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論】裝逼者都是為了讓自己感覺良好

余亮：借着巴黎聖母院大火，

“文明人”又來教育公眾……出戲了啊

余亮資深情懷黨，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助理

2019-04-17 08:20:14 來源：觀察者網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余亮】

從2015年的查理事件開始，巴黎恐災不斷，以至於每年要是不出點事情，我都放不下心來。今年的靴子終於落地了。相比往年的血肉橫飛，這一次是捶心之痛。巴黎聖母院的尖塔緩緩倒下，仿佛一面被砍倒的旗幟，身影淒涼。

這一次哀悼者的台詞已經到達“全人類文明損失”的高度，下一次該送上什麼樣的悼詞呢？這不是詛咒，只是面對現實——歐洲核心地帶的衰敗混亂揮之不去。當然，面對現實很容易被人認為是幸災樂禍，一如《三體》裡冷峻的羅輯會被“善良”、“文明”的人們憎恨。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槍聲響起的時候，英國外相看着窗外說道：“全歐洲的燈都熄滅了，在我們有生之年都不會看到它們重新點燃。”歐洲的百年黃金時代就此被終結。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燈依靠“鄉下人”美國的油重新點燃，比從前更燦爛。但陰影沒有散去，幽靈還在那裡。相比槍聲的明明白白，今天巴黎聖母院尖塔卻是在不明不白中倒下的，這一點恐怕更讓歐洲人糾心。明顯的暴力讓人害怕，但並不恐怖，說不出原因的災難才是恐怖。

我們中國人的熱鬧言論，多數只是在掩蓋這個恐怖。正如有些人盯着所謂“暴民”的“仇恨”言論去痛斥，也只是在躲避不可接受的事實罷了——你的燈塔正在一座座地慢慢熄滅。

必須承認，燈塔尚未燃盡。今天的法蘭西依然具有世界文化領導權。巴黎聖母院不僅是建築實體，也是精神造物。雨果作為浪漫且現實主義現代小說的祖師爺，一直深深影響我們。《悲慘世界》裡，乞丐小伽弗羅什唱着歡歌，笑着戰死於街壘，這一幕至今讓我不能釋懷。文學教授張旭東感慨《巴黎聖母院》歌劇：資產階級那樣善於塑造自己可歌可泣的流血犧牲形象，值得我們的文化工作者學習。

音樂劇《巴黎聖母院》

歐盟理念的締造者科耶夫說過，為了對抗經濟強大的英美帝國和組織強大的蘇聯帝國，法國應該聯合德國、意大利聯合打造“拉丁帝國”，它的核心競爭力就是文化與生活方式。確實，巴黎文化讓全世界的小布爾喬亞心嚮往之。美國人也自覺文化不如法國優越，由傑克和露西出演的電影《革命之路》就是講一個美國中產婦女，死也要去巴黎。

然而形象絢爛的拉丁文明，內部並沒有那麼夯實，天然包含了自我瓦解的因素。比如不講生產端改革，只講分配端福利，導致債台高築難以為繼，黃馬甲運動就是後果。他們得意的所謂多元文化，則陷入了缺乏主心骨的境地。中國人給少數民族辦學習班培訓技能，他們看不上眼，指手劃腳說是“迫害”。自己對於移民只管發福利，不管教化。在大火現場圍觀群眾的照片裡，人們敏銳地發現幾個中東模樣的人興高采烈，而法國白人悲哀而無奈，這就是這種多元文化的悲劇寫照。法國以傳教士般的干預精神消滅北非世俗政權，就只好迎接難民潮和失去世俗政權控制的原教旨主義分子。雖然官方在初步調查後已排除了恐襲的可能，但之前連續有恐怖分子襲擊巴黎教堂，讓部分人產生聯想也在所難免。

欣賞對方文化不是說要盲目拜倒。馬克思熱愛法國文學，從巴爾扎克那裡批判性地獲得了理解資本主義的材料，但絕不會拜倒。拿雨果來說，他善於用人道主義來描寫平民，卻不善於洞察政治，對革命的理解相當淺薄。

因為沒有完整閱讀過雨果，也沒去過巴黎，遇到大火，我不願意馬上附庸風雅點蠟燭。但別人附庸風雅也無傷大雅。人們嘲諷有人藉機曬旅遊照片是矯情，但是小資的本質就是“我矯情，故我在”（好像是笛卡爾說的，別打我），一向如此。和他們抬槓的另一派也是慣常存在。互相diss，算是歡喜冤家。

一些哀悼言論引發爭議，原因可能在於其雙重標準，比如別人家的火災那就是“大火面前人類太渺小”，自己家的火災那就是體制問題消防隊無能。如果無視雙重標準的存在，對一切反對言論都扣上一個狹隘民族主義甚至野蠻的帽子，那就難免惹人討厭。但反過來說，不管有沒有“雙標”，一概去抨擊別人的哀悼，確實也犯不着。

有不少人聯想到圓明園。其中一些人認為法國活該，表達確實粗野。雖然兩個歷史事件確實沒有直接關係，但聯想是人類最基本的自由，無法消滅，何況歷史沒有終結，我們仍然生活在漫長的20世紀歷史余脈里，國家衝突此起彼伏，引發歷史記憶。

有些主流媒體人捶心痛足，覺得這些中國人怎麼不尊重法國文化，怎麼沒有文明人的樣子？我要說，放心，罵別人其實也是一種“尊重”，因為在意。不信你看巴米揚大佛被毀，巴西博物館被燒，美軍洗劫伊拉克的巴比倫寶藏博物館，誰會爭吵？

互聯網有記憶，一貫尊重所有人類文明，在歷次事件後都痛心不已的人，也可以“證明”自己。但有那麼一小部分人，今天才把這幾件事情一起列上，過去沒見那麼如喪考妣。冷落你，才是對你的最大不尊重。正如有些媒體人痛罵“暴民”，其實是需要暴民的言論，不然自己批判什麼？

複雜的輿論，被他們如期簡化成所謂民族主義和普世價值的衝突。這裡我也化繁為簡，重點評述一下那些自詡“文明”的媒體評論。

“文明”評論1，作者稱“在複雜的輿論中，確實存在一種惡，那就是不合時宜地‘幸災樂禍’。”“把文明和體面都拋之腦後，甚至將他人的災難看作一種‘同態復仇’，這樣的狹隘與偏激，與文明相悖，與時代錯位。”大談一通文明和野蠻的對立。然後說“塑造一個理性和文明的‘自我’才是自愛的首要條件，也是與人交往的前提，封閉、隔絕、自大，則只會把自己困在一種虛幻的泡泡當中，除了自我陶醉外，難以他人贏得真正的尊重。”

一堆大詞，我看着卻有點像在說作者自己。這種文明VS野蠻的八股文範式，從911時候就開始沒有變化過，面對任何不喜歡的觀點，都以不變應萬變，大帽子一扣，評論完成，“自我陶醉”於自封的文明優越中。什麼是文明，由着他說。

“隨着我們的國家越來越開放、包容，我們對外界的認識越來越豐富、細膩，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通過更多的知識和體驗，萌生出對他者文明的共情。”

這是活在80年代的幻象里，無條件認為開放的後果就是認同他者，雖然這個他者在某些人心裡往往僅僅指西方。是的，如今中國人關於西方的想象和認識變複雜了，這不是因為愚昧，而恰恰是改革開放深化帶來的認識的豐富，正如“一出國，就愛國”那句流行語所顯示的，讓很多人走出80、90年代對西方的一味崇拜。這個發展是作者不敢面對的，就只能用痛罵來遮掩。

“文明”評論2，同樣高舉“全人類不幸”的大旗，但至少想解釋一下為什麼隨着開放，反而很多人不再崇拜西方。答案不出意外，又是所謂狹隘民族主義，是隨着國力增長帶來的自信心膨脹。

最“文明”的是評論3，乾脆稱“把巴黎聖母院與圓明園的大火混為一談，不是蠢就是壞”。然後例舉雨果對火燒圓明園的斥責來反證部分中國人狹隘（可見作者也認為兩個歷史事件還是有聯繫）。但非要論證主要責任不在法軍，這就有趣了。殺人放火幹過了，不平等條約簽訂了，賠款一分錢沒少要，但是有雨果批評了幾句，法國就沒責任了？這麼好的買賣英法當然要做，但不知道中國小編是怎麼想的？難道是在高級黑？順帶說一句，當年撒切爾夫人派兵攻占阿根廷馬島，後來英國拍了部電影《鐵娘子》，非常人性化，據說讓不少阿根廷人很感動。所以你看，不全是中國小編的問題，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到處都有。

作者更是宣稱：“從某種角度來說，為巴黎大火鼓掌叫好的人，與曾經在圓明園點燃大火的侵略者一樣野蠻無知。”把網上叫好和真殺人放火的擱在一個水平線上比較，這到底是蠢還是壞呢？

主流媒體如此整齊，在我看，倒不是因為無知，而是因為部分中國文化精英急於表現自己有全人類的擔當，急於讓西方人了解自己是文明人。但是我以為這事急不得，尊重從來都不是通過自賤得來的。有網友說的好，尊重必須是相互的。從黑格爾到福山，都認為政治衝突起源於“互相爭取承認的鬥爭”，無鬥爭，則無承認。你承認他，他不承認你，這就是屈辱的來源。

幾年前，全世界的標誌性建築為巴黎恐襲亮起白藍紅三色燈以示哀悼，中國有些標誌性建築也這樣做了，可是之後西媒的盤點完全不提。這類事情比比皆是，西媒甚至屢屢對發生在我國的恐襲發表冷血言論。對於你的熱情，“主不在乎”。正常人都有尊嚴，幾次三番怎麼還會一個勁把臉貼屁股上去？

根據我的觀察，越是自卑者越急於表現出文明人的姿態。正如去年發生的意大利設計師辱華事件，那個設計師其實是個阿爾巴尼亞移民，華約崩潰後的精神自卑者。所以他會比意大利人蹦得高，要在中國人面前秀優越。原諒他們，他們只是用“文明”之優越感來逃避心中惶恐的孩子。

我們不應該狹隘，我們要有世界主義。但世界主義有很多種，比如大英帝國的進攻性世界主義就是一種——圓明園是世界的，不是你們的，所以寶貝我們拉走了。宋魯鄭老師最新文章表現了另一種世界主義——巴黎聖母院是法蘭西文明的重要象徵，也是人類文明的傑出瑰寶。所以我們不僅要關心，而且要問責——法國還有沒有能力保護好這些遺產？也許這兩種都不是你心儀的，但最好還是不要假裝自己是世界公民，很容易出戲。畢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拋開雜音，正如國家主席給法國發去的慰問電所說，中國人民對此次火災深感痛惻。

謹在這裡祝福巴黎聖母院，即便無法完全復原，也同樣具有紀念意義。廢墟，就是文明最好的紀念碑，正如圓明園。

另外，觀視頻《也說》說得好，既然如此關心法國，那麼也關心一下黃馬甲運動吧。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Sing a song of angry men。他們才是偉大雨果筆下光輝人民的當代版本。

你們這樣議論巴黎聖母院，問過雨果嗎？

補壹刀

為民族復興鼓與呼，與中國崛起共榮辱昨天 18:55

文/李小飛刀

1865年3月23日，雨果在日記上寫到：下雪，買下一大批中國的絲織品，賣主是個參加過遠征軍的英國軍官，東西是他從中國皇帝的圓明園搶來的。15（英鎊）360（法郎）。老天吶，整個中國在地上跌得粉碎！

在後來選入中國語文課本的名篇——《就英法聯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寫道：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乾乾淨淨的法蘭西會把這份戰利品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那才是真正的物主。

我們把平等不偏私稱為公正，把相信公正的實現稱為理想。然而159年過去，雨果當年期盼的歷史的公正依然沒有實現。

從今天早晨開始，巴黎聖母院的一場火引發了中國輿論場的一場火。最新的輿論是，對那種把巴黎聖母院和圓明園聯繫在一起的聲音嚴加批判，他們說，這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以歷史的名義發泄自己的情緒，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義和團”。

巧了，巴黎聖母院和圓明園是能“混”一塊的，還不是別人，就是雨果。

孤獨的雨果

我們現在都知道，雨果是世所敬仰的大文豪，他的小說《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影響了無數人。

我們卻很少知道，雨果在世時是不怎麼受待見的。曾經因為反對拿破崙三世復辟，被迫流亡英吉利海峽中的根西島19年。

他一生曾為兩座人類文明遺產大聲疾呼，都不能遂他的心願：一座是圓明園，一座是巴黎聖母院。

今天巴黎聖母院之所以有這樣的影響力，跟雨果的小說《巴黎聖母院》，那個 “艾絲美拉達”、那個“卡西莫多”有非常大的關係。雨果當年創作這本小說的初衷，也是想批判當時把藝術“視同草芥”的法國人，呼喚人們對歷史遺產的重視。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巴黎聖母院差點被摧毀。教堂被改為“理性神殿”，後來準備改成倉庫，門洞上方“國王廊”里的二十八尊以色列和猶太歷代國王雕塑，被憤怒群眾當做王權的象徵，拆下來當廢品賣了。聖母院珍寶庫被洗劫一空，到處是被移位的雕像和砍了頭的雕塑。

為此痛心疾首的雨果，開始了十多年的奔走呼籲，終於在1844年等到了修復計劃，然而雨果又發現，負責修復工程的建築師夾帶了許多個人風格，雨果憤怒斥之：“眼看中世紀建築藝術已落入何人手中，眼看今日塗泥抹灰的庸手如何對待這一偉大藝術的遺蹟，真叫人痛心”。

當然，這在當時的法國屬於“多餘的囉嗦”了。

圓明園同樣如此。

有中國學者研究，《就英法聯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實際歷史上並不存在巴特勒上尉這個人，創作時間也不是在1865年附近。雨果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過去10年，歐洲輿論已經忘記了這場戰爭之後，依然念念不忘、義憤難平，在整理個人集時特意寫作了這一篇並加進去的。

包括，他反對拿破崙三世的統治，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他對中國的同情、對侵略戰爭的憤怒。

1870年，拿破崙三世想搞一次投票，確認法國人民支持他的第二帝國，有人詢問雨果的態度。雨果回答“反對”，因為拿破崙三世“聯合英國給中國看看歐洲這個文物破壞者的形象，用我們的野蠻行徑讓野蠻人目瞪口呆，和摧毀巴特農神廟的額爾金的兒子合夥焚毀圓明園……”。

雨果說，在根西島流亡期間說的這些話不是他的話，“這只是真理和正義在無限之中永恆而響亮的顫動”，是良心在說話。

正是本着這顆良心，雨果從保護人類共有的文明遺產角度，把巴黎聖母院和圓明園放在同等的天平上，為它們的毀壞痛心疾首，他在為歷史的公正疾呼。

但是，雨果在他那個時代又是如此孤獨，他為之疾呼的兩個遺產，巴黎聖母院面目全非、圓明園化為灰燼。誰都期待公正公理，抽象的道理誰都明白，但要在現實中實現它，又是何等之難。

公正，該如何是好

還是在《就英法聯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寫道：“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於人者的過錯；政府有時會是強盜，而人民永遠也不會是強盜。”

話雖如此，但就當年那些被殺害被強暴的百姓，圓明園無聲佇立的殘垣斷壁而言，他們該恨的是法國、法國殖民者、法國政府，還是法國人呢？

有人肯定會說，當然是殖民者啊，政府和人民要分開。

但就現實當中的一個個具體的人而言，他們經歷過的看到的聽到的不一樣，他們抽象不了。

刀哥小時候對日本人的最初印象，來源於把刀哥帶大的外婆的故事，她說，日本人來的時候，她還是“學生子”，家裡的廠房全給日本人的炸彈燒了，她和姐妹躲在雞圈裡。她說她一輩子也忘不了，日本人的靴子在地上摩擦出的“踢踏、踢踏”聲。

她後來一生都瞧不得日本國旗。

我也從朋友那聽過完全相反的故事，他說他爺爺抗戰時期唯一遇到過的一隊日本兵，對他態度一直不錯，讓他上山砍柴買他的柴火，都會付不少錢，所以他爺爺一直覺得，日本人也沒有那麼壞。

刀哥聽完這個朋友的說法，一度很“來氣”，但是一想，以當時中國人的受教育程度、國民意識，老爺子是完全根據他的感性認識和經歷來判斷的，自然狹隘，但也難再說什麼。

今天，當很多中國人在塞納河邊沉醉，為巴黎聖母院宏偉的大理石雕、斑斕的彩色玻璃而震撼的時候；也有很多中國人在圓明園大水法的殘柱前扼腕、流淚。對人類文明遺產的珍視與喜愛，對文明遭遇破壞的惋惜和憤怒，這種心情是一樣的，是可以共通的。

更何況當年的“戰利品”並沒有“被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中國人也沒有等到一句道歉，雨果泉下有知，或許沒有合眼；歷史的傷痕，也沒有完全癒合。既然大多數中國人選擇了寬容與原諒，我們也要寬容那些還不能接受寬容的聲音。

歷史的審判很難代替現實的審判，抽象的理性很難抵過現實的認識，這是公正與理性實現之難。

因為有這份難度存在，輿論中因此有一點雜音吧，我們也沒必要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