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如何打精神戰爭”一文中，曾經不客氣地指出：『 當前有些中國讀書人，意識到當“跟屁蟲”去全盤西化”有點此路不通（不可能通）時，又回過頭來當自己先人的“跟屁蟲”向後看，想從數千年積累下來的“陳芝麻攔穀子”堆中重新花力氣翻找，雖然美其名曰積極“復興”，實則骨子裡是想偷懶“復辟”。這樣做的結果（包括建立所謂的“東亞儒家圈”在內），不但事半功倍地要多走冤枉路，甚至有重蹈歷史覆轍的危險！』

但是根據以往交過手的經驗，知道他們很清楚僅靠那種用來打文字官司的強辯、詭辯之類小把戲，是無法跟有“新理論”和科學“認識論”理論做靠山和後台的雄辯來抗衡的。所只能下足裝“忍、難得糊塗”的功夫，自欺欺人地把自己當成“城門”，靠權力掛出“免戰牌”來把筆者的文字堵在門外，以便突顯筆者乃一不屑一顧的“唐吉科德”是也。所以趁這些人還沒有改變戰術一擁而上，想以少勝多打混仗的機會，儘可能地把一些讀書人至今還嘟嘟囔囔地、說不清道不白，只能拿出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誤人子弟的概念，嘗試在“知其所以然”的認識層次上重新加以解釋，創造一個“有比較才有鑑別”的客觀條件。以便將來為誤判“落後”的中國文化平反時，知道到底問題出在哪裡？不至於再像被他人戴上眼罩的“驢子”，只知道一個勁地拉着中國社會的大“磨”兜圈子，磨着那一堆堆古人留下的、早已經過了保鮮期的“陳芝麻爛穀子”，還以為自己在“進步”着呢！

這“王道”和“霸道”概念的正確理解和應用，就是一個重要而有代表性的典型。

可以認為，所謂的“王道”和“霸道”，其實都是供統治者選擇的統治手段或方法。只是表象上一柔一鋼，分別代表了一個完整概念（關於統治方式）的兩種可能的極端形式。前者就是所謂的“仁政”，要求統治者以一種比較柔軟的身段和手法來包裝自己的形象，用由儒家學者制定的道德規範標準來教化民眾自覺遵守為主、懲罰手段為輔的辦法，來讓被統治者認可、接受自己的統治。這可以用傳說中的黃帝和堯、舜、以及後來周文王、武王的那個年代為“王道”的代表；後者則屬於一種和仁政對立的、帶有硬性強迫意味的統治方式，以要大家都要遵守事前公布的、由法家學者幫統治者制定的法制、法律，無條件接受以這種的名義進行的管理，用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宣傳（其實無論古今中外，從來就沒有做到過），騙得被統治者的認可、接受自己的統治；兩者雖然方式手段迥異，但目的卻殊途同歸地只有一個，就是為了鞏固和維持自己或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統治，秦始皇時代就是“霸道”的代表 。其實中國人只要客觀地聯想想古今中外的許多事實表現，就不難理解，“法制”的本質上也是一種“霸道”。

如果孤立地、就事論事地來看，“王道”似乎比較容易形成和平和諧的社會，理應得到多數人的認同和支持。但是不幸的是，歷史事實證明，這兩種方式往往總是會交替出現，客觀上有點“不知好歹”的味道。怎麼會這樣的呢？

這完全是因為古代代表着中國文化的一些先賢如孔子、孟子、老子等儒（或道）家，受時代環境和物質文明（主要是資訊）條件的限制（無法更客觀地見多識廣），只能站在“只知其然“的層次上來認識和解釋事物的表象，並試圖提出解決辦法的緣故。雖然他們從來沒有像西方的達爾文那樣，主動去跟猴子攀上親戚，把自己說成是“高等動物”。卻也的確不求甚解地來認識自己，沒有分清“天性”和“人性”這兩個有原則和層次區別的概念，更認識不到兩者之間的上下互動、制約關係。反而提出什麼性善、性惡、有私、無私、克己復禮之類的“昏論”（孔子的“父子互隱（互相包庇）為直”就是一例），讓他們的學生後代讀書人，為此沒完沒了地打了幾千年的“文字官司”，到今天都結不了案。 而要是用“新理論”來認識、解釋這個問題是一點也不困難的。

其實上面對王道的肯定，是在不考慮天性影響的、靜止的理想狀態下得出的。而這種理想狀態是現實中不可能存在的“烏托邦”。上面提到歷史上“王道”在表象上成功的幾個朝代，大多都是年代久遠 ，查無實據的。所謂的歷史記載，相當一部分可能都只不過是在儒家“為尊者諱”思想指導下編出來的“善意的謊言”。就算後來有幾個具體的朝代可以勉強拉來“充數”，也只不過是因為當時在位的皇帝，本身具有的傑出才能，以及聚集在他周圍的許多優秀部屬人才或下級助手的協助，加上前朝在倒台前一定會產生的腐敗無能（否則不會被推翻）造成的社會災難、動亂，對比之下引起的“人心思定”傾向，形成客觀支持的民意，靠潛意識人性對天性的約束，比較容易創建起一個穩定、發展繁榮的時代。非要一相情願地，將其歸功於實行“王道”的結果，是很牽強附會的。

但是由於包括孔子、老子在內的“王道”的支持鼓吹者們，從來沒有搞出過一個可以從本質上正確認識、解釋所有社會現象和問題的、能夠經得起推敲檢驗的理論（所以他們的學生，才會有靠打文字官司為職業的機會）只能從表象層次上，談什麼人之“性”，“君輕民貴”“官道、民道”之類，看起來好像不錯，也符合多數民心，卻根本辦不到的“餿主意”。因為他們至死也不知道“人性”到底是什麼？所以許多中國人到今天還連“食色性”的標點符號都不會打（正確的理解應該是“食、色，性也。”，也就是說 ，前兩者都是一種不用教就會的、人的本能）。結果以訛傳訛地，把它們“三位一體”地當成了“人性”，拿來做可以“理直氣壯”地去腐化的“擋箭牌”。把是個活物就有，而且不能去除的自私、貪婪、性慾等普遍的天性，錯當成可以按他們主觀意願改變或塑造的“人性”。才使得後人誤以為前面提到過的“盛世”，是“跟屁”他們的主張，實行“王道”的結果。這種牽強附會的解釋，當然要吃事實賞給他們的耳光。因為包括皇帝和他們自己在內（以主張“食不厭精”的孔子為代表）的所有男人女人，由於自私貪婪的天性本能從中“拉皮條”，自然而然地要追求金錢物質、美女美男的享受，一旦環境條件允許，就“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地要向貪污腐敗靠攏。這種風氣“上行下效”擴散的結果，人人都想各顯神通地根據自己的條件來仿效：或做貪官污吏：或做雞當鴨（男女娼妓）；或當小偷強盜：或不擇手段傷天害理地坑蒙拐騙：甚至參加江湖黑社會 、和貪官污吏沆瀣一氣地直接欺壓、掠奪百姓；使得社會從此惡性循環地開始走下坡路。而一旦統治階層開始腐敗，就必然地造成政府無能，就要受到異族、鄰國的騷擾欺負，整個社會就逐漸又變成亂世。為下一次改朝換代創造了條件。

可惜後來的那些“王道”鼓吹者們，面對社會現實，卻不知道帶頭檢討那種理論的先天性缺失，以及自己不能以身作則的“師之惰”。除了文過飾非地發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不痛不癢哀嘆之外，完全束手無策。最後只好被迫以類似西方的“兩黨制”（可以與時俱進地“跟屁”一下，改稱他們為“儒（家）黨”、“法（家）黨”）那樣，灰溜溜地讓位於從秦始皇年代就開始的競爭對手（法家），讓後者以皇帝 的權力為靠山，重新打起“法治”的旗號，自己則又淪為以指出他人的錯誤來證明自己正確的“在野黨“，再一次把“東山再起”的希望，重新寄託於在台上的對手的失敗、而不是自己的勵精圖治“浴火重生”，沒出息到了極點。而中國歷史，也就在忽而“獨尊儒（家）”，忽而“獨尊法（家）”。讓這兩“黨”代表的理念 ，輪流上台開“一言堂”（誰當掌柜都一樣）的執政中反覆！

不幸的是，由於儒、法這兩大“黨”（其它小黨理念更不值一提）所鼓吹的理論，都是在表象層次上認識人類和社會的結果，因此提出的所有治國的“菜譜”，都只能“烹飪”出雖然味道各有不同，卻同樣難以天天下咽的“小菜”。時間一長後實在受不了，社會大眾只能靠忘卻的本能，重新把那個跟現在的這位同樣蹩腳，一點也不更高明的“廚師”，再請回來重新主理，或王道或霸道地折騰，結果可想而知！

那麼，難道我們除了只能由兩個“爛廚師”來輪流主理外，就沒有別的選擇了嗎？當然不是。

首先，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無論“王道”的仁政或“霸道”的法治，都是為代表某一個集團利益的統治者 （無論是代表無產階級多數還是資產階級少數，都一樣），來“出謀劃策”所提供的選擇方案。現在帶着理應是社會真正主人的民眾，來討論“哪個統治方案好”，等於已經落入被設計好的陷阱或圈套，在理論和事實上都承認了自己的“被統治者”地位，和“被人賣了還在幫人數錢”一樣，真是荒唐而豈有此理 ，註定永無出頭之日（西方也不例外）！

這本來也就是古代那些“先賢”們的苦心或本意。因為他們的確不知道、也不敢想什麼“民主”（認為那是“犯上”的大逆不道）。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先主動犧牲掉跟皇帝之類的統治者毫無區別的其他社會人的“人權”，讓他們降格成低一等的“子民”，納入“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道德規範。然後再以利害關係的得失，來勸說已經占了便宜的統治者，勸像對自己的孩子那樣，要用愛心、善心去實行王道、仁政。證明他們也完全不知道那個早就客觀存在於人類社會的民主事實。結果被西方“正打歪着”地搶先提出來一個所謂i“民主”的概念（接下來卻將其引向“選舉”的歧途）。所以從這樣的表象上，說中國文化“落後”也是有“道理”的 ，終於讓西方（以美國為代表）以為“民主”是他們發明的“專利”。拿到全世界，打着“人權、法制”的旗號（其實本質上跟法家的主張一樣）以肉體戰爭的武力“霸道”，向全世界推銷，並趁機收取“專利保護費”。要是在這樣的本質層次上，來認識和解釋他們今天在全世界的所作所為， 就不會有任何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

其次，如果用“新理論”和科學“認識論”提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看，無論“王道和霸道”，都是討論關於統治者如何實行有效統治的“方法論”，從技術層面來看並沒有錯。而真正的問題是出在用錯了統治對象和場合，把“天子們”統治地球的方法，被一部分人錯用到了自己同類頭上的緣故（詳細闡述，請參閱拙文論“精神戰爭” ），這也是和任何顯性或隱性民主概念格格不入的，是“新理論”根本不承認當前西方有 真正“民主”的必要、充分的理由和根據。

但是，如果把人類整體，根據科學分類學的特殊性邏輯原則，從要和其它那些“高等動物”平起平坐的層次，撥亂反正地提升到（整體）要統治地球（事實就是如此）的“天子”層次再來看，一切就都“順理成章”了。

比如“王道”就是提倡對地球生態實行“仁政”：要愛民如子（善待自然界的所有生物）；為民間創造休養生息的條件，藏富於民（保護自然環境的自我恢復能力）；儘量不擾民（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帶頭實行節儉，決不暴殄天物（過度消耗不可再生的資源）；不橫徵暴斂，體恤眾生疾苦（保護野生動物）：……等。總之，王道就是要“天子們”在享受物質文明的“榮華富貴”同時，不忘儘量為自己和下一代要接班的“天子們”創建一個雄厚的 王朝基業和可持續發展的條件，以保證人類能夠永遠“坐穩江山”不易主。

而霸道則對應於昏君、暴君們的所作所為。他們只知道在自己的“紫禁城（社會）”裡面，一味尋歡作樂，沉溺於歌舞昇平的淫亂生活中，不思進取，恣意揮霍國庫錢財（自然資源），為了取得“愛妃（商業動機）”歡心，濫殺無辜（野生動物），視生命如兒戲。人為製造對水或大氣環境的污染（相當於皇帝以不當行為，陷自己的全體子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對 民間（自然界）疾苦不聞不問，只知橫徵暴斂、索取無度，陷眾生（子民）於自生自滅的水深火熱之中（生態環境惡化，物種滅絕速度加快），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要代行“天”的權力，來改造基因，其後果（ 如SARS、愛滋病、禽流感等）只要看看中國歷代所有昏君、暴君的下場就知道了。

既然“王道”或“霸道”都不能用到自己身上，那人類如何管理自己的社會呢？難道要向西方社會理論指出的那樣，在自己的“紫禁城”里實行“叢林法則”嗎？這當然是天大的笑話（他們的整體水平，就和古時中國那個在饑荒時要百姓去“吃肉糜”的昏君差不多）！那又應該怎麼辦呢？當然不用“杞人憂天”。因為我們完全可以運用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提供的聯想、思辨能力（但千萬不能靠先人在只知其然的層次上留下的“餿主意”），從西方社會並非一無是處（雖然絕對弊大於利）的實踐中，獲得可以超越自己過去的啟發。那就是：

對人類自己內部，唯一的整合方法，就是堅持相互尊重以“平等、尊嚴和精神自由”為代表的人權（不是聯合國那個什麼“人權宣言”之類的“假冒偽劣品”），宣布在自己內部永遠徹底放棄動物般原始野蠻和恐怖的”肉體戰爭”，堅持依靠“精神戰爭處理國家、民族之間（都屬於“紫禁城”裡面發生的）問題的真正“人道”！

其實當年孔夫子就有一句名言“必也正名乎”，並由此引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結論。沒想到兩千多年過去，今天才派上用場。要是我們拿這段話來認識和解釋人類社會出現的問題，實在是再準確不過的了。因為事實上被我們當作圭臬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就從來沒有像他們自然科學領域的同事那樣，以認真負責、反覆驗證的嚴謹科學態度，來為自己提出的、諸如“民主”“自由”“人權”之類的重要概念正過名，只知道以在物質文明發展中搶得的先機，利用由此獲得的實力來行“指鹿為馬”的霸道，在說不出道理時，就像暴君一樣地，用武力強迫他人接受他們絕對錯誤的理念。這只要用上面提出來的觀點，和他們今天還在堅持鼓吹的東西對比一下就知道了。以為這種理論可以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災難和困難，就像以為用“天園地方”的觀念，就可以從事“宇宙航行探測事業”一樣的荒唐！

這本來應該是由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中國人對世界當仁不讓的責任和義務、和讓自己走出困境的契機。可惜這種先人為我們積累的文化財富，已經豐富到像台灣人說的“淹腳目”（當然他們指的是錢而不是精神）可以放手揮霍的地步，又應了“富不過三代”的箴言。只知道把這種“財富”用在玩琴棋書畫、談論風花雪月的文字遊戲，或沉溺於打文字官司，在“窩裡鬥”中消耗殆盡 。到了今天，居然連辨別筆者文字是非對錯的表態能力都沒有。對筆者的公開挑戰一味裝聾作啞、置若罔聞地，故意當作根本不存在。卻物極必反地又以為自己一無所有，要去當先人或西方的“跟屁蟲”。拿已經被事實宣布“破產”的所謂“民主”“言論自由”來埋怨自己的政府，陷其於進退兩難的處境。最後的損失，肯定還得由大多數無法“乘桴浮於海（跑到外國去）”的中國人來“買單”！

記得筆者在美國花12年時間，要挑戰西方錯誤的社會理論不果時，在回國前發表的一篇題目為“別了，美國！”（已經公開發表在當時的博訊新聞網上）的文字中，直接指美國是除了錢以外、一無所有的“精神窮光蛋”，一個不敢接受挑戰、打精神戰爭的“膽小鬼”。至今非但沒有改變、收回這個結論的意思，反而積累了更多的事實，證明是他們（而不是什麼“恐怖份子”）在錯誤的社會理論教唆下，為了經濟目的私利，把全世界帶入戰爭和災難的深淵！

但是筆者現在無意要咬住不放地一味譴責他們，這有違“教不嚴，師之惰”的古訓，應該首先檢討自己配不配“為人師表”的問題。

但是要特別強調那篇文章中另外的一段文字：『也許可以作一個大膽的預言，這種絕對源自於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甚至首先以中國文字表達出來的新理論 （指新人類社會學），將象古代中國的“四大發明”一樣—在東方開花、西方結果。在一個更高的認識層次上，向人類明確提示他們應該做的，是合作而不是競爭。』這也是完全符合“窮則思變”的辯證規律的。和那種只知道捧着文化金飯碗去要可樂、漢堡的破落戶紈絝子弟相比，真正精神上“一窮二白”（要不怎麼會把一個嚷嚷“上帝已死（其實上帝就從來沒有活過，當然也不會死）”，最後自己也自殺的瘋子，推崇為“偉大的哲學家”呢？）的“窮光蛋”，也許會更有突破舊觀念、接受新思維的動力和能力。所以現在要嘗試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人呼籲：

歡迎一部分想“先富起來”的精神“窮光蛋”們，勇敢地站出來跟筆者學會打一場“精神戰爭”，搞清楚要在自己同類間只能實行真正的“人道”的道理。然後帶頭和全世界的“天子們”，主動批判、放棄絕對不可行（必遭“天譴”或者說大自然的懲罰）的“霸道”方式，一起擔負起以王道、仁政來統治地球的大任！

（其它相關文字，請瀏覽網站《新里程碑》，從同名文字的鏈接中查閱。http://www.newmilestone.0rg/05/czl50424.html)