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錢楊問題與肖雪慧商榷

茉莉

很高興看到雪慧出面談錢楊問題。以雪慧社會學家的理論水平，可以提高這個討論的理性程度，帶動一個更深入的思想探討。

我一直很佩服雪慧，不僅是她的學問，還有她的骨氣，道德與抗爭精神。身在國內那樣嚴峻的情況下，對任何人權遭到侵犯的案例，雪慧從來不沉默，從來都是以自己的專業理論知識發出聲音，批判強權，維護弱勢者。

雪慧正直勇敢而純潔的知識分子責任感，是錢鍾書，楊絳等人望塵莫及的。如果雪慧能夠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那會是中國的幸事。但是當今中國的情況，你不犬儒不平庸，你就不會成為楷模與網紅。雪慧的網文被封殺不知多少次。

當雪慧出來為錢楊說話，我的理解是，雪慧對那些不抗爭的知識分子有一份寬容之心。但是，作為公共討論，我還是要和雪慧探討下面幾個問題，希望能拋磚引玉。

一，關於錢楊是否成為了“社會偶像”

雪慧不認為錢、楊“成了全社會偶像”，說“下這種判斷的，大概把自己目力所及看到的一些評論當成整個網絡輿論。雪慧說自己很少看錢楊的書，覺得說他們已成為偶像是“缺乏根據的輕率判斷”。

我想，要證明這一點，應該是不缺乏證據的。

六/四過去後二十幾年，由於“思想退場學術登場”，錢鍾書夫婦在中國如何大紅特紅，是有大量媒體文章數字，出版社關於錢楊書籍的銷售數字，拍賣錢鍾書手稿信件的價格，以及微信微博大量的關於錢楊溫馨故事的雞湯文章。這些可以找到的數字，都可以證明，在只有富豪影星被崇拜的庸俗社會裡，也還有錢楊這樣的文人被崇拜，他們已成為中國社會少有的文化偶像。

二，關於批評他人是否需要自己先做“道德反省”

雪慧說：“請在苛責他人之前反躬自問，先做道德反省。”我覺得，如果雙方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相同，這話是對的。

但是，如果一方是“錢崑崙”，“楊網紅”，他們的學術精英地位之崇高，進入部長樓圈子之高層，其話語權廣大無邊，甚至夫婦之間每一句親昵玩笑，都是媒體熱烈報道的內容，而另一方卻是沒多少人理睬的平頭百姓，那麼，這種自我道德反省是多餘的，因為你不是什麼人，沒有人對你有那麼高的要求。

在西方法制社會，人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任意誹謗名流，如亂說他們有什麼情人之類，或公然偷拍他們的照片拿去發表，但只要能證明他是名流，就不受法律懲罰。普通人的肖像權名流不太能享受。如果你誹謗一個普通人，發表偷拍的照片，那你就準備一大筆錢去賠償吧。這看起來不公平，實際上是很公平的。

因此，我不認為批評者必須自己道德優秀，才能指責錢楊道德上的缺陷。關鍵是，批評者能不能舉出合理的實在的證據。

三，關於錢楊的“消極自由|”問題

雪慧文中沒有提到消極自由這個詞，只是說：“自由主義”的人大概只有在限制政府權力這個問題上是共同的。除此之外，思想傾向、精神特質很複雜。”不過，其他有人在錢楊的討論中提及消極自由。

我很懷疑錢楊與消極自由有什麼關係，因為，自由主義如雪慧所說，“在限制政府權力這個問題上是共同的”，但錢楊從來不在乎限制政府權力，他們說自己和他人毫無關係，只要退縮到自己的小家庭里。稱他們為自由主義者，恐怕連他們自己也會很不屑。

至於中國那些贊成“消極自由”的學者，我覺得沒什麼錯。只是有一點要問他們：你有積極自由的權利嗎？如果你爭取到了積極自由的權利，再選擇消極自由，這才是正常的。就如瑞典大選，很多人拿到選票不去參加，這是消極自由。但是，連選票都不給你，你能說自己不參加選舉是消極自由嗎？

這是我的幾點不成熟的思考，請指教。

2016/05/29

附肖雪慧原文：

我的看法

2016-05-29 肖雪慧 我思我在

楊絳去世，引起很多爭論。爭論免不了牽涉她早已去世的丈夫錢鍾書。我無意介入圍繞二人的爭論。但對一些帖子流露出來的獨斷和苛求有看法。

有人說，楊絳去世，網絡上一片哀鳴。我看到的好幾篇文章都稱錢、楊“成了全社會偶像”，下這種判斷的，大概把自己目力所及看到的一些評論當成整個網絡輿論。提出“全民偶像”說，像是自己樹立一個風車，然後拿風車當射擊靶。

我不喜歡這種缺乏根據的輕率判斷。但我要說的不是這。

今天在好些群看到署名“守魚”的一篇“知識分子到底有沒有原罪？”

這篇知識分子原罪說，給出一個“主流知識分子”的概念，卻不加界定，可以隨意解釋。然而，文革前誰是主流知識分子？除了奉命寫作的一幫人之外，知識分子在牛棚、監獄、在五七幹校被改造，他們主流嗎？文革後在打壓下堅持艱難恢復常識、力求誠實研究做學問的，其中不少贏得社會認同，但他們主流嗎？採取避世態度的錢楊夫婦，了解和閱讀他們的，恐怕也只能在小眾範圍……。這種不加界定、伸縮性很大的“主流知識分子”，可以雲山霧罩加諸於任何有點影響的知識分子身上，然後指其有“原罪”。這與毛視知識分子有原罪、需要改造的論調有多大差別？

在權力傾向於無限的地方，知識人要想過一種有尊嚴的、自律的生活，非常艱難，甚至要付出巨大代價。尤其當權力在整個社會製造出反智氣氛、有知識就是原罪，知識分子隨時會成為批鬥打擊對象、淪為賤民。喜歡苛責於人的不是很喜歡對人做道德判斷嗎？好，請在苛責他人之前反躬自問，先做道德反省：自己處在那樣環境下，自己怎樣選擇？如果自己做不到而苛責於人，這很道德嗎？進一步請思考：自己能做到，就有權對他人提要求嗎？

我覺得，論事，盡可以放開；論人，要慎重。錢楊作品不在我興趣範圍，很少看，但對長期處在非常時代，又並未作惡的作家、學者，我願意報以同情的理解。就錢楊夫婦來說，社會知名度高，在身後，人們有不同看法，甚至看法迥異，都正常，不同看法有交鋒，也正常。但當批評變異為道德討伐和個人攻擊，就溢出正常批評範圍了。對欣賞錢楊或為錢楊辯護的人作誅心之論，指控他們為錢楊辯護是“為自己的苟且辯護”……更不屬於正常討論。

有意思的是，苛責於人的，似乎很多都自詡自由主義者。十幾年前，中國圖書商報的肖自強先生對我作了一次以《從“主體性”到“公民社會”》為題的書面訪談，他提出的十幾個問題中，其中一個是關於中國“自由主義”的。我當時表達的隱憂，現在更強烈。我把這則問答附在下面：

肖自強：在你看來，中國當前的“自由主義”有哪些特點？存在哪些根本性缺點？如何修正？

我：這個問題是不是隱含着當下中國自由主義已成一種主流傾向的判斷？如果是的話，我以為這個判斷有誤。的確，自由主義者和反自由主義者都在使用這個術語，造成自由主義在現今中國很熱鬧的假象。但實際上自由主義在我國的處境很困難，至今夾縫求生，隨時招致打擊，這種狀況恐怕還會繼續相當長時間。我認為最重要原因在於：對個人權利的尊重是自由主義的基點。為此，自由主義反對任何力量對個人作無理限制，對極具擴張性和侵略性的政府權力尤其深具戒心，堅信只有對政府進行必要限制和有效監管，每個人的權利才有保障。僅僅這一點就很受忌恨和防範。而基於對個人自由的尊重，自由主義尊重不同的信仰和價值觀多元並存，主張寬容。這其實使自由主義有相當平和的一面。但這種本質上平和寬容的主張卻對所有試圖統一思想、信仰，試圖支配人的良知的體制和勢力構成嚴重挑戰。這也不能不遭防範。80年代以來，每次運動都以自由主義的或者有自由主義嫌疑的觀念為靶子；近些年對思想輿論界的整肅，也是主要指向自由主義的。

至於中國當前“自由主義”的特點，這不好說。因為被歸入“自由主義”的人大概只有在限制政府權力這個問題上是共同的。除此之外，思想傾向、精神特質很複雜。要說帶根本性的問題，據我看來，是一部分應該說也真誠相信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人，行文、行事中透出的獨斷，在一些應該由當事者自己作選擇的問題上有強加於人的傾向。獨斷性、強加於人其實是反自由主義的。依我看，尊重不同的信仰、價值觀，尊重每個人自己作決定的權利，反對任何形式的獨斷和強迫，對自由主義來說，甚至比在政治上主張限權、經濟上相信市場的力量更具根本性。

（註：該訪談以《從“主體性”到“公民社會”》為題發表於《中國圖書商報》2004年10月15日“書評、學術”版。我記憶中，關於自由主義這部分被刪除了。）

茉莉

很高興看到雪慧出面談錢楊問題。以雪慧社會學家的理論水平，可以提高這個討論的理性程度，帶動一個更深入的思想探討。

我一直很佩服雪慧，不僅是她的學問，還有她的骨氣，道德與抗爭精神。身在國內那樣嚴峻的情況下，對任何人權遭到侵犯的案例，雪慧從來不沉默，從來都是以自己的專業理論知識發出聲音，批判強權，維護弱勢者。

雪慧正直勇敢而純潔的知識分子責任感，是錢鍾書，楊絳等人望塵莫及的。如果雪慧能夠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那會是中國的幸事。但是當今中國的情況，你不犬儒不平庸，你就不會成為楷模與網紅。雪慧的網文被封殺不知多少次。

當雪慧出來為錢楊說話，我的理解是，雪慧對那些不抗爭的知識分子有一份寬容之心。但是，作為公共討論，我還是要和雪慧探討下面幾個問題，希望能拋磚引玉。

一，關於錢楊是否成為了“社會偶像”

雪慧不認為錢、楊“成了全社會偶像”，說“下這種判斷的，大概把自己目力所及看到的一些評論當成整個網絡輿論。雪慧說自己很少看錢楊的書，覺得說他們已成為偶像是“缺乏根據的輕率判斷”。

我想，要證明這一點，應該是不缺乏證據的。

六/四過去後二十幾年，由於“思想退場學術登場”，錢鍾書夫婦在中國如何大紅特紅，是有大量媒體文章數字，出版社關於錢楊書籍的銷售數字，拍賣錢鍾書手稿信件的價格，以及微信微博大量的關於錢楊溫馨故事的雞湯文章。這些可以找到的數字，都可以證明，在只有富豪影星被崇拜的庸俗社會裡，也還有錢楊這樣的文人被崇拜，他們已成為中國社會少有的文化偶像。

二，關於批評他人是否需要自己先做“道德反省”

雪慧說：“請在苛責他人之前反躬自問，先做道德反省。”我覺得，如果雙方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相同，這話是對的。

但是，如果一方是“錢崑崙”，“楊網紅”，他們的學術精英地位之崇高，進入部長樓圈子之高層，其話語權廣大無邊，甚至夫婦之間每一句親昵玩笑，都是媒體熱烈報道的內容，而另一方卻是沒多少人理睬的平頭百姓，那麼，這種自我道德反省是多餘的，因為你不是什麼人，沒有人對你有那麼高的要求。

在西方法制社會，人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任意誹謗名流，如亂說他們有什麼情人之類，或公然偷拍他們的照片拿去發表，但只要能證明他是名流，就不受法律懲罰。普通人的肖像權名流不太能享受。如果你誹謗一個普通人，發表偷拍的照片，那你就準備一大筆錢去賠償吧。這看起來不公平，實際上是很公平的。

因此，我不認為批評者必須自己道德優秀，才能指責錢楊道德上的缺陷。關鍵是，批評者能不能舉出合理的實在的證據。

三，關於錢楊的“消極自由|”問題

雪慧文中沒有提到消極自由這個詞，只是說：“自由主義”的人大概只有在限制政府權力這個問題上是共同的。除此之外，思想傾向、精神特質很複雜。”不過，其他有人在錢楊的討論中提及消極自由。

我很懷疑錢楊與消極自由有什麼關係，因為，自由主義如雪慧所說，“在限制政府權力這個問題上是共同的”，但錢楊從來不在乎限制政府權力，他們說自己和他人毫無關係，只要退縮到自己的小家庭里。稱他們為自由主義者，恐怕連他們自己也會很不屑。

至於中國那些贊成“消極自由”的學者，我覺得沒什麼錯。只是有一點要問他們：你有積極自由的權利嗎？如果你爭取到了積極自由的權利，再選擇消極自由，這才是正常的。就如瑞典大選，很多人拿到選票不去參加，這是消極自由。但是，連選票都不給你，你能說自己不參加選舉是消極自由嗎？

這是我的幾點不成熟的思考，請指教。

2016/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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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肖雪慧原文：

我的看法

2016-05-29 肖雪慧 我思我在

楊絳去世，引起很多爭論。爭論免不了牽涉她早已去世的丈夫錢鍾書。我無意介入圍繞二人的爭論。但對一些帖子流露出來的獨斷和苛求有看法。

有人說，楊絳去世，網絡上一片哀鳴。我看到的好幾篇文章都稱錢、楊“成了全社會偶像”，下這種判斷的，大概把自己目力所及看到的一些評論當成整個網絡輿論。提出“全民偶像”說，像是自己樹立一個風車，然後拿風車當射擊靶。

我不喜歡這種缺乏根據的輕率判斷。但我要說的不是這。

今天在好些群看到署名“守魚”的一篇“知識分子到底有沒有原罪？”

這篇知識分子原罪說，給出一個“主流知識分子”的概念，卻不加界定，可以隨意解釋。然而，文革前誰是主流知識分子？除了奉命寫作的一幫人之外，知識分子在牛棚、監獄、在五七幹校被改造，他們主流嗎？文革後在打壓下堅持艱難恢復常識、力求誠實研究做學問的，其中不少贏得社會認同，但他們主流嗎？採取避世態度的錢楊夫婦，了解和閱讀他們的，恐怕也只能在小眾範圍……。這種不加界定、伸縮性很大的“主流知識分子”，可以雲山霧罩加諸於任何有點影響的知識分子身上，然後指其有“原罪”。這與毛視知識分子有原罪、需要改造的論調有多大差別？

在權力傾向於無限的地方，知識人要想過一種有尊嚴的、自律的生活，非常艱難，甚至要付出巨大代價。尤其當權力在整個社會製造出反智氣氛、有知識就是原罪，知識分子隨時會成為批鬥打擊對象、淪為賤民。喜歡苛責於人的不是很喜歡對人做道德判斷嗎？好，請在苛責他人之前反躬自問，先做道德反省：自己處在那樣環境下，自己怎樣選擇？如果自己做不到而苛責於人，這很道德嗎？進一步請思考：自己能做到，就有權對他人提要求嗎？

我覺得，論事，盡可以放開；論人，要慎重。錢楊作品不在我興趣範圍，很少看，但對長期處在非常時代，又並未作惡的作家、學者，我願意報以同情的理解。就錢楊夫婦來說，社會知名度高，在身後，人們有不同看法，甚至看法迥異，都正常，不同看法有交鋒，也正常。但當批評變異為道德討伐和個人攻擊，就溢出正常批評範圍了。對欣賞錢楊或為錢楊辯護的人作誅心之論，指控他們為錢楊辯護是“為自己的苟且辯護”……更不屬於正常討論。

有意思的是，苛責於人的，似乎很多都自詡自由主義者。十幾年前，中國圖書商報的肖自強先生對我作了一次以《從“主體性”到“公民社會”》為題的書面訪談，他提出的十幾個問題中，其中一個是關於中國“自由主義”的。我當時表達的隱憂，現在更強烈。我把這則問答附在下面：

肖自強：在你看來，中國當前的“自由主義”有哪些特點？存在哪些根本性缺點？如何修正？

我：這個問題是不是隱含着當下中國自由主義已成一種主流傾向的判斷？如果是的話，我以為這個判斷有誤。的確，自由主義者和反自由主義者都在使用這個術語，造成自由主義在現今中國很熱鬧的假象。但實際上自由主義在我國的處境很困難，至今夾縫求生，隨時招致打擊，這種狀況恐怕還會繼續相當長時間。我認為最重要原因在於：對個人權利的尊重是自由主義的基點。為此，自由主義反對任何力量對個人作無理限制，對極具擴張性和侵略性的政府權力尤其深具戒心，堅信只有對政府進行必要限制和有效監管，每個人的權利才有保障。僅僅這一點就很受忌恨和防範。而基於對個人自由的尊重，自由主義尊重不同的信仰和價值觀多元並存，主張寬容。這其實使自由主義有相當平和的一面。但這種本質上平和寬容的主張卻對所有試圖統一思想、信仰，試圖支配人的良知的體制和勢力構成嚴重挑戰。這也不能不遭防範。80年代以來，每次運動都以自由主義的或者有自由主義嫌疑的觀念為靶子；近些年對思想輿論界的整肅，也是主要指向自由主義的。

至於中國當前“自由主義”的特點，這不好說。因為被歸入“自由主義”的人大概只有在限制政府權力這個問題上是共同的。除此之外，思想傾向、精神特質很複雜。要說帶根本性的問題，據我看來，是一部分應該說也真誠相信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人，行文、行事中透出的獨斷，在一些應該由當事者自己作選擇的問題上有強加於人的傾向。獨斷性、強加於人其實是反自由主義的。依我看，尊重不同的信仰、價值觀，尊重每個人自己作決定的權利，反對任何形式的獨斷和強迫，對自由主義來說，甚至比在政治上主張限權、經濟上相信市場的力量更具根本性。

（註：該訪談以《從“主體性”到“公民社會”》為題發表於《中國圖書商報》2004年10月15日“書評、學術”版。我記憶中，關於自由主義這部分被刪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