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的親美，留日的反日”之反轉

馬悲鳴

上面這個題目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發生的現象。但現在這種現象已經開始反轉。留日的正在恢復老留日生的親日，留美的正在開始反思這個和中國文明拓樸翻轉國家的行事規則。

甲午戰敗後，按理應該全民，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反日情緒高漲了吧。其實不然。中國知識分子不但不反日，反而大批東渡，尋求反清。

當年留日生受日本影響，產生了大批反清憤怒青年，竟有蹈海自殺如陳天華者。不少日本浪人也來華攪局。譚嗣同周圍就有不少日本人給他出主意。戊戌變法有日人在起作用。

留日生中最著名的憤青是汪兆銘、湯爾和等人。魯迅是站在旁邊冷眼相看的，並因看了日俄戰爭電影中處決給俄軍當間諜的中國人時，日本同學的歡呼，轉而棄醫從文。曹汝霖則是相對比較持重的。在留學生召開的反清大會上，曹汝霖上台發言，主張實幹，反對暴躁。結果一名憤青留學上走上台去，當眾打了曹汝霖一記。

曹汝霖不急不惱，繼續說下去，一直說到該打人兇徒不好意思地道了歉。可惜，憤怒是一種場效應。曹汝霖能舌辯於一時，卻不能一世。剛被說服了的會場聽眾，一離開又恢復了憤怒青年的故態。

曹汝霖沒辦法，只好找些實事干。他知道中國最缺的是法制。於是他聯繫好了日本教授法律和警政的學校，從國內招募留學生進行為期兩年的速成教育。

這些沒什麼學位的警察學校和法律學校的短期留學生回到國內各省，組建了中國最初的法制體系。辛亥之後各省能迅速恢復平靜，有了最初的警察法院處理日常民事，就是這批人在起作用。曹汝霖功不可沒。

汪精衛留學回去後放炸彈，謀刺攝政王。學的是後來日本赤軍的那套恐怖主義。曹汝霖學成回國，受到兩宮召見。入民國後，因為民主了，誰都不想交皇糧，納稅成了件最頭疼的事。政府只好拿各項繳稅權抵押給外國以貸款維持局面。而日方能信任的貸款申請人就是老曹。最終馬廠誓師，討逆軍擊滅張勳復辟，也是曹汝霖親赴六國飯店貸到的款。

因為曹汝霖在日方有貸款信用，遭到大學裡愛國憤青的質疑，並最終在五四暴民運動中被政府明令解僱。從此他再也沒有涉足政界，連華北自治政府請他出山，也被他拒絕。反倒是汪精衛那批留日憤青相繼當了漢奸。其中湯爾死後，他遺下的教育督辦空缺就是由周作人填補的。

汪湯等激進派當的是最激進的漢奸。最保守的曹汝霖也在日方有信用。站旁邊看的魯迅到死都是站旁邊看。

自從中國重新開放留學以後，由於國內長年的抗日教育，最初一批留日生都是抱着深重的成見去日本的。在與日人打交道的過程中，都是先入為主地視日本為寇讎，以戰勝者自居，惹了不少麻煩。這就是“留日的反日”之由來。

相反，由於大老美有錢資助留學生。再加上美國的自由民主和人際關係對剛離開結束文革的中國留美生來說，完全是陌生的。中國人到了美國沒有戰勝國的驕傲，便一頭扎進美國爸爸的懷抱，成了徹頭徹尾的親美派。

我在讀書時，有個國內來的班幹部兼團幹部就曾把給資助的導師比做父親。唯其不信，可看8964以後逃來美國的方覺、曹長青、鄭義夫婦等民運分子寫的肉麻吹捧美國的文章，就不難看出這一點。鄭義老婆趙北明到國會圖書館，把美方資料照翻一遍，就把美國說成是中國的再造父母。而完全不考慮，那只是美方的一面之辭。沒有任何國家師出無名。納粹和日本出師也都有非常好的藉口。對於一個挨了人家打的國家的知識人，雖不必頑強堅持本國立場，但也完全沒必要站在比敵國還堅定的敵國立場來歌頌敵國對本國的入侵吧。

汪精衛、湯爾和當初都是最激烈的愛國憤青，後來都當了最堅定的漢奸。方覺、曹長青、鄭義、趙北明等當初也都是最激烈的愛國愛黨的黨團員和班幹部、團幹部。如今正是他們最愛美國，最主張打中國，而這要死多少無辜百姓，他們就不管了。

他們歌頌的美國入侵伊拉克之戰已經死了將近兩千美國兵了。每名陣亡美軍的身後，都意味着三十名伊拉克人的死。以美軍裝備之精良，戰鬥力之強，與伊拉克人之間的戰傷陣亡比大約就得1:30。

我早期也屬“留美的親美”，相信南北戰爭是“白人為了解放黑人而戰，而流血犧牲”。直到我後來參觀了戰場和石牆傑克遜的紀念碑，聽到南軍後裔的不滿之後才知道，原來歷史總是由勝利者來寫的。美國也不例外。

再加上美國直攻伊拉克戰爭的罪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存在，證明美國是靠假情報和謊言發動的這場殺人十萬，自損兩千的越境入侵戰爭。真相暴露後，美方既不道歉，也不賠償，繼續振振有辭。這和抗戰時期的日本，文革時代的中共沒什麼兩樣嘛。

我高興地看到“留日的反日”現象已經由林思雲、鄭若思等人用直接觀察的親身經歷所打破。本人也宣布，從“留美的親美”的立場後撤。

我不能和主張打中國的愛美國賊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