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計 借屍還魂 ——死魯迅延安復活 （下）

余不潔

毫無疑問，最關鍵的因素是魯迅已死，不會再有變數，也不可能駁斥這些。其次，魯迅生前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資歷、聲望和形象值得一用。最後，不可忽略的是，魯迅生前思想的確激進，並深受中共影響。不過，毛澤東並不可能真正認可魯迅身上存在的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批判性，毛澤東看好的僅僅是魯迅的軀殼，並不是魯迅的精神。那僅是在其權威不足的時候，不得不借用一下魯迅的招牌唬人而已。正像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胡喬木針對蕭軍“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獨立’的，魯迅在廣州就不受哪一個黨哪一個組織的指揮”而做出的批判，“魯迅當年沒受到組織的領導是不足，不是他的光榮。”

在此後，那個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極端惡劣影響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足以證明，毛澤東的方向和魯迅的“方向”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堅持“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去歌頌去暴露。中共後來的歷史告訴了世人黨性是什麼：黨性就是奴性，黨性就是獸性，黨性就是排斥人性。所謂站在黨的立場上，奉旨批判，就意味着喪失了知識分子的良心，就意味着把文學和藝術完全簡單化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對待敵人的優點也要攻擊，對待自己人的缺點也要掩飾，而誰是敵人誰是自己人則完全取決於毛澤東一時的需要。昨天的朋友和戰友，今天就可能成為他的敵人。毛澤東是絕對不需要針對自己錯誤的批評者，他曾經諷刺那些“吃着延安的小米，卻罵着共產黨的文人”，根本沒有擺正自己和黨的位置，公然將這些知識分子當作自己豢養的鷹犬，讓文藝成為毛澤東和中共的婢女。當然，毛澤東罵着“吃着延安的小米，卻罵着共產黨的文人”的同時，卻鼓勵吃着重慶大米的人，去罵國民黨。“他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筆，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畫出了醜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

不知道是否受到了魯迅的影響，北大才子王實味在延安寫了一組題為《野百合花》的雜文，對延安在國難當頭之際一片歌舞昇平的景象做出了“略帶苦澀味”諷刺，此舉讓毛澤東極為震怒，後來，在整風運動中把王實味定為“托派”和反革命分子，最後竟然秘密處死了這位北大才子。毛澤東一再鼓勵人們學習魯迅，要不怕殺頭，要捨得一身剮。其實，毛澤東這些話的意思與其說是鼓勵還不如說是威脅更加準確。否則，掌握生殺大權的毛澤東為什麼不可以停止文字獄，不去殺害那些書生？

毛澤東奪得天下後，魯迅這個形象依然被高舉着，然而面對政治高壓，魯迅精神在知識分子的心中卻引來了越來越多的疑問。一九五七年，那位藏在魯迅身後的中共黨員馮雪峰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這年七月七日，著名翻譯家羅稷南問了毛澤東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着，他會怎麼樣？” 毛澤東的回答語驚四座，“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魯迅與我七十年》）如果有人對這段話的真實性有懷疑的話，不妨看一下此前胡風的下場，他的經歷無疑給這段話作了一個無可辯駁的註腳和見證。胡風作為魯迅自覺的、堅定的追隨者，在他身上體現了更多的魯迅的風骨，他的下場無疑反映了魯迅如果活在毛澤東時代的必然結局。

假若魯迅能夠活到中共建國，毛澤東最多不過賞賜他一個文聯主席而已。那些所謂的“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導師、領袖”等等稱號，除了別有用心之外，至多都不過是一些諛墓之詞，是絕對不可當真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魯迅真的“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那胡風就沒有資格做反黨集團的頭子了。在毛澤東晚年已經成為不可觸摸的神祇之後，魯迅的形象也自然發生了本質性的改變，不再以領袖和民族英雄出現。許廣平在題為《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着魯迅》的文章中寫到：“魯迅總是以黨的一名小兵自命……魯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黨和毛主席的命令。”

據說，當年馮雪峰向魯迅描述他們理想中的美好前景時，魯迅卻對他說，將來你們到來時，我將要逃亡，因為你們來了之後首先要殺我。馮雪峰忙說，那弗會、那弗會。可見，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魯迅，對自已像奴僕般被所謂的革命者任意驅使，還時時刻刻保持着一份難得的清醒和警覺，並不時發出抗議。他說：“我憎惡那些拿了鞭子專門鞭撲別人的人們。……有些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背脊，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顯然，活着的魯迅未必會為毛澤東當牛作馬的。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願去，

有我不樂意的在地獄裡，我不願去，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黃金世界裡，我不願去。（魯迅：影的告別 1924年9月24日）這裡記錄的可能是那個真實的魯迅。

魯迅死了，在中共的天下里，毛澤東就是魯迅，

毛澤東死了，在文學的世界裡，魯迅才可能是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