裡有必要探討一下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先生的相關政治理論，在我看來，福山先生的著述為中國社會轉型展示出一條“福山路徑”（Fukuyama' Pathof Chinese transformation）。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在歐美世界和中國都有着巨大影響，這是一個宣告西方民主制度即將徹底勝利、東方專制制度即將徹底失敗的一個歷史性宣言。作為這個宣言的作者，福山先生理應遭到中國的排斥，但實際情況卻完全相反。去年，福山先生先後被中國目前兩個最有權勢的人物王岐山和習近平接見，負責中國意識形態的最高官員曾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內部講話中，以欣賞的口氣談到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已經變了。中共高層為何會在現在這個時候高度關注福山政治學？我認為，這是因為福山先生最近說出了中共領導人一直想說並企圖力行實踐的那些想法。

  2011年，福山先生出版了他的新專著《政治秩序的起源》，2012年，該書中文版在中國出版。閱讀這部著作後，我發現該書的理論敘事框架基本上是以中國的歷史經驗為參考，認為秦朝憑藉政治權力建立了“強大的現代制度”，“在事實上定義了中國文明”。

  福山先生對秦漢制度的由衷讚美，從中國的歷史經驗中提煉出“國家建構”和“國家能力”這樣的概念，由此闡述政治秩序的起源，顯然不僅僅是一種歷史敘事，而是有着強烈的現實指向。他描述的從“國家建設”到“法治”再到“負責制政府”的政治秩序演化，並不是中國已經發生的歷史圖景，而毋寧是中國未來要展開的藍圖，這可能真是中共所需要的藍圖。福山先生的這本著作簡直可以說是專門為中國“量身定做”的。

  首先，福山先生對國家能力的強調極大地滿足了中共領導人對現有政治制度的信心。對一個西方學者來說，在長期目睹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低效和無能之後，很自然地會被中國自秦代以來一直顯示出來的強大國家能力和效力所吸引，我前面所說的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判斷中國國家能力的兩個重要尺度，福山差不多也是根據合理性和有效性來判定中國在秦代就是一個現代國家。中國經濟近三十年來的迅猛發展，似乎再一次證明了國家建構能力的重要性。福山先生由此把國家能力視為建構政治秩序的第一要素或第一階段，顯然是符合中共領導人對自己國家制度優勢的認識。

  其次，福山先生把法治視為政治秩序演化的第二階段，基本上是可以被中共領導人所接受的。一個強大的國家如果沒有法治做保障，將會出現一系列問題，而法治建設將有助於國家建構能力的正常展開。中國領導人對福山說：你講的國家、法治、問責三要素在中國的歷史裡都有DNA，中國文化里有這三個要素。這說明他還是看了福山的書，他能夠接受法治的概念，但他同時也強調，中共不接受司法獨立，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國家在黨的領導下實行法治，最大限度的把黨治和法治結合起來。

  第三，福山先生提出的“負責制政府”這個概念為中共解決政治合法性問題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學術支持，這可能是中共領導人目前最需要的一個合法性理論解決方案，因為以“負責制”而不是以“民主制”的角度來看待政府的產生和行為，可以使執政者規避程序正義的挑戰，而這是中共當下面臨的最大挑戰。如何讓政府負起對民眾的責任，除了是通過選舉這個主要的程序來建立負責制，同時也可以通過道德教育的方式和法律的方式。古代中國是通過道德教育來建立君主對民眾的責任統治。中共領導人目前就是想迴避選舉這個程序正義，而致力於通過道德和法律的方式來重建政治合法性。

  福山先生提出的以國家能力、法治和負責制政府來依次建構政治秩序的路線圖，一定給了中共領導人以深刻印象，而福山先生對西方民主制度低效無能的批評，一定會更進一步提高中共領導人堅持現有制度的信心。他們會認為：既然你們的制度不行了，為什麼還要叫我們走你們的路？現在中共領導人已經放出風來了，中國制定的“中國方案”不僅要解決中國問題，而且還要解決世界問題。

  福山先生的政治秩序演進的路線圖是中國社會轉型的“福山路徑”，福山先生自己未必認可，而中共領導人也絕不會認為他們的政治智慧會來自於一個美國人的啟示，他們至多認為，福山先生關於政治秩序的起源和發展的基本路徑是可以被中國的經驗所證實的，他們當然也樂於看到一個原來鼓吹歷史終結論的美國着名學者因為中國的經驗而修正了他的看法。其實，不管是福山先生講不講政治秩序演進的三個要素或三個階段，中共領導人都將一如既往地繼續加強國家能力的建構，實行黨領導下的法治，並努力建立起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依據這條路徑，可以對中國社會轉型做出如下三個判斷：

  第一，中共領導人將會繼續加強國家的建構能力，繼續實行國家（政府）主導的社會發展模式，繼續實行國家主義的發展戰略。強化軍隊建設，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進一步提高國家的財政能力，繼續壟斷重大經濟資源，進軍新經濟領域，掌控互聯網龍頭企業，通過國家力量建立起對政治、經濟、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全能主義控制體系。

  第二，中共領導人會在黨的領導下實行有限度的法治，既不會是香港式的法治，也不會是新加坡式的法治，而是中國式的法治。中國式法治的核心是要維護黨治，即保證黨享有對司法的最高和最後裁量權。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會大幅提高，執法機關會較以往受到更加嚴厲的法律約束和監督，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夠依法受到更大的保護，規範社會經濟事務的法律體系會更加完備。

  第三，中共領導人將繼續實行一黨專政體制，即使在法治基本完善的情況下，也絕不會主動放棄或改變這個體制。在國家權力的最基層，中共領導人也不會實行真正的自由開放的選舉，更不會實行新加坡式的一黨執政模式。中共領導人將繼續通過道德的和法律的方式來重鑄其政治合法性，建立起一個儘可能對人民負責的政府，通過整頓黨治、整頓吏治、清除腐敗、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福祉這些方式，來改善它的領導，緩和官民矛盾，增強其統治的正當性。

  上述三個判斷可以說是構成了中共希望長期執政的一個理想願景，也可以說就是它當下正在展開的一個現行路徑。從橫向的權力結構來看，中共正力圖通過構造國家能力和受黨治約束的法治之間的一種政治平衡，以求重建它的政治合法性。從縱向的權力演進來看，中共最終是希望通過非程序正義的方式來建立起一個儘可能對人民負責的政府。但是，中共的這個路徑一定會遭到最廣泛的質疑。至少在中共目前面臨着巨大的合法性問題時，它企圖依靠以往的經濟發展方式和政治控制方式來繼續維持和建構強大的國家能力，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原來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已經開始逐步衰竭；黨治和法治的內在矛盾不會因為法治的進一步完善而被逐步削弱，相反卻會因為法治空間的不斷擴大而加劇黨治和法治的衝突，黨治和法治最終是不可兼容的；脫離選舉制來建立一個現代負責制政府，以道德的和法律的方式來形成政府及其官員對人民的政治責任，基本上就是一個一廂情願的事情，沒有真正的選舉制度，政府只能對黨負責，而絕不會對人民負責。因此，中國社會轉型的“福山路徑”在中國順利鋪開並達到預期結果的前景並不樂觀，中國未來仍將長久地陷入在不確定性之中。

  以上所談到的三個大問題均是否定性判斷：認為中共現在並不會因為它的合法性問題而即將崩潰，認為中國目前正處於改革和革命都無法展開的二難選擇中，認為中國社會轉型的“福山路徑”未必能走得通。

  從晚清統治終結以來，中國社會變遷波瀾壯闊，歷經北洋共和、國民政府和共產黨統一大陸，多少仁人志士投身於其間，幾代人前赴後繼，卻依然沒有把中國推到憲政的軌道。這是中國的悲劇還是中國一如既往的命運？中共在大概率不能奪取政權的情況下奪取了政權，中共在大概率會崩潰的情況下沒有崩潰，中共在大概率會向憲政轉型的情況下沒有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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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章可以說開拓了我看待中國大陸政治問題的視野；但並未改變我對中國政局發展的看法。那就是中共政權早晚走向崩潰式的覆滅。覆滅的原因不是人民的揭竿而起，而是內部當權者在宮廷爭鬥中最終不能達成妥協。我認定這將導致中華民族毀滅性的災難，同時我所希望的憲政中國並不能在毀滅的廢墟上自行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